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正兴衰：史学大家何若钧《新史学通讯》一九五五年二月号【河南人民版16开16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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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5-02
版次1
印刷时间1955-02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上书时间20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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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文章：《试论西周到鸦片战争我国手工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刘克庭）》、《义和团反帝运动被满清政府利用的经过（何若钧）》、《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陈鸣钟）》、《我们举办的历史晚会（开封一中）》、《从期中考试看历史教学上存在的问题（荣阳第一初中）》、《问题讨论与解答》等等。图片系网上下载。【品相据图自定，购买谨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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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中包含很多不同的人的经历、朝代的变化、人事的兴衰，我们读史可以了解到这些事情从开始到结局，能从中得到很多经验和教训，不知不觉中就有了知识的积累，提高判断力和思考力，因此读史使人明智。1、读史可以看到别人的正确与错误,从而使自己面对同样或类似的事件时,做出最好的判断,从而起到使人明智。 2、这是英国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3、世上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因此，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并领悟其中的哲理，是读史的关键所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注重博古通今，随时随地把历史生活化。4、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大生产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与之对应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文明的诞生、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由于“人”的本质变化远比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因此，尽管环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人”还是和以往那样，相似的思考，做出相似的反应。再加上多少年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没有产生很大变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以及历史人物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对启迪今人的智慧仍然十分有效。●
●【何若钧】（1911.6-2004.10），浙江上虞县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政经学系，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专攻外交史。1937年回国任记者、编译、主笔等。1943年至1953年先后担任多所大学教授，1953年11月调入华南师院历史系。为华师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作了奠基工作，先后在《时与文》、《新史学通讯》、《历史教学》、《新华月报》等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文，写有《中国外交史》三卷，1983年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何若钧的为师之道。对何若钧先生的印象，来自一张照片：何先生身着白色短袖衬衣，稀松的白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黑色方框眼镜。他端坐在书房藤椅上，正在写笔记。旁边两个约摸六层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书桌上堆放着大小不一、夹满标记书签的史料、图籍。平和淡泊的师者。1979年，华南师院历史系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此时何先生已68岁。刘圣宜是他的入门弟子。“儒雅，头发几乎全白，但身体还是很好，身材修长，脸看上去很白净，文质彬彬，说话很有修养，书卷气十足。”这是刘圣宜对何先生的印象。同为何先生的弟子、现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宋德华说，何先生的外语说得很好，他是学日语的，同时修了历史，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曾经做过外语系系主任。刘圣宜回忆，何先生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马上回国，为国效力。回国之后到香港办报纸，作鼓吹抗日思想宣传之用。在“文革”前，何先生已经是级别比较高的教授。“在他一生中，经历一定非常丰富和曲折，可惜我们相处时极少谈论个人的身世。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个人的事，最大的都是小事，国家、民族的事，最小的都是大事。” 刘圣宜认为，何先生与她的父辈一代人，不习惯于流露自己的委屈和苦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对现实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批判，他们只是不会轻易地、比较情绪化地来张扬谈论。在动荡浩大的战乱年代里，这位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的老前辈，他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平日里，何先生自己读点书，写点论文，为人很淡泊。“何老师身体一直很好，他为人很平和，不温不火，很儒雅。”宋德华回忆。●
●【“历史佬”就是要用历史事实说话】何先生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因材施教。高中毕业后，刘圣宜曾在农村基层的县委宣传部工作，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写作功底。读研时，他已三十岁。当时学校要求导师必须正规地开出至少六门课程，要有完整的课程培养。而何先生与历史系导师们更注重因材施教：三人带三名学生，一对一指导，布置书目，每周与学生见面两次，听学生汇报学习心得，检查读书笔记，遇到有好的选题就指导写论文拿去学术刊物上发表。刘圣宜写文章，习惯于从理论上阐析问题，不善于利用史料。有一次，她与一名哲学系学生合写一篇文章被选刊在师院学报上，何老师读后，向她指出文章论证弊端：“人家说我们是‘历史佬’，‘历史佬’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来说话。”何先生一针见血的评论，一语惊醒梦中人。此后，她更专注于史料研读和史料整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和见解，注重论从史出。这在刘圣宜的学术起步开端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时候觉得，老师的点拨，往往一两句话就让你觉得受益匪浅，学风也可以彻底扭转。”先生主张平实的研究，教导学生看待学术问题不应走极端，不要单纯为了新奇而提出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见解。宋德华回忆道，他读书的年代，正好是中国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评价的转折时期，人们开始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相关问题，但学术界的主流态度还是会认为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发起的，有局限性，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评价也因改良主义而偏低。但是，在何先生的鼓励下，宋德华不断阅读新发现的史料，具体分析学术界的新观点，后来还专门到了北京查阅《杰士上书汇录》和《日本变政考》，并把这些资料复印回来给何老师看。何老师看了觉得感兴趣，决定深入研究。研究生三年，宋德华常与何老师切磋这些问题。●
●【翻烧饼与蒸馒头】研究生学习的三年中，刘圣宜与何先生合写过几篇文章。何先生常强调：问题意识很重要。有一篇合作的文章，令刘圣宜印象比较深刻。那是在戊戌变法运动85周年的时候写的《戊戌维新运动几个问题的再认识》。既然是“再认识”，就说明此文是一篇对史料重新考察、正本清源、具有辨析性的新文章。当时，学术界中流行一股翻案风，学者们希望通过这股潮流来还原历史。但何先生在这种潮流中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随风倒的清醒，他在写文章时一再对刘圣宜强调说，搞学术研究的正途是全面、客观、真实，千万不可翻来覆去，不要一下子抬得很高，一下子贬得很低。他用“翻烧饼”和“蒸馒头”来比喻：翻烧饼的时候，烧饼的一面烤坏了，就想着翻过来烤好另外一面，结果两面都焦了。学术研究中，片面性导致的结果就如翻烧饼。而蒸馒头则不同，蒸馒头是全面、全方位地加热，一次性完成，蒸出来的东西不是焦的、不是夹心的，科学公正。这就要求做学问的人要下功夫。历时几个月，何先生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写戊戌变法四册书，共1627000字，翻阅一遍，外加查阅档案史料，才完成这篇文章。爱生如子。“何老师虚怀若谷，与人为善，爱护学生，愿意提携年轻人。他鼓励我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为我推荐文章，尽可能为我创造机会。”刘圣宜回忆。有一次，何先生应邀去参加在广西举行的全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会，他是广东理事。临行前他却嘱咐刘圣宜代他与会，去多结识全国一流的学者。“他让年轻人上阵，希望把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中。后来我接了他的班，当了理事。”刘圣宜到何先生家中上课时，何先生与妻子常常留她在家中进餐，并为她做她喜欢的菜，并且还会自己做一些卤蛋、腊肠让她带回宿舍。毕业时，刘圣宜考虑到身体原因，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从事比较辛劳的历史研究，而何先生却希望她留校。他分析了她的性格特点、优势、劣势，还提出了她留校后应该进行的研究计划，那是个没有人做过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项目，希望通过这些来激发学生的事业心。刘圣宜对何先生的开放思想、尊重学生学术选择的师者风范感触很深、刘圣宜在做毕业论文选题时，论文题目是《论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当时，学术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然是以革命作为划分标准的，主流观点认为，张謇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改良就是反对革命的。刘圣宜通过研究知道，张謇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君主立宪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观点有政治上的风险。她担心毕业论文无法通过，于是从经济、教育的角度切入。虽然当时实业救国是被批判的，但考虑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研究张謇的经济思想就有了现实意义。因此，何先生同意了这个选题。到论文答辩时，现场有两位来自校外的权威学者。有一名答辩委员很直接地指出，刘圣宜提到的“张謇务实、爱国、进步”的评价过高，张謇欺压和剥削劳动人民，应是个恶霸。正是何先生的这份支持，使得刘圣宜在历史研究道路上能够独当一面。宋师从何先生时，何先生已年逾古稀。“何老师对我们学生就从来没有讲过很重的话，就算是要批评，他也是很温和地开导式地说话。像我有时跟学生聊，也会有急的时候，但是何老师从来没有过。我觉得那是他整个人的涵养、熏陶造就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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