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发生的未来[美]　彼得·德鲁克

　　◆ 总序 ◆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10多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高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取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炼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和优秀，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话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能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运动”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的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德鲁克先生还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可能正是人们称其著作为“经典”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订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可能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它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以及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华章的工作人员由此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 新版序 ◆

　　首次出版时，本书曾被归为“未来主义”著作之列。不过我并不相信“预言”和“预测”，在我看来，它们不但无用而且极易不攻自破。将本书视为一项“早期诊断”或许更为合适，针对20世纪50年代晚期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状况，本书提出了以下问题：有哪些业已开始的重要变化，会让未来极大地不同于多数人依然“视之如常”的现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在？事实上，我最早为本书想到的书名是《已经发生的未来》，后来因为太长不适合放在封面而作罢。

　　本书的写作基于一项假设，即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大到我们已经跟过去的那个时代告别，正迈进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便是将本书的副书名定为“对即将到来的后现代世界的一份报告”（A Report on the New Post Modern World）的原因所在。“后现代”一词出于本人杜撰，据我所知，其第一次出现便是在本书中。在该假设之上，本书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哪些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它们各自都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面对这些变化，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学习或摒弃的？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

　　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我的前期著作。在出版本书的8年前，我已经出版了致力于分析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新型工业社会的三本著作，它们分别是《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公司的概念》（1946年）和《新社会》（1949年）。就在写作本书之际，我也同时开始了对工业社会最基本要素（管理）的研究，并于1954年出版了我本人在该领域的第一本著作《管理的实践》，这也是最为基础性的一本著作。紧随其后，我又写了《成果管理》（196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1973年）。前两本书分别代表了我本人在“战略”和“领导力”上的首度研究，后者则试图将关于管理的各个主题糅合于一本书当中，其中既将管理视为一项专门工作，也将其视为一项主要社会功能。随后，我写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6年），此书第一次将企业家精神视为系统化原则，并将创新视作一项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具有目的性的工作。最后，是于1991年出版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该书首次将项目管理、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用在非营利部门及其制度上。

　　故而本书既不同于我早年关于社会分析的著作，也不同于其后30年间撰写的诸多熟为人知的著作—那些关于管理，但绝非仅限于商业管理，而是将管理视为一项具有特定原则、使命和社会功能的工作的著作。不过，本书为我随后撰写的所有关于社会的著作提供了格式和方法，这些著作包括《断层时代》 （1969年）、《看不见的革命》 （1976年）、《管理新现实》 （1989/1990年）、《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这些著作全都是关于社会基础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全都在继续由《已经发生的未来》所开创的工作，亦即将业已到来的未来展现给大家。

　　如今距本书首次出版已经35年了，而这份早期诊断中的内容是否已被证实了呢？本书的最大发现便在于对各种转变的预言：从19世纪的机械进步转向系统化、有目的、有组织的创新；知识转而成为新的主要资源；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多元化社会的兴起；现代政府在有效行使职责方面将遇到危机；全球化经济和全球化社会的到来。自提出以来，这些预言当中仅有一项未被证实，或者说只是被部分证实，其余均已被一一证实。

　　而这项尚未被完全证实的预言，恰恰是自本书出版以来，最受关注也被讨论得最多的一项：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整体主义哲学即将迅速兴起！事实上，在过去的35年，许多学科都发生了我所预言的即将迅速到来的变化：由信奉笛卡儿世界观下的“整体是部分的机械加总”，转而认为“整体具有特定的配置或格式塔，并不等于部分之和”。这些学科包括：生物遗传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生物学科，如今正将其关注点转向“人格”的心理学，气象学及地球科学，新近兴起的生态学，数学中的混沌理论及复杂性理论。

　　不过，尽管这么多学科都发生了这一转变，但哲学依然丝毫未受影响。更有甚者，哲学中的哲学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甚至滑向了更为极端的笛卡儿原子论—仅承认部分的存在，彻底否定整体。有这样一个古老的说法：哲学总是追随主流科学世界的范式，并将其转化为世界观和形而上学。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伊曼努尔·康德对艾萨克·牛顿的追随，只是前者要比后者晚了五十多年。按照这一规律，新的哲学要到2000年左右才会出现，出现的时间比我失之心急的预言整整要晚四十多年。

　　但是作为一份诊断报告，相比于失之心急的预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重大发展方向完全视而不见。在本书中，信息革命便是这样一个被忽视了的方向。尽管后来的这些年我一直与作为主流计算机厂商的IBM有着紧密的合作，为他们做讲座，并与他们一同对外宣扬计算机不仅仅是一个小玩意儿，它必然会带来一场关于工作、组织和思考方式的革命，将作为一场从经验到信息的根本性变革的标志而存在。但在写作本书时，这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故而尽管后来我获得了对信息革命极富洞见的声誉，但在写作本书时对该领域根本一字未提。一直等到下一本关于社会分析的著作—1969年的《断层时代》，我才会开始对信息革命进行分析。

　　鉴于上述种种缺憾，如果将其视为一份“早期诊断报告”并给之打分的话，本书根本就得不了“A＋”。但由于在其主题（对社会变革的预测及重要变化的识别）上的表现还算过得去，打个“A―”大概还是可以的。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本书有一方面一定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就是通篇都洋溢着的乐观态度。事实上，为了写作这篇新版序而重读本书时，这一乐观倾向同样让我自己感到惊讶。尽管讨论的是诸多重大主题以及蕴于其间的重大挑战，但本书无疑处处充满了自信，无论论及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政治结构与组织，还是科学与教育。本书的乐观并非出于对问题和挑战的淡化，而是将其视为一项需要被完成的工作，而非负担和危机。

　　就在本书出版的6年之后，随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我们进入了一个长长的，充满了痛苦、危机、失望、恐慌的时代，而这一状况并不仅仅只发生在美国社会。但是若将这长长的时期视为进入本书所提出的“后现代”世界前的转换期，将这35年间所经历的恐慌和危机视为转换期内必然存在的波动，或许并不算过于乐观。真希望本书再次发行之后，整个世界即将迈进的时代，能证明35年前写下的此书中的乐观不是幻想。或许，这同样不算过于乐观。

　　彼得·德鲁克

　　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1995年11月

　　◆ 序言 ◆

　　后现代世界

　　在过去20年的某个未知时刻，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出“现代”，来到了一个尚未被命名的新时代。我们的世界观业已悄然改变，我们有了新的认知，也获得了新的能力。前方有一个新的世界在等着我们，那里充满了机遇、风险和挑战，有着新的人类赖以存在的精神内核。

　　尽管前些年，旧的世界观还在自诩为“现代”和“新潮”，如今其随风而逝的命运却早已注定。它们依然主宰着我们的语汇，无论在政治还是科学领域，事关国内还是国际事务。可无论在政治、哲学、艺术还是科学界，各个团体基于旧世界观的标语和口号，尽管还能激起热血和情绪，但已经无法汇聚为统一的行动。在行动上我们已经被逼着去适应“当今”这个“后现代世界”的严苛标准，但对于这一新的格局，我们至今还没有相应的理论、概念和标语，没有任何相应的知识。

　　事实上，当下40岁以上的人对当今这个时代的感觉，就恍如在另一个世界长大成人之后，再移民到一个全新的陌生国家一样。从17世纪中叶开始，在过去的整整300年，整个西方便一直生活在“现代”当中。而在过去的100年里，这种现代性更是在哲学、政治、社会、科学和经济等多个领域扩展到了全球，成了第一种真正通行的世界秩序。但是如今，“现代”世界已成往事，而新的世界虽然已然到来，却时隐时现，仍未确立其地位。

　　故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个转型期，是新旧世界相互交叠的时代。旧的“现代”世界虽趋消亡，但依然是我们的表达手段、期望标准和确保秩序的工具。而新的“后现代”世界，虽然缺乏定义、表达和工具，但已经在有效地掌控着我们的行动及其影响。

　　本书是关于我们正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新的“后现代世界”的一份报告，仅此而已。它只分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在，并不会对未来有任何涉入。事实上，在写作本书时，我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去猜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以及预测将来会出现什么。我只是分门别类地呈现后现代世界的观念和价值，并没有将其整合为一种合乎秩序的整体。等到这些我不愿和没有做的工作都已经被人完成之际，一个具有其独特特征和世界观的新时代才算真正到来。而如今，我们只是处在新旧世界的转折处而已。

　　写作本书时，我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理解而非创新，描述而非想象”。当然，这只是些细微而次要的工作。更为重要的工作，就交给能通过精妙的想象、创造和革新给出合理的新型组织、哲学和制度的人才吧。

　　本书涵盖了很多内容，但还算不上全面。整体而言，我试图在三大领域展开讨论，每一项都是人类生活和经历的重要构成部分。

　　新世界观、新观念和人类的新能力

　　本书的第一部分（第1～3章）探讨了哲学领域的转变：从由机械因果主导的笛卡儿世界观，转向由模式、目的和过程主导的新世界观。而后本书转向了新世界观在创新领域的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机遇、风险和责任，其间同时涵盖了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两类活动。随后，本书分析了将具有丰富知识和高度技能的成员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实现目标的活动。正是这类活动，为大型组织提供了一种新的核心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秩序的一种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个人和社会成了相互依赖的两极。

　　新领域、新任务和新机遇

　　本书的第二部分（第4～9章）描述了四类新现实，每一项都是西方世界的人们需要面对的挑战。第一类现实是知识社会的兴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受过教育的人才是生产力的真正来源；每个人都在试图获得更好的教育，至少以入学年限看是如此；一个国家是否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取决于其整体教育水平。这对社会和个人意味着什么？对教育又意味着什么？

　　第二类现实是经济发展（“消灭贫困”）成为人类新的共识和目标，以及如何克服国际、种族、阶层间的斗争来实现这一目标。第三类现实是国家及其政府的衰落，“现代政府”已然辉煌不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它都正在日趋无力。第四类现实是非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衰退，西方模式将成为可行的社会模式。

　　而后，在一个只有寥寥数段的总结部分中，本书提出了下列问题：这四类现实对西方国家意味着什么？如何影响其政府和政策制定的方向、目标和原则？

　　人类的境遇

　　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第10章）主要关注人类生活的新精神实质，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在这方面，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是：知识和权力都在变得绝对化，都获得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力。而这带来的结果是，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我们将第一次被迫去思考知识和权力的本质、功能，去思考如何对其加以控制。

　　尽管力求忠于事实，但就像任何一个身处陌生国度的人一样，我也会时常误解当前这个新时代。尽管力求客观，但作为有着西方背景的人，我同样具有欧洲人尤其是“盎格鲁-美国人”中的保守主义者所特有的偏见：相信自由、法律和正义，相信责任和工作，相信人既有独特之处也有天生缺陷。此外，我也明白自己在知识和理解力上的局限，这一缺点是我在从事所有创造性工作时需要面对的缺点。不过，我依然希望本书已经实现了其目标：报告我对新时代的见解。依然希望读者在以下两个方面均有所认识、有所触动：新的陌生时代已经明确到来，而我们曾经很熟悉的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与现实无关的过往。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小传 (1909—2005)

　　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彼得?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以30余种文字出版，总销售量超过6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7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5岁。

总序

新版序

序言　后现代世界

第1章　新世界观1

第2章　从进步到创新13

第3章　超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50

第4章　新领域91

第5章　知识型社会94

第6章　向贫困宣战127

第7章　绝境中的现代政府151

第8章　变化中的东方175

第9章　未竟之业186

第10章　人类今日之境遇190

译后记200

　　既不同于德鲁克早年社会学的著作，也不同于其后几十年间撰写的诸多广为人知的管理学著作（但绝非仅限于商业管理，而是将管理视为一项具有特定原则、使命和社会功能的工作），《已经发生的未来》预见了人类所生活与经历的三大主要领域的变迁：从“后现代”世界的思想转变到所面临的诸如知识型社会、经济发展、政府衰弱、东方文化变化等的现实挑战，再到人类存在的精神实质。书中首次定义并假设了“后现代”世界：社会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大到我们已经跟过去的那个时代告别，迈进一个新时代。

　　本书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有哪些业已开始的重要变化，会让未来极大地不同于多数人依然视作理所当然的现在？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哪些领域，其中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它们各自都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面对这些变化，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学习或摒弃的，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

　　《已经发生的未来》又一次证明了德鲁克的远见卓识，书中“早期诊断”的种种预言后来几乎都被一一证实：从19世纪的机械进步转向系统化、有目的、有组织的创新；知识转而成为新的主要资源；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多元化社会的兴起；现代政府在有效行使职责方面将遇到危机；全球化经济和全球化社会的到来。而唯1一项未被完全证实的预言，恰恰是在本书出版以来，受关注也被讨论得*多的一项：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整体主义哲学即将迅速兴起！

　　预测社会变革 识别重要变化

　　德鲁克管理经典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