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平安王禾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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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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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禾生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13055
出版时间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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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5元
货号9787508613055
上书时间202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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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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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介
20年前,平安是在深圳蛇口诞生的一家小公司。
20年后,平安是在世界舞台舒展长袖的金融集团。
20年间,平安的成长折射着中国金融业的巨变。
今天,平安集团起于保险,志在综合金融集团的理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而其跻身世界500强的速度和辉煌成就更是举世瞩目。
平安缘起何方?怎样的创业者,怎样的团队,怎样的管理和经营创新,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企业?平安崛起的背后,又是怎样一幅中国的金融开放和改革的画卷?
或许,平安的未来仍有许多未知……但是,忠实记录一路走来的中国平安,更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变革中的中国金融业和置身其中的领袖企业……
精彩内容
序篇 源远流长
1872,轮船招商局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冲击中,天朝大国被迫向世界缓缓打开了国门。清王朝日益感受到“千年未有”的挑战。国权日渐丧失,国力岂不衰微?祖宗之法已不足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脑子里萌生。几番斗争,正式入阁的李鸿章和其后的一群洋务派官员掌权。
19世纪中叶,在先后“开放”的沿海“五口”和长江“十口”上,外轮迅速激增,大清水运业务一度被外轮垄断了80%的份额。轮船“速稳、载巨、费省、利厚”,中国的旧式帆船业渐渐不支。“如若运盐运漕全部假于外人,一伺战事再起,国家存亡之咽喉必扼于他手。”警钟之下,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
“1872年,是‘日夜望死’的曾国藩去世的那年,是日本明治天皇下令修第一条铁路的那年,李鸿章上奏创办这家企业,它应该是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企业,也是硕果仅存的企业。”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描述那一年。李鸿章以富国图强之名,上书同治皇帝,陈述“商战”利害,要求“官督商办”,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这年年末,悬挂着双鱼龙旗的招商局轮船驶入了大海,轮船招商局由此担负起了国家图强的重任。
轮船招商局“岁有江浙漕粮之贴运,又有回空之免税”,以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为首的洋商对“利益尽被其占去”的轮船招商局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们首先从自己垄断的保险业切入。其时,承办轮船招商局船舶保险业务,外商保险公司都要求缴纳天价的保险费用。一条价值10万两白银的轮船,一年需缴纳1万余两保险费用。在国内,除了买办商人,尚没有人通晓保险这份“舶来品”为何物,为此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付出高额的保费以求得货运权。
然而,1875年的一个事件促成了变化。
这年4月4日,轮船招商局的“福星”轮满载着7000石漕米和一些布匹、茶叶,从黄浦江边开始了它的“天津之行”。行至黑水洋水域,雨大雾浓,尽管“福星”减速缓行,还是与一艘英籍轮船相撞。63名船员遇难,货物全部沉入海底。轮船招商局损失巨大,仅抚恤金就需支出2.4万两白银。“弱国无外交”,肇事船因为英国使馆庇护,迟迟不肯支付赔偿金。事隔两年后,从肇事船追回的3?600两不足额的赔偿金与损失相比可谓杯水车薪。“福星”事件让李鸿章认清海运风险,任命买办经验丰富的唐廷枢、徐润及盛宣怀筹办保险招商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1875年11月唐、徐二人公开招股,华商受过洋商保险公司欺压,对于自办保险鼎力支持,很快便“投股逾额”。12月28日,“股份制”的保险招商局成立,宣告了中国民族保险的诞生。
轮船招商总局(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局(分公司)遍布天津、烟台、广州、香港等沿海地区,后又落户横滨、神户、吕宋(菲律宾)、新加坡。有了自营的保险公司,轮船招商局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商战。其时,太古、怡和、旗昌等外轮公司,结成同盟,采用大幅降低运费等手段尝试打压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扶持下,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几番交手,外轮阵营中的旗昌公司受挫破产。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222万两白银买进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以及其码头、仓库等资产,实力大增。太古、怡和等公司迫于压力,与轮船招商局三次签订协议: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议定统一运费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
轮船招商局成立近十年间,破除西方人封锁垄断,将中国航运权成功收回五分之三,已有“中国之航权,唯贵局是赖”的美誉。自1873年开业后的十余年间,轮船招商局累计收入轮船运费白银二亿两,“使洋商垄断收入锐减,中国少外流白银当在数千万两之巨”。
以轮船招商局为起点,仁和保险公司、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厂矿公司以及一批新式大学堂纷纷冒出。洋务派所梦想的“洋为中用”纷纷落地,给近代中国抹上了几分商业社会的色彩。1901年,随着李鸿章的去世,洋务派的试验告一段落,由它滥觞而出的现代民族工商企业萌芽以及“实业兴邦”的理念,却埋入了后来者强国的道路与梦想中。
招商局(轮船招商总局,以及分布在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统称“招商局”)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民族命运同浮沉,于1950年几经辗转落户到香港。经过周密策划,1月15日,招商局在香港的办公楼、码头、仓库以及聚集在维多利亚湾的13艘海轮迎风升起了五星红旗。香港招商局宣布光荣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也许是诞生之日起就染上了富国强兵的理想色彩,招商局的命运注定不会平淡沉寂。差不多30年后,它再次跃动在时代的潮头。
袁庚蛇口
1978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文化部会谈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一再提及这篇文章,“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精神来个大解放”。“解放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它翻动着全民压抑已久的期望,挣脱着铁桶般的精神束缚,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半年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同孕育的力量将中国推向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阶段。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无论是“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生动语言,还是报纸上频繁出现的“革新”、“开放”、“竞争”、“民主”等新词汇,都昭示欣欣向荣、令人期待的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把一份报告呈给了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手中。报告中说,“从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到招商局创办一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工交金融企业,从1950年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率在港的13艘船舶起义,到如今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已到了非改革不能图生存的地步。”改革从何处入手?袁庚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靠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的地方——深圳蛇口,袁庚打算以“百年招商”的名义建一个现代企业的孵化池。“成立数百家公司,从企业资金来源、企业法人地位、尊重股东意志、遵守市场规则方面,都要和国企迥异”。当中国南端响起第一声开山炮的时候,在海滨迎风而立的袁庚已经把思绪放飞到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
袁庚是当年“东江纵队”的老革命,“文革”中含冤入狱。1973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无罪释放。呼吸到自由空气的袁庚被安排在交通部工作,“单独出国考察,进行外事活动”,“后来被委派在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在招商局的平台上,在对自由港的体味中,袁庚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百姓生活水平与欧美国家的差距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思想意识因而相当开放”,对传统国企的体制弊端也感受得更为强烈。
蛇口工业区以后的发展证明了袁庚的远见卓识。在他主政的14年间,家底1.3亿元资产的招商局集团成为拥有200亿元资产的庞然大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令人耳目一新,国贸大厦日进一层的“蛇口速度”传遍全国,向往着南方新生活的年轻人通过汽车、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向蛇口潮水般涌去。蛇口解放着自己的思想,以近乎一往无前、孤注一掷的姿态向前飞奔。许多日后成为中国改革大方向的实践都在此发轫:基建招标、多产多奖、公开招聘、合同用工、住房制度改革、社保与医疗制度改革,甚至舆论监督、民主普选等。在这块弹丸之地上,袁庚和蛇口工业区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实验。
“袁庚是个浪漫主义者?”
“是个理想家,但更是个实干家。”
这是一位记者在蛇口采访一位中央领导时的对话。袁庚的理想气质加上敢干实干,使蛇口这块改革试验田在那个沉寂已久的时空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那是蛇口的时代,是中国改革看深圳、深圳改革看蛇口的时代。
平安,就诞生在这样一块热土之上。
说服袁庚
1988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中国已经尽人皆知。经过4年的高速增长,整个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燥热”。“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固然夸张,但流通领域空前活跃、车驰马跳中物价持续上涨的危险则是现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经商的想法从没有像这个时候一样强烈,中国的物价也从没有走得这么高。1988年,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了18.5%。
在南方,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半岛上,同样热火朝天。诞生了10年的蛇口工业区已经聚集了几百家形形色色的外资、港资企业。这些企业里有大量的外国人,也吸引了各地南下淘金的打工者。“由一个企业独立地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并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上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这是“蛇口模式”的历史定论。
1985年年初,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派调配一组组长马明哲,去参加一个研讨会,重要的与会者是联合国劳工署考察团。在这次会议上,劳工署一位副署长针对蛇口工业区实行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按国际惯例,这笔钱由独立的实体来管理”。这位戴眼镜、头发花白的专家详细陈述了这种管理方式的好处。1979年,蛇口工业区建立伊始,便着手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要求在蛇口开办工厂的“资本家们”为每一个“打工仔”、“打工妹”缴纳养老、医疗、雇主责任险,缴纳比例为劳务费的20%,费用由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代为收取。
蛇口盛行之风是革新、突破。联合国劳工署副署长等专家的意见很快被采纳,招商局社会保险公司的招牌很快挂了起来。它全权接管了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的社保相关职能,“退休金改为由社保公司统一运作”。距此六七年之后,中国城市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在上海迈出了第一步。
具体负责筹谋此事的马明哲,一年后由社保公司经理助理升任副总经理,全面主持社保公司工作。
中国保险业的一位传奇人物,登上了时代赋予他的舞台。马明哲,1955年底出生,祖籍吉林。其父是军人,随军南下广东湛江,其母是归侨。马明哲的成长经历,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生于抗美援朝时期,长在自然灾害年代,读书时正值“文革”,当过知青和水电厂的工人,母亲被打成特务直到1981年才平反。20世纪80年代初,马明哲在湛江地委当通讯员,为领导开车。彼时在广东,“医生、司机、猪肉佬”是“三大宝”,司机乃是一个颇为风光的职业。后来,马明哲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统政治部,以工代干,有了干部身份。直到1983年,他又被呼啸的改革潮吸引到了蛇口工业区。
1986年,而立之年的马明哲经常犯愁。“社保公司已经成立,汇聚了工业区大量的统筹资金,将来要用作支付职工退休金,如果遇上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这笔钱放在银行里肯定要贬值。”几个月前,社保公司已经把一部分钱投资给了一家领带厂、一家丝绸厂、几家商店以及一家信息技术企业(2000年之后,在国内ERP应用软件市场上,这家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投资实业,绝非稳妥,一是回报率低,二是资本变现能力差。”
“大家看到香港的商业保险做得不错,认定公司在工业区同样可以尝试。”社保公司决定利用手头资金,搭锅支灶,将原来社保中的雇主责任险转变为工伤险,从这个险种入手开始操持办理商业保险。“那时蛇口的气氛是什么都可以说,可以做,可以试。”米还没下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称“人保”)深圳特区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保险监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的副行长亲自赶到蛇口。马明哲负责全程接待,并从这位人保总经理的口中得知:“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社保公司无权经营。依据《保险暂行管理条例》,现向你们正式提出此问题。”
与十多年后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迥异,当时金融行业的监管事务全在中国人民银行职责之内。既代表监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又代表保险经营主体人保公司,这位总经理态度友好地向马明哲告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蛇口支公司的异议书随之而至。蛇口社会保险公司当时的几个兵,办公室秘书杨秀丽、业管处总经理黄建平跟着领导们一起讨论这个异议书,依旧还是那个意思: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公司不能办商业保险,要办得申请新的执照。对人保的态度,蛇口社保公司多少有点意见,但依法办事,对方占着理,抱怨也于事无补。关键还是要把公司执照跑下来。
从哪里入手?没有“办事指南”,大家谁也没个谱。于是一条线去跟金融业的监管部门谈,一条线跑去跟市政府谈。折腾几个回合,又搞明白一个意思:单办执照是不行的,要成立专门的商业保险公司来操作这个事情,而要成立新性质的公司,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不行!虚耗了许多精力,大家才搞明白问题要到北京解决,不免有一种失落和“高不可攀”的感觉。
从清王朝建轮船招商局之日起到1986年,招商局集团迎来了100年华诞。此时,招商局集团隶属交通部,总部在香港,蛇口工业区的这片土地上簇拥着它投资的几十家企业,涉及的领域包括地产、金融、航运、旅游等,每年为国家创造着数以亿计的利润。集团大庆,招商局旗下的各家公司都派人出席。座谈会上,发言者们踌躇满志地瞻望未来,民族大义、历史责任、振兴祖国、富强人民的理念不时被提到,100年走过来的艰辛和坎坷也没有被忘记。马明哲坐在其中,作为社保公司唯一的代表,他的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轮到他发言,他先简单地提及了招商局办保险的历史,末了把蛇口社会保险公司的困难说了,“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重新让工业区操起这份旧业呢?”
马明哲说的保险公司自然是保险招商局。当年,通过不断增资,保险招商局经历了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的变迁。到1920年,“沉沦”到官办���地的轮船招商局举步维艰,亏银高达2000万两。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仁济和的业务慢慢萎缩,最终在1934年10月停业。
听马明哲说完,对招商局历史熟稔的袁庚却没有旧事重提,他回答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袁庚的做派,马明哲并不是没有耳闻。三年前的1983年,蛇口工业区群众直接选举、考评经理,在工业区一次董事会改选时,袁庚被15%的人投了不信任票也并未心存芥蒂。袁庚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只是需要更多的理由和陈述。
就实际开办新型保险公司的情况来说,竞争对手如果不能允许蛇口社会保险公司从事商业保险,袁庚又有什么理由能认可或同意一家新体制的保险公司诞生?马明哲已经隐约感到公司成立及未来发展的一大障碍固然是行业垄断,但中国金融业的进入许可制度或许是更大挑战。日后,1988年公司成立的岁月里,马明哲和他的团队将对这些问题理解得更加深刻。不过在当时,他只是把想法汇报给袁庚,让他知道自己的观点。
早期负责外联内宣的公关部曾经问马明哲,“蛇口有这样两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总经理永远是正确的;第二,当你和总经理发生矛盾时,请参照第一条。这个该如何理解?”马明哲直言相告:“这话有个前提,‘一切都是为了公司’。”“为了公司”,什么都能说,如果是好的措施和建议还要尽量想方设法地给领导多说。马明哲一直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人。
但是直到现在,马明哲都没有单独面见袁庚的机会。“袁庚在当时的蛇口来说,跟‘神’一样,见一面很不容易。”他后来回忆说。
对自己认准的事,马明哲绝不轻言放弃。他找到招商局副总经理车国宝,请他把更详细的报告转交给袁庚。这次的报告,不再是“推倒重来”式的方案,而是立足现实,“暂时后撤”,为的是以后能“大踏步前进”。
“当时要见袁董真的很难,车国宝找了袁董,袁董了解了我的想法并表示了兴趣,让车国宝安排时间与我面谈,这样我才有机会去香港当面向袁董汇报。”
1978年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从想象到开始施行只用了三个月,而1986年开始,马明哲草创平安却用了将近两年,他没有袁庚那么光辉的际遇。不过,坚持和执著帮了他的大忙。
三个月后,马明哲和车国宝坐船轮渡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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