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钱钟书 著

重印前记

钱钟书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夏志清 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  井健 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coeur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  郑西谛 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 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故事发生于1920至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他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甩脱，情感空缺之时，他遇见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方鸿渐在准岳父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他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并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同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鸿渐*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辛楣也明白方鸿渐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因为诸多原因，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软弱，犹疑迂讷，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终阴差阳错与同事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于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得连理。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身陷围城而不知突围之处在何方。

《围城》延续了鲁迅揭露“国民性”的文化批判之路。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的小说语言，幽微复杂、真实琐屑的心理袒露，新奇玄妙、令人叹服的修辞譬喻，关乎生活又指涉情感的多层意蕴，让《围城》成为中国三十年来横贯常销畅销小说之首，亦成为现当代小说史上不可跨越的翘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