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末到明治[日] 佐佐木克

　　倍感屈辱的日本

　　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倍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的问题。

　　1853 年（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佩里携带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来到日本，第二天，未经允许即开始对江户湾内海进行测量。六日，佩里下令以密西西比号航船护卫测量船靠近小柴冲。密西西比号航船搭载着新型的佩克桑炮，而江户城正位于射程内，根本无法阻止佩里的测量行动，纵使竭尽全力也不过是多次派官员乘小船进行抗议。

　　举国一致

　　佩里叩关不仅让日本认识到两国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也让日本人体会到不战而败的屈辱感。可是，面对这一难以接受的现实，日本也不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手段。坚决反对日本开国与对外通商的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主张，要尽可能暧昧地拖延对美国的答复，但对当下而言最重要的是，上至武家、下至百姓与町人应该齐心协力地对抗外敌。

　　此外，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也建言，应以开国与对外通商为策略，购入军舰、学习军事技术，人心一致也尤为重要。德川齐昭与井伊直弼在对于日本是否应该开国的问题上持相反意见，但为了日本的将来考虑，二人都主张日本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了团结人心而构筑举国一致的体制。作为贯穿了日本幕末时期的口号和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举国一致”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再度让日本感到屈辱的是《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欧美各国作为近代国家，从国家自身的立场出发，主张贸易双方应保留对进出口商品的征税权（关税自主权），并在认同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互相间的贸易往来，这一原则至今依然通行。但是，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并不认可日本的这项权利。他的理由是，日本作为半文明开化的国家，不能与近代欧美国家在平等的地位上签订条约。

　　将破约攘夷作为国家目标

　　为了全面废除上述屈辱的条约，继而与欧美各国重新缔结平等的条约，日本力图把该方针定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国是），构建以天皇为中心的举国一致体制，再与外国方面进行交涉。1862 年（文久二年）中期，这一主张以京都为中心盛行开来，即尊王攘夷论。幕末时期没有“条约改正”的说法，不论是希望修改条约的主张，还是修约所需的外交交涉，简而言之，都是“攘夷”的观点。幕末时期的攘夷论与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论是一致的。

　　然而即便能举国一致，若不反抗列强也无法从根本上扫除屈辱感。举国一致需要构筑朝廷、幕府和藩密切合作的体制，使公家、武家与庶民融为一体，实现这一目标本身已实属不易。长州藩坚持以破约攘夷为中心的强硬论，而萨摩藩坚持现实论（或称稳健论），两藩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禁门之变使长州藩一夕间成为叛贼，幕府为处分长州藩，不顾舆论民情，强行发动了长州征讨战争。至此，举国一致体制彻底崩溃，反而走向了分裂之路。

　　就这样，幕末的日本成为“新美国”，与岩仓具视志同道合的公家中御门经之称，他将诉诸武力来摆平时下的事态。若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不代表日本对美国有特殊的作用，而是意味着日本将作为欧美列强的代名词存在于世。

　　避免重蹈清国的覆辙

　　最早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国、法国与荷兰，暂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制定过在日本建立殖民地的政策方针，仅就当时东亚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来看，欧美列强确实有强烈的殖民倾向。

　　孝明天皇向日本的廷臣呼吁，为了避免重蹈印度的覆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例如，清国曾是东洋的霸主，如今也面临衰颓之势，日本须视此为前车之鉴。清廷借助英军之力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导致英国愈发频繁地介入清国内部，此时日本正审慎地应对着国际局势，清国的处境让日本看清了东亚的殖民化进程。

　　1862 年（文久二年）的夏天，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加入幕府派出的上海市场调查团，在上海驻留了约两个月。在那里，他注意到清国人对英国人的卑躬屈膝，清国大厦将倾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于是，他愈加确信，相比对外战争，内乱才是国家覆灭的真正原因。不仅是高杉晋作，大多数日本人持有同样的观点。不能重蹈清国的覆辙，就这样成为了幕末时期日本的口号。

　　内乱的危机

　　日本国内也有内乱的危机。1863 年（文久三年）八月，在长州藩发动下关攘夷战争（长州藩炮击外国商船，遭到列强的报复攻击）期间，对岸的小仓藩袖手旁观，未对长州藩予以支援，幕府以此为由召开朝廷会议（朝议），内部决定了对小仓藩的处分（剥夺了藩主小笠原忠干的官位，并没收了十二万石的领地）。实际上，这一处分是滞留在京都的长州藩士与真木和泉等强硬论者逼迫朝廷内的攘夷强硬论者，如三条实美强行决定的。

　　但是，身处京都的鸟取藩主池田庆德、冈山藩主池田茂政、米泽藩主上杉齐宪等人就幕府对小仓藩的处分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小仓藩无法接受如此苛刻的处分，极有可能演变成小仓藩与长州藩的对立乃至战争，进一步造成国家的内乱。他们以自身对攘夷论的理解来游说诸大名，称其中的要旨就是避免国家的内战、内乱。京都的政局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为了使国家恢复理性状态，这些藩主联合起来发动了八月十八日政变，将攘夷强硬论者驱逐出京都，小仓藩也因此免于一劫。

　　幕府与长州藩的战争（第二次征讨长州）酝酿着更深层次的危机。不论谱代大名、外样大名，还是强势藩，都坚决地反对国内战争，在此背景下，民众运动纷纷兴起。大阪和江户的民众因为米价暴涨产生了骚乱。要求政府派发面包的呼声高涨，民众暴动频发，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消息也经由民众传到日本。内乱已现苗头，但幕府视而不见，强行发动了长州征讨战争。

　　朝廷和幕府的危机状态

　　然而，朝廷对长州征讨战争的赞成决议是一桥庆喜以其铁腕力排众议而造成的直接结果。朝廷内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人才极度匮乏，导致朝廷与幕府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作为举国一致的中心和国家的支柱，幕府和朝廷就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如何才能使日本从这一危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当时的重大课题，未来的方向似乎也可以预见。西乡隆盛断言：“幕府会自动倒台。”（见 1865，庆应元年八月，西乡隆盛寄给大久保利通、蓑田传兵卫的书信）大久保利通回复朝彦亲王称“朝廷大限已至”（见《朝彦亲王日记》1865，庆应元年九月），之后便离他而去，因他对朝廷已不再抱有任何期待。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此刻已经预知到，幕府和朝廷都无法再以自身的力量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了。

　　在他们看来，值得依靠的只有雄藩（势力强大的藩）。雄藩能团结到何种程度，是重建日本的关键。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构想大体也是如此。首先应联合萨摩和长州两藩，可是两藩的力量仍不足以重建日本，因此必须联合其他志同道合之藩，扩大这一同盟的势力。

　　着眼未来的誓约

　　萨长两藩的利益，实则是他在思考了日本的将来之后，认为在萨长两藩间结成牢固的同盟将有助于日本未来的道路，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行动。西乡隆盛与木户孝允理解了坂本龙马的深意，萨长誓约也得以顺利缔结。

　　萨长誓约（也可称之为“萨长同盟”或“萨长盟约”，之后才被命名为“萨长誓约”）并非秘密协定。它旨在助益于日本的将来，呼吁有志之藩及有志之士的加盟，不问身份，上至雄藩、幕府、朝廷，下至庶民皆可加入其中。萨长誓约确实吸引了一批真正理解其高远志向的人才，壮大了同盟队伍。

　　幕府强行发动的征长战争将朝廷也卷入其中，国家分裂的危机愈发严重，由此，批判幕府以及要求实行大政奉还的呼声更加强烈。强势藩相互合作，有志之士的联合逐渐发展壮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1867 年（庆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萨摩藩和土佐藩在盟约中揭示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即废除将军一职、建立新的政府（日本国家的行政机关）。至此，幕末日本的国家构想和政权构想初具雏形。

　　新政府的诞生与课题

　　王政复古（1867，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是实现上述构想的必经之路。它旨在废除幕府和朝廷这样的政治组织，抛弃两者此前的基础而建立起全新的行政机关。此时，距离各藩全部达成一致意见还需时日，但政变已初具规模。因政变而联合起来的雄藩诸大名对实现上述政权构想的热情仍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对于创建新政府这一基本路线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在废除将军德川庆喜的问题上也没有异议。新政府绝不是萨长讨幕派的政府一类的机构。

　　“为了将来”，这样的话语对于今天的日本已经难有影响。

　　但在幕末时绝非如此。在幕末的危机中应运而生的这句话，极大地影响着当时的国人和国家。不论是试图支援长州藩的人，还是对幕府心存感激的人，都超越了自身的立场，为了日本的未来并肩而立、携手作战。幕末时期的日本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论调，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年（1866，庆应四年）一月十五日，新政府公布了以“改革”为目标的外交方针，在此前日本与外国的交往方针是“亲善”，但这一方针指导下签订的通商条约对日本的切身利益多有损害。曾作为幕末日本国家最重要课题的破约攘夷（或称条约改正）也被视为新政府的方针而继承下来。新政府很清楚，修改条约是极困难的。他们也认识到，只要欧美列强不承认日本属于近代国家，日本就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修约谈判。

　　此时，近代化成为日本国家的重要课题，而完成近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官民一体化。通过废藩置县而成立统一的国家、建立一人元首制的政治体制，保持政府和国民在国家目标上的一致，日本一步步地实现着举国体制下的近代化目标。于是，日本从幕末的肩舆时代发展到汽车时代，仅仅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世界上很少有像日本这般如此迅速地完成了近代化的国家。

　　1899 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正式开设国会，在此之前日本曾宣称要制定国家宪法。英国回应了日本修约的诉求，此举可视为英国对日本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至此，将佩里来航之后就附着于日本内心的屈辱感一扫而光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佐佐木克，

　　文学博士，历任京都大学教授、奈良大学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明治维新史。主要著作有：《戊辰战争》《大久保利通和明治维新》《坂本龙马和他的时代》。

第 1 章屈辱的启程（ 1853—1859）?……………… 1

第 2 章尊王攘夷运动（ 1860—1863）?…………… 45

第 3 章渐行渐远的举国一致（ 1863—1865）?……103

第 4 章为了日本的复兴（ 1865—1866）?…………157

第 5 章新政府的创设（ 1866—1867）?……………199

第 6 章明治国家的课题（ 1868—1890）?…………257

后记……………………………………………… 303

　　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始于幕末时代，以美国人佩里来航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导火索，引发了天皇、朝廷、幕府、各藩之间的争斗角力，最终统一在“破约攘夷”的口号下，通过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大久保利通等有识之士的努力，日本探寻自身的崛起之路，导致了幕府的垮台，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变。

　　作者跳出以往幕末史以“倒幕”为中心的惯例，从现代化国家建筑的角度，梳理了从幕末到明治近四十年历史，关注了日本近代重要转折的诸多细节。

　　1853年的黑船来航

　　将日本推入了动荡的幕末时代

　　外患的压力

　　使日本险些分崩离析

　　国内各方势力

　　联合在“破约攘夷”的大旗下

　　引领日本在屈辱中

　　跌跌撞撞地迈向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