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漕运/黄仁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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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75649
出版时间2019-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30458981
上书时间2024-11-1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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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知名度超高的华人历史学家之一。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于抗日战争时期辍学并加入国民党军队,1950年退伍后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等畅销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京杭大运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 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
第三章 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
第四章 漕粮运输
一、漕粮制度的发展
二、军运组织——漕军
三、国家支出下的京师漕粮储存拨付
第五章 宫廷供应品的漕运
第六章 征税、商业、旅行和劳役
一、征税
二、商业
三、旅行
四、劳役
第七章 结论
附录
一、印版图和草图
二、《明实录》中所记载的输送到京师的漕粮
三、《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几省和南直隶几府州的漕粮份额
四、几个内河河港的税收份额
文献目录注释
一、极为有益的文献索引
二、明王朝和政府机构组织的历史纲要
三、经济和社会背景
四、大运河及其地理情况资料
五、漕河的行政管理及相关制度
前言及正文中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明代的漕运》为黄仁宇先生的博士论文,是一
本历史类图书。本书重点论述了明代对大运河的管理与大运河的功能,以及大运河对明帝国的影响。通过对明代漕运的多角度研究,作者对明代整个政权的运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征引资料丰富,运用大量数据分析。
主编推荐
通过对明代漕运的多角度研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整个政权的运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征引资料丰富,运用大量数据分析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精彩内容
序
我的哥哥黄仁宇
黄竞存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New Paltz市,在1999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世纪。
2000年1月8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 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rdiac 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离New Paltz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 Falling On 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做事认真,不爱浮华,为什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1994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优选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检讨。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1939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1932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8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做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1943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做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到美国Leaven 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1952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1952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 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Midwest Big 10)。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1964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 (Liberal 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记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1992年12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著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1981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 Updike发现,在New 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很好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1980年9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沬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联系工作。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地区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地区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接近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非常不错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 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 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1998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 Diego和Las 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 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很好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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