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文献 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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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仅1件
作者吴伯雄 点校
出版社广陵书社
ISBN9787555406563
出版时间2016-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3980元
上书时间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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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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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阳文献》八十八卷,包括文选十三卷,列传七十五卷,基本上汇集了自梁陈至明代中叶莆籍文学作品精华及文化精英传记。编撰者郑岳(一四六八—一五三九),莆田人,生平事迹见同郡柯维骐所作《郑山斋公传》以及清人张廷玉《明史·郑岳传》,着有《山斋文集》二十四卷。关于本书书名,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作『《莆阳文献》十三卷、《列传》七十五卷』,是以一书为二;其后鹭江出版社《闽刻珍本丛刊》第二十三册所收该书,亦题为『《莆阳文献》十三卷、《列传》七十五卷』。考《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故也』,朱子《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是文指文本典籍,献指先贤才俊,故本书《莆阳文献》中『文献』一词,宝已包括前半部分之文选及后半部分之传记。今人郑宝谦所编《福建省旧方志综录》著录此书书名,即曰『文十三(卷)+献(列传)七十四』,可谓卓识。参稽本书卷首所附诸人序文,于本书书名,皆仅及『文献』一词,而丝毫不提列传,亦可知本书应名《莆阳文献》,而『列传』二字,实为蛇足。据黄起龙《重刻莆阳文献后序》云:『自国初百五十年,则郑山斋公修《文献》时矣。再五十年,则柯希斋公续《文献》时矣。再四十余年,则今日矣。』所言『今日』,即万暦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往上倒推九十余年,可知《莆阳文献》约初刻于一五二○年,问世四十多年,不幸遭遇倭变(一五六二),书版毁于兵燹。所幸黄起龙家尚存一部,『思历代人文之盛,惧郑公手泽之湮』,遂于万暦四十四年据此仅存之书,重新刊刻,以广流传。今即据此本加以点校。
此书多为辑录前代文献而成,惟古人抄书,往往多凭己意增删,一一出校勘记,势不可能,亦无必要,故仅在抄录有误致文义不通时,方据他书加以校勘。又原书刻本岁久失修,文字多有漫漶,尤其夹注之小字,多难辨认。兹据文中所引各书,予以他校,尽量补出。至于实在无法辨认又无其他类似文献可以校正者,只好付之阙如,以方框标出,用存其原貌。读者若能因史之阙文,有以拾遣补阙,则又此书之幸也。原书刻本曾收入《绩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闽刻珍本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大型丛书,向无单行之本,今将原刻本影印,附于点校本之后,以便读者参考研究。
序
二十多年前, 撰着《福建文学发展史》, 接触较多莆田( 含仙游) 文献, 惊叹莆田文献的博大深远。福建第一位有作品传世的诗人郑露,梁、陈间莆田南湖人。唐代第一位有文集传世的作家欧阳詹,成进士之前在广化寺苦读十年,深受莆田文气溉泽熏育。晚唐五代律赋三大家王棨、黄滔、徐夤,黄、徐为莆田人, 王棨则为仙游临县福唐( 福清) 人。宋代是福建文学辉煌的时期, 柳永、张元干、刘克庄都是这个朝代成绩卓著的大词人。但是柳永( 崇安人) 除了词, 他作寥寥; 张元干( 永福人) 词以外的作品, 数量不多也没有太大影响。而莆人刘克庄则有《后村大全集》传世, 其诗自成一家,《后村词话》则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讲宋诗, 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位莆田人蔡襄,《四库》馆臣曾说其诗仅次于苏、黄, 亦是宋诗中一大家。以上仅就文学方面而言之, 如果讲到宋代的史学, 人们自然要提到莆田人郑樵的《通志》。读莆田作家别集, 常为莆人的气节所感动。明武宗欲南巡, 莆田人武选郎中黄巩( 一四八○ —
一五二二)等上疏劝阻,武宗大怒,巩遭廷杖,削职为民。另一位莆田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一四八七—一五六○)也参与劝阻,却未加罪,别人以为侥幸,而他却深以为耻,上书武宗曰:『兵部武选清吏司郎中黄巩等六人同下诏狱,及将吏部等衙门官员俯伏待罪阙下,独如臣等不及,臣等窃实耻之。职虽各有所司,然食禄均有国忧。众皆越职触罪,危言敢谏,臣等何人,不能一言以效死耶?』他不仅主动请求处罚,而且针对朝廷的言路发了一通意见:『臣谓陛下宜赏进言者,而罪不言者。盖进言者,忠君爱国,奋不顾身者也。言者虽出位,纵不赏,犹当宥之。不言者虽不罪,实当罢之,而邪正分而赏罚明,而国家定矣。』(《待罪上言》,见《莆阳文献》卷十三)上书的结果可想而知,林大辂下锦衣卫,被
贬到偏远的宜陵。闽县人郑善夫作《送林以乘谪夷陵》二首,其二有句云:『水部青云志,忧君双泪流。』忧君即是忧国,令人感叹嘘唏。嘉靖四年(一五二五),也就是武宗驾崩不久,莆田人郑岳(一四六八—一五三九)所编的《莆阳文献》收录了林大辂此文,当时大辂尚在世。岳,字汝华,号山斋,南湖先生郑露后人,弘治六年(一四九三)
进士,为户部主事,历江西巡抚,官至兵部侍郎,以忤大珰弟侄,又以议礼忤旨,夺俸,家居十五年,卒。着有《山斋集》等。《莆阳文献》编辑缘起,主要有二端。其一,莆阳文献,起于隋,兴于唐,盛于宋,历代既久,遗文散落,故应搜掇而会椊之,以备一郡之典籍。其二,人物传记,《名公事述》与郡志、县志,时有互岐,亟待细核。郑岳所编《莆阳文献》,约刻于公元一五二○年左右(据黄起龙《重刻莆阳文献后序》推算),包括诗文十三卷及列传七十四卷。诗文文体区分为赋、诗、杂文;诗又分为古、律各体,文则区隔为序、记、铭、赞、题跋、奏疏等。列传主要根据同郡人周瑛、黄仲昭所编《弘治兴化府志》中《人物志》部分,辑录莆田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两相比对,郑书多直录《府志》原文)嘉靖壬戌(一五六二),原书底板遭倭变尽毁,黄起龙——亦莆人,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进士——幸存一部,惧其失传,乃据以重刻。重刻本修正了原书的一些鲁鱼豕亥之误,并附入柯维骐所作郑岳传记一篇(《郑山斋公传》),此即后来通行之万历重刻本。万历本卷首有嘉靖三年( 一五二四) 林俊原序、嘉靖四年( 一五二五) 郑岳原序和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凤山九十一樵人原湖侯清《重刻莆阳文献序》、黄起龙《重刻莆阳文献后序》。诸序之后
有《凡例》,交代编辑、校雠本书之原则。关于选文标准,郑岳之序有曰:『文以载道也。文不本于道,艺焉尔矣。』应该说,郑岳的这种见解,代表了传统士大夫的共同价值取向。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衙前木坊制二匾,书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也许是『莆阳文献』与『海滨邹鲁』,平仄失对。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时任知县孙继有将其改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平仄和谐了,但『海滨邹鲁』深厚的文化内涵却消失了。四川阆中人陈尧佐(九六三—一○四四)《送王生及第归潮阳》诗『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海边邹鲁』四字,原是对潮阳(今广东潮汕)的褒赞,莆田县令徐执策移之以赞誉莆田,也十分合适。福建沿海不少县市,都自称自己是海滨邹鲁,但不知这些县市的历史根据何在?以我有限的阅历,莆田明朝嘉靖就
有这个说法。至于『文献名邦』,在福建似乎是莆郡的『专利』,未见他地与莆竞争。莆郡仅拥有莆、仙两县,人口也远非福、漳、泉可比,而宋明两代的进士人数远远超过漳州,且不逊色于泉州与福州,著作的数量与质量,『文献名邦』四字,当之无愧。如果细细究其来历,郑岳的《莆阳文献》的『文献』
二字,也是重要的根据。莆田人编辑文献,由来已久,唐末莆人黄滔辑有《泉山秀句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第一部福建人所辑的文献汇编(已佚)。黄璞所著《闽川名士传》[一],则是第一部闽人的传记集。晚明,闽人编辑区域性的地方文献和撰写当地的名人传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晋江人何烱(一五○六—?),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进士,编选《清源文献》;闽县人邓原岳(一五五五—一六○四),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进士,编选《闽中正声》;闽县人徐熥(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举人,编选《晋安风雅》;龙溪人张燮(一五七三—一六四○),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举人,编选《清漳韵苑》(似未竣);曹学佺(一五七四—一六四六),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进士,编选《闽集》(收入《石仓十二代诗选》);陈鸣鹤,怀安县(今福州)人,与徐熥兄弟、谢肇淛攻声律,有《东越文苑传》。明代闽人编辑地方文献,追源溯流,郑岳《莆阳文献》或为肇始。二三十年来,我指导过的硕博士论文,部分关涉到莆阳历史人物和文献,如徐夤、宋珏、黄仲昭、校记:
[一]黄璞,侯官(今福州)籍,迁居莆田。《闽川名士传》一书已佚,辑本见陈庆元《〈闽川名士传〉辑考》(国家图书馆《文献》,二○○三年第一期。)。
《莆风清籁集》等, 限于条件, 均未成书出版。我自己也曾点校过《蔡襄全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每次到莆田讲学,不论讲何题目,我总是倡导整理莆田文献。我甚至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既然莆田是文献名邦,莆田市属大学不妨办个文献专业,而且把这个专业当作学校的特色专业加以建设,文献名邦办文献特色专业,名正言顺,谁曰不然?我还想起嘉靖间徐知县那两个匾,如果重新制作『海滨邹鲁』『文献名邦』新匾,悬挂在图书馆大楼前,也许会成为莆田的一道风景。当然,图书馆内还应藏有尽可能完善的莆阳文献及其整理本。吴伯雄博士,亦莆人,热爱乡邦文献。一日,出《莆阳文献》标校稿问序,曰:『即付梓。』吾欣然喜,文献名邦有后继者矣。伯雄受业于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王先生亲口对我说过,他喜欢莆籍学生,莆籍学生勤奋。伯雄为『八○后』,年正富,推动莆田文献建设,与有责焉!窃以为伯雄不妨联络有志于文献的莆友或喜爱莆田文献的其他朋友,一道努力,重振文献名邦雄风。我于伯雄有厚望焉!
陈庆元
二○一六年八月十三日夜于金门县农试所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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