家书中的百年史（光边签名钤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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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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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功秦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134244
出版时间2024-09
版次1
印刷时间2024-09
印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284页
字数220千字
定价69元
上书时间202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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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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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家书中的百年史（光边签名钤印版）
作者：萧功秦
责编：李鑫
定价：69.00元
字数：220千字
页码：284
印张：8.875
开本：32
装帧：精装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ISBN：9787203134244
中图分类号·CIP第四项：Ⅳ. ①I251
主题词·CIP第三项： Ⅲ.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分类：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回忆录
【编辑推荐】
一、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近代中国的历史借由家书这一传统形式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段普通家族的百年沧桑史，从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大历史的变迁。
二、从一滴水看到整个太阳，从一粒沙看到整个宇宙，从一个家族的历史看到二十世纪大历史的缩影。
三、 一部非常精彩的回忆录。
父亲，作为胡宗南的爱将，“三个亲信之一”，却在成都选择起义。
胞兄，作为梁思成的学生，却献身敦煌十五年。
堂哥，本已得到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邀请信，却选择从台湾飞回大陆，命运由此改变。
一个时代，一个家族，一群人，曾经的历史跃然纸上。
四、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时代大潮中的一个家族，恰恰是百年中国的缩影。萧功秦先生用尘封的家书勾勒亲友的命运，描述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群像，展现中国百年沧桑史。
【内容简介】
《家书中的百年史》是中国著名历史学者萧功秦先生的回忆录。萧氏家族是湖南衡阳的大族。萧氏族人在近现代的发展变迁，恰恰是中国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缩影。所以，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近代中国的历史借由家书这一传统形式被真实地记录下来。作者萧功秦以家书为切入点，披露了自己家族隐秘多年、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写下了部分亲友的人生际遇，由此可见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命运图景、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群像。
【作者简介】
萧功秦（1946—），湖南衡阳市人。著名历史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第一辑
家书中的百年史 003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小学生活的回忆 052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
——从工厂到大学 061
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 082
我的思想历程
——从启蒙思潮到新权威主义 093
做变革时代的思想者
——萧功秦治学访谈录 107
第二辑
追忆吾师韩儒林先生 149
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
——悼念挚友陈文乔 156
一个离科学圣殿由近渐远的人
——回忆我的堂哥萧功伟 164
学者与侠士
——回忆哥哥萧默 169
敦煌往事 175
林毓生的真性情 180
我们时代最需要本土思想家
——读李泽厚的谈话录 187
第三辑
历史随感录 195
战争片中的诗意与民族性格
——我的思想手记 220
山西访古纪行 231
第四辑
生活随感录 241
【序言】
增订版自序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写的回忆录与思想随笔的合集。首篇 《家书中的百年史》 是我的家史回忆，也用来作为全书的书名。我们家是受左翼思潮影响很深的湖南衡阳士绅之家，家族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价值观，当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写起了家史来，就有了新的感觉。
其中，我的父亲是家史中的主线，他是黄埔六期生，国民党将军，在成都起义后不久，就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从朝鲜战场上写回来的家信，反映出左翼理想主义对 20 世纪中国人的强大魅力。理解这种理想主义，应该是 21 世纪中国人走向成熟理性的起点。
本书初版以后，我偶然发现了多年前出版的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刊载了父亲的 《成都起义实录》。这份 《实录》 是父亲在起义两个月以后，花三天时间，直抒胸襟，一气呵成的，内容生动而珍贵。父亲在起义前的思想状态，起义时面临的矛盾——鲁军长为了自保准备对父亲以军法论处，生死关头的紧张与机敏应对，当时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们各自的精神状态，都在父亲笔端自然流出。我把这些内容都补充到增订版中，这样全文的内容就更加鲜活、丰满了。
第一辑收入的几篇文章，都是自己生长与治学经历的回忆。
“文革”时期，我是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的装配工人，由于历史的机缘，有幸成了南京大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在这些文章里，我回忆了我如何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 ；如何在工厂苦读中获得自得之乐；如何在进入大学后，从激烈的传统文化批判者，变为务实的、以批判左与右的浪漫主义为己任的历史学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一个中道理性主义者。这些文字涉及我的小学生活、中学时代、工厂十二年生活、研究生时期的学术追求，以及在上海任教以来几十年的学术思想历程，合在一起，相当于散论式的学术自传了。
我希望，我的治学与思想经历，能给青年朋友提供一些治学上与思想上的参照与启示。我希望这些文字，能让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与追求。如果我们能超越世俗，在精神自由，完全可以获得一种更充实、更有意义的生活。
第二辑是对几位师友与亲人的回忆。
一位是我在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韩儒林先生，正是他的宽容，让我能在自由思考中没有丧失自我，而是保持并发挥了自己的学术特长。我在文章里说，“我并不是他最满意的学生，但却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这是发自内心的话。我实践着自己的诺言：要像他当年对待我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尊重他们的学术个性。
另一位恩师是南开大学的郑天挺教授，他曾经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与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同样是我命运的改变者，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1978 年，南开大学研究生笔试临考以前，白发苍苍的他，拄着拐杖，特地进入南开大学研究生招考的现场，用眼光无声地勉励我。后来，我因阅卷人的差错，总分被少算了 50分，从而失去了在南开大学读研的机会，他特地给我来信，勉励我，并对我说，需要什么参考书，他都可以寄给我。关于他的回忆，记述在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 一文中。
一位是林毓生先生。 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认识美籍学者林毓生的青年学子之一，正是我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聆听他的多次讲学，受到他思想的启示，让我对什么是激进反传统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对以现实关怀为基础的思想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从此走上了自己独立治学之路。一个时代流行的思想与观念，对于这个时代人们历史选择的影响，始终是我主要的学术关注点与兴趣所在。这一点特别受惠于林先生。
一位是我四十年的挚友，已故的留美博士陈文乔，他是我当年同厂同宿舍的好朋友。他是清代大儒陈沆的后代，出身于士绅与贵族世家。可以说，这样的人在当今已经很少了，他在精神情趣上，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我们生活中的“最后贵族”。
一位是我的堂兄萧功伟。他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的科学家，经历千辛万苦，放弃已经获得的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入学通知，久经磨难从台湾回到大陆平反后，这个悲剧人物却患上了精神病症。这位老交大人的人生悲剧，也是极“左”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只不过在他身上体现得更为典型。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离科学殿堂那么近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离他的理想渐行渐远，如流星一般消失。
一位是我的二哥萧默 （功汉），他是清华的高材生，也是梁思成的弟子，当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用自己卖血的钱，为我购了一套十六册的 《安徒生童话集》，并在六一儿童节时寄给了我。我至今不会忘记，收到他的礼物时，我喜悦的心情。他在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古建筑十多年。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从小产生了对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但是一个学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侠士”。
我平时很少写回忆文字，我情不自禁地动笔去写这些逝去的亲友，是因为他们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当我把这些二十多年来陆续写成的文字集合起来时，我这才发现，这些人既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也是我们社会真正的秀异人士。我们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苦难时代，并迎来了共和国的大变革。在他们身上，有着一些共同的东西，例如，他们习惯于在人生苦难中执着地追求真善美，有着在“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达观与执着。
处于“文革”到改革的过渡时代，我能在生活中遇到他们，也是我的幸运。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远离我，走进了天国。写下他们，既是对他们的纪念，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份精神记录。
在第三辑中，收入了我的思想日记中记录下来的一些思想片断。多年来，我有每天记思想日记的习惯，我摘选了这些日记中一些有关历史研究的随感。例如，史学家为什么大器晚成，历史学家与孤独感，历史学为什么具有独特的知识魅力；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自私”如何在客观上推进了战争的胜利，并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一些杰出历史人物的人生哲学，对于我们当代人有什么启示；从二战战争片中，如何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与民族性格，等等。这涉及诸多方面的思想片断与随感录，都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场景中油然而生的对历史的思考。
在第四辑中，则收入了我在日常生活中有关人生哲学的随想，对读书、治学，对文学、美术、音乐的一些感想。
最后，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我的人生哲学。回想起来，我的思想受西方人文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与浪漫主义、儒家思想文化的多重影响。从小我生活在上海虹口区，在这个曾经产生白莽的小阁楼文化的地方，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我本人也受惠于此。中国南方地区，确实有着一种不同于北方胡同文化与大院文化的另一种人文传统，它确实也是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多元文化资源之一。
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学生说，我更像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不是个人自由至上的那种人。这一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20世纪 80年代初期，有朋友推荐我看米兰·昆德拉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许多人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我却并无感觉，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大概不属于那种现代意义上以个性自由为人生追求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儒家式的知识人。
我所理解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境界是，超越功利，执着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君子之交淡如水，以仁为己任，为仁由己，具有甘于清贫、贵在自得之乐的君子性格。其最高的境界是，用出世精神，去做自己认为有利于社会与民族的入世事业。
在我看来，虽然我们早已远离了儒家时代，而我的这些亲友与师长都仍然具有儒家的人文气质，儒家文化其实也渗透于我们的无意识之中。儒家人生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儒者总是通过内在的精神资源，去克服外在的压力与恶势力，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自由。当我们总是在追求一个好的目标时，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丰富，很充实，很快乐，也很有意义。由此，我们就会摆脱个人生命的渺小。儒家要启迪我们的，就是要进入这样一个境界。
大体上，我可以这样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追求。
—— 作为知识人，我的人生追求可以概括为三个词：“ 好奇心，陶醉感，思想力。”爱因斯坦说过，“每个人都有知识好奇心，当一个人在饱经沧桑之后，仍然保留着这种纯粹的知识好奇心，他就会成为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
知识的好奇心在于，世上有那么多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人生那么奇妙。当你运用自己的心智，运用自己的知识资源，对生活世界作出自己的独立解释时，由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进入了一种陶醉感的状态。这是一种比好奇心更高的境界。当你的知识改变环境，改善社会，作出贡献时，这种知识的陶醉感，就会进一步上升为思想力。所谓思想力，就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类自身环境的力量。
多少年来，我认为，对知识的好奇心，在纯粹求知中获得的陶醉感，以及由此积累而形成的用来认识与解释生活世界的思想力，这是读书人的人生三宝，也是知识分子的三重境界，是我们在世俗生活中获得精神上自得之乐的关键因素。
—— 仅仅知识上的自得之乐，只可以保持困苦环境中的学习动力，但仍然不能完全保证自我内心的充实与幸福。个体的生命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他还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支点，一条能与外在的源头连接起来的通道，否则他的内心资源也会像古井水一样渐渐枯竭，这样的人也很难避免内心的空虚。当你把这种对知识的超功利追求，与一个社会理想目标的追求结合起来，那就有了双重的抗衡生活无意义感的力量。
这种思想观念其实来源于儒家，在儒家看来，外在的“道”与内在的“性”（良知） 是合而为一的，这种天人合一，正是个人短暂渺小的生命避免虚无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儒家人文精神的关键。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过中国如何从灾难中重生，并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我们经历过民族的苦难与复兴，做出过自己的牺牲或努力。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并非无关紧要，你的反思，你的参与，就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这是一种很强的，难以摆脱的责任感，这就会让你的生命变得充实。
——这种以责任感为中心的乐观主义，会不断地转化为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动力。一个人会由于不停地努力行动，从而改变事物变化的原本轨迹。这也就是儒家的事功精神吧。
乐天知命，为仁由己，己欲仁，斯仁至矣，达观而执着于自己体认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一种儒家式的对先人、对后代的纵向责任，把外在的天道与内心的良知看作统一体，这种天人合一观，与现代个人主义完全不同。它恰恰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
人生一世，要保持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始终有一种在追求知识与真善美过程的自乐之乐，这也是儒家文明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有一次，与美国老朋友墨子刻 （Metzger） 教授谈了好几个小时，临分手时，我对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老朋友说，我还希望自己能再活二百年。我说我的藏书中还有一万本没有来得及读，即使每周读一本，至少还要花我二百年的时间。他笑着说：“你会的。”
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我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使现在的有限生命过得更充实。
（作者自序写于 2014年 6月，2024年 5月增补修改。）
【试读章节】
我的父亲：走向国民党军人之路
下面就要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与伯父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埔六期毕业的，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年底，他与军长鲁崇义一起，率所部三十军在成都起义，并参加了解放军。在历史节骨眼上的这一大转变，使我们家逃脱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命运，一变而为革命军人家属。小时候，我回到衡阳家中过春节，还看到门口有“光荣人家”的红纸。1952 年冬，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到衡阳探亲时，穿着黄呢制服，身边还带着一位解放军警卫员。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双重身份的家庭。
我 1946 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称为秦，我是萧家的功字辈，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时正值他在西安胡宗南总部。我两岁多时，他在石家庄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军的参谋长，从石家庄战役中逃出来以后，又改任三十军参谋长。当我三岁多时，他在成都起义，其他军官起义后不久就解甲归田，而他却由于有军事指挥业务上的专长，被编入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再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此后就在重庆郊外的青木关部队幼儿园生活。1953年，我七岁时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逝世，那时我只有八岁。此后，我就在姑母抚育下长大成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家不少人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政治上的异己家庭，但为什么家族的亲共历史并没有影响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升迁？我想，一定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粗放，它比较看重个人的能力，不太关注家庭背景与成分。
其实父亲走上国民党军人之路，也是命运的偶然。父亲从小痴迷于科学救国，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师。他从衡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命运转折也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马日事变发生后，家中遭大难，开明书局被迫关闭，伯父被捕，被关进死牢，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读交通大学做工程师的美梦被打碎了。失学之后，他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他去投考并被录取。
据伯父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工程师。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总是能得到上峰赏识，又是黄埔嫡系，抗战中期，三十四岁就当上了将军，但他总是以没有实现当工程师的愿望而抱憾。伯父告诉我，多年以来，父亲行军时，简单的行装里总还要带上一些化学烧瓶之类的东西，一有空闲，就会自己做化学实验。他逝世后，从南京军事学院寄回来的遗物不多，而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化学笔记本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凡萧姓家族中读工科的年轻大学生，有经济困难的，他都会去资助，即使我们家的经济常常陷入困境，也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父与伯母来上海避难，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亲时，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说明父亲的乐善好施，她总会用很浓重的衡阳话说，“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锋”。一位生活在四川崇庆 （现为崇州市） 的远亲，当年就是由于得到父亲接济，读完大学建筑系后成为路桥工程师的。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恩人。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兄弟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总希望通过帮助我们，来报答当年父亲接济他读完大学之恩。
其实，当年父亲之所以这样乐于助人，用伯父的话来说，或许还是为了在萧族子弟身上，了却自己当不了化学工程师的心愿。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后来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 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最终由于一念之差而没去延安，后来进了军统，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起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所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嫡系精英中的一员。20世纪 30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七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的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 《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 1935 年 6 月 《何梅协定》 签署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父亲任清华大学军事教官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 1939 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年任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 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里面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三个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都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儿，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
我父亲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胡宗南为什么赏识我父亲。过去读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要派地下工作者潜伏到胡身边并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这三条是完全出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三个条件居然是，一是必须是小康家庭出身的 （家境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须左一点 （要有对底层的同情心），三是长得要英俊帅气一些。熊向晖就是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被选中，后来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这三条他都具备。
由我父亲这样的人来谈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过，父亲健在时，我还处于孩提时代，什么也不懂。现在我非常希望听听他对胡宗南的看法，但已经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晖先生，我父亲与他都在胡宗南身边，朝夕相处，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经于2005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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