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印度驻华大使K.M.潘尼迦旧藏，作者B.R Chatterji签赠 The last hundred years in the far east partⅡ China(1839-1951) 中东最后一百年 第二部分 中国(1839-1951)年
书内有地图 孙中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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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iran Raj Chatterji
签名者Biran Raj Chatterji
出版社jai prakash nath
出版时间1952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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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山水相连，是亚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20世纪40年代末，两国历经各自的长期斗争相继获得独立与解放。相似的历史背景，使两国走到了一起，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K.M.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为首任印度驻华大使。在中印71年的外交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图片
图为潘尼迦于1950年5 月20 日毛泽东呈递国书
K.M.潘尼迦，出生于英属印度西南部 Travancore土邦。早年在牛津接受教育，在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攻读律师资格。之后返回印度。回印度后，他先后在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任教。1925年，他重新回到新闻业，在《印度斯坦时报》任编辑。
他的政治家生涯缘起于为印度王子做私人秘书。1944年至1947年期间，他先后做了帕蒂亚拉和比卡尔内的外交事务大臣。
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潘尼迦是印度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蒋介石逃往广州前通知各国使节撤往广州时，印度大使潘尼迦拒绝撤走。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随后，在中印两国正式建交后，潘尼迦便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印度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任期从1950年至1952年。虽然是短短的两年，但这是中印建交的最初阶段，对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对潘尼迦有着特殊的礼遇。此时正是抗美援朝前后，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味。
1950年5月，作为印度首任驻华大使的潘尼迦通过外交部交际处提出要拜会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出人意料地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
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特殊礼遇，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年（1951年）1月，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出席了潘尼迦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了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步伐，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西欧和周边的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建交协议。
在这一时期，正值朝鲜战争爆发，潘尼迦和周恩来有着一场重要对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威胁到我国安全。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警告。由于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就通过印度传话。
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迦，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前往印度大使官邸陪同潘尼迦直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总理要印度传话的主要内容是：“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周总理在同印度大使的谈话中还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问题地方化，也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
潘尼迦大使在10月3日凌晨被周恩来紧急约见后，及时向美国人转达了中国总理的警告。美国国务院得知这一信息后，向杜鲁门作了报告。但他们认为潘尼迦同情中国，是个“粉红色”大使，他也许是在帮中国人吓唬美国。
乔良将军透露：潘尼迦大使给美国回话时谈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朝鲜事态发展，将使中国领导认识到苏联政策的弱点，他们将在“倒向苏联一边”的同时走自己的路，其趋向是不接受苏联的政治领导。这位大使的见解，应该说是富有洞察力的，但那时中国还不可能摆脱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在敌视红色中国的时候。
10月5日，潘尼迦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他告诉后者，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尼赫鲁总理说:艾奇逊先生最近对他表示，关于美军飞机进入中国东北领空的事，美国首先对中国遭受意外损失表示遗憾，美国愿由中立国家来调查损失并对损失作出估价。但中国已经认定，这不过是美国的又一次缓兵之计。10月10日下午4时，潘尼迦递交了贝文外交大臣给周恩来的电报: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
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对潘尼迦“吃醋”地评价：“潘尼迦大使不是公正的观察家，他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作为尼赫鲁的亲密助手，对共产党有着友好倾向的潘尼迦为中印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尼赫鲁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政策为例，潘尼迦曾对尼赫鲁说，在西藏没有中国军队驻扎的证据，还说如果抗议中国入侵西藏的话那么就无法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讲话了。这就意味着无法保证印度对外政策的一贯性，不可能在西藏问题上反对中国的同时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再考虑到当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就更不可能在西藏问题上反对中国了。
为此，时任印度国会领袖的帕特尔（SardarPatel）曾说潘尼迦是在“想尽办法来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寻找原因。”
除此之外，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潘尼迦一直是尼赫鲁政府坚定该信念的推动者，也是这项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即使在他离任回国后，也在中印关系中发着挥作用，一直对中国持友好态度。比如在1955年的新德里台湾问题讨论会上，他认为英国方面“两个中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潘尼迦于1952年奉调回国时，中印友好协会在北京举行酒会欢送他，当时出席的有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蔡廷锴等著名人士，对于潘尼迦在过去两年来为中印友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官方评价：作为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从两国的共同利益进行考虑的，对尼赫鲁政府提出了许多有益于维护中印友谊的政策建议，实事求是地观察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客观地向尼赫鲁政府反映中国的现实，务实地为两国政府沟通搭建桥梁，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此书为K.M.潘尼迦任印度驻华大使期间旧藏书籍，与中国有关，为《中东最后一百年（2）中国(1839-1951)年》（The last hundred years in the far east partⅡ China(1839-1951) ）。
为作者Biran Raj Chatterji签赠给K.M.潘尼迦，扉页有作者给K.M.潘尼迦的赠语。作者b.r chatter为印度密拉特学院的专家，著有大量中国研究著作。
K.M.潘尼迦离任后，此书归于印度驻华使馆的图书馆，有图书馆印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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