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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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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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义孚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93386
出版时间2019-0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8元
货号30443055
上书时间202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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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地理学大师话说如何山川地貌造就华夏历史。
华裔地理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献给祖国的书。
功力深厚，行文流畅可读，大家小书。
以人文之眼、人文之心，讲解地理如何造就中国人，中国人如何改变自然。
"
作者简介
段义孚（Yi-Fu Tuan），1930年生于天津，后移民澳大利亚，优选入牛津大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新墨西哥州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任教。 段义孚是认可的当代很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尤其是作为 humanistic geography的大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并对西方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华裔学者中很少见的。
译者简介 赵世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居加拿大。
目录
中文版序（2017） / 001
序言（1970） / 004
原版编者前言 / 008
第一部分 自然和人的作用
第一章 自然：地形、气候、植被 / 003
一 棋盘格局：大地构造和地形 / 003
二 中国轴线 / 006
三 不断变化的大地 / 010
四 摆动的黄河 / 018
五 干旱的西部 / 018
六 湿润的东部 / 022
七 气候的波动 / 025
八 自然植被 / 028
第二章 人在自然中的作用 / 034
一 改造土壤 / 034
二 森林的退却 / 038
三 森林砍伐的原因 / 047
四 建筑和景观** / 056
第二部分 中国古代的景观和生活
第三章 史前景色 / 081
一 史前雨量充沛、植被繁茂的北方 / 082
二 农业的出现 / 083
三 新石器晚期文明的绽现 / 085
第四章 早期区域性发展 / 093
一 华北平原湿润的环境 / 093
二 商代 / 096
三 西周 / 102
四 东周 / 106
第三部分 中华帝国时期的景观和生活
第五章 秦朝至唐朝 / 121
一 秦帝国及其景观 / 121
二 西汉帝国：人口和土地使用 / 125
三 农业技术和景观 / 129
四 领土扩张：新作物和新景色 / 132
五 东汉帝国：人口的骤减与南迁 / 134
六 豪门大族的庄园 / 135
七 大分裂时期 / 138
八 佛教对景观的贡献 / 141
九 隋代：胡汉融合与沟通南北的运河 / 145
十 唐代：不断拓展的边疆 / 147
十一 繁荣昌盛的经济和景观 / 149
十二 山川孕灵异：对自然的感知和保护 / 155
十三 长安：百万人的大城 / 157
第六章 宋朝至清朝 / 166
一 宋代：后来居上的南方 / 167
二 北宋工业革命的影响 / 172
三 繁华富庶、充满活力的宋代城市 / 173
四 可汗的城市 / 177
五 明清两代的城市化 / 179
六 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明朝和清朝 / 180
七 三个地区的景观变化 / 182
第四部分 近现代中国的传统与变化
第七章 保守与变革：1850—1950年 / 193
一 1930年代的景观类型 / 194
二 人口类型和景观变化 / 208
三 对边疆的扩展和适应 / 217
四 西方影响 / 232
第八章 1950 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 / 243
一 农村改革：打破私有传统的集体农业 / 243
二 两个村庄的变迁 / 247
三 植树造林，土壤保护，兴修水利 / 253
四 工业向内地的扩展 / 257
五 城市：在工业化中崛起 / 260
第九章 改革开放（1978— ）：尚未休止的巨变 （唐晓峰）/ 266
一 在希望的田野上 / 266
二 特区概念 / 272
三 城市建设的高潮 / 275
四 高速度：公路、铁路与航空 / 279
五 大型环境工程 / 285
四 保护绿水青山 / 293
注 释 / 297
索 引 / 318
译后语 / 325
内容摘要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讲述了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农田、山林、道路、桥梁、宫殿、苑囿、村落、城市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塑造。从古代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安定并充满美感的关系，到近代以来这种关系被西方殖民入侵、内战所打断，而在现当代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对大地景观再次进行强有力的重塑，这其中有令人震撼激动的奇迹，也有令人忧虑不安的眩惑。
精彩内容
第三部分 中华帝国时期的景观和生活第五章 秦朝至唐朝五 东汉帝国：人口的骤减与南迁
如果说公元2年时汉帝国的人口是5800万，到公元57年，据报告说下降至2100万。毫无疑问这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在那时东汉帝国的人口似乎不可能少于4000万或4500万。[25]当然，人口无疑是下降了，但不可能下降的那么多。在这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帝国内部发生了内部战乱、农民起义（赤眉军）、对匈奴及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洪水、饥荒、瘟疫，等等。
大自然所造成的洪水泛滥加剧了内乱、人口迁徙、饥荒、死亡。在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年—公元6年），黄河泛滥淹没了部分大平原，在山东半岛的南部冲出一道支流汇入淮河。在公元11年，黄河再度屡屡决口，原来向北的分支甩向东南方，离开了今天津附近古已有之的入海口。南分支涌入古老的汴渠。汴渠流经大平原上一个低洼带。从那里通向海边的坡度非常平缓，所以洪水蔓延，淹没田地。直到公元70年，淹没汴渠两岸的洪水才退去。[26]洪泛使数百万人遭灾。在黄河改道之前，黄河以南的大平原养育着中国总人口的几乎一半。洪泛使众多人口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们主要向两个方向逃亡，一些人向东，进入仍旧被黄河两条河道环绕的山东半岛的高地。另一些人分三股向南迁移：一股进入长江三角洲，一股到鄱阳湖盆地，然后上溯至赣江；最后一股到了汉江流域，进入洞庭湖盆地，然后上溯至湘江。
到公元40年时，虽然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受黄河泛滥的困扰，但中国在东汉王朝统治下完成了政治统一。自那之后，人口逐步增加，在公元140年至160年间达到5000万至5500万的高峰。在公元140年，东汉帝国统治下的人口仍旧比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少大约800万，但是从国家今后发展的观点来看，人口在地理分布上所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在公元2年，中国人口以压倒之优势集中在北方。到公元140年时，集中的程度已大大降低。在那个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渭河-汾河流域减少了大约650万人，华北大平原减少了1100万人。秦岭至长江三角洲一线以南地区则增加了900万人口。湖南、江西和广东的人口增加了4倍。[27]西南部纳入中国统辖之下，自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建立起来。帝国的南部边陲实际上远至安南（越南北部）。
但是在中国南方，比如在东南沿海，还有长江中游大湖地区周围的沼泽地带，仍有大片地区人烟稀少。山岭上丛林密布，蛮荒一片，人迹罕至。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欣赏这样的景色。西汉时的一首诗表达了诗人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对峥嵘粗犷景色的恐惧，诗中说“桂树长的如此浓密”，它们的枝叉“纠结缭绕”：山曲岪……虎豹穴……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
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
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
（《楚辞·招隐士》）[28]六 豪门大族的庄园汉朝时农民的生活极其艰辛。根据晁错的记载（公元前178年），“在夏日他们无法躲避炎热酷暑……在冬天他们必须承受严寒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能停工休息”。在东汉时期小农的生活仍旧很苦。
虽然理论上农民受到尊崇，实际上备受轻蔑，状如草木牲畜。小农的苦难来自何处呢？苦难根源显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战国时期。当封建制度崩溃之时，起初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成为自耕农。他所耕种的田地多少归他所有。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延续多久。大地主将封建诸侯取而代之，他们兼并土地，开垦荒地，大地主应付天灾人祸的能力远非一般小农可比。
在汉朝期间富有的地主权势日大。他们成为“豪门大族”，这些新贵取代了过去的封建王侯。豪门大族以一个扩大的父系家庭为中心，此外包括很多通过政治经济关系依附其下的家庭和个人。越来越多的农民不能靠自己田地所产度日，他们发现依附有财有势的豪门大族不失为便利之举。
在东汉时期，很多大庄园面积达数万亩之阔，它们展现出何样的景观风貌呢？首先，这些大地产资源充裕，不缺劳力、耕牛、一般牲畜、种子。在一个大地主的庄园上，除了像糯小米、普通小米、稻子和麦子，还栽种数十种其他作物，包括亚麻籽、葱、蒜、苜蓿、萝卜、各种甜瓜、倭瓜、芹菜、葵菜、豆、水蓼、芥末等。树木包括竹子、漆树、桐树、梓树、松树等。[29]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高度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除了庄稼，还栽种种类繁多的蔬菜、水果、观赏树木。 大地主可以实验新的耕作方法，例如赵过的代田法和氾胜之的区田法；他们也能够使用像水磨那样的新机械。大庄园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数百，肥田沃土连绵阡陌，奴仆成千上万，货物车运船拉，运往全国各地。他堆满的货栈遍及全城，巨大的房屋装不下珠宝财富，山谷中放牧不下他的马、牛、羊、猪。[30]以上的段落引自当时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豪门大族不仅务农，而且经商，并拥有成群结队的牲畜，数量之多，以致山谷中放牧不下。如果说的是欧洲，我们可能应设想一个豪华的乡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宫殿坐落在园林环绕的景观之中，周围环绕着农庄和务农的村落。但是这幅图景不适用于中国。以上所说的乡村宅邸可能阔大而兴旺，但是一般来说在建筑上却朴实无华。家族中胸少文墨，却野心勃勃的成员住在那里经营产业。那些饱读诗书，出相入仕的成员们则成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城中住宅可能雄伟壮观。还记得为了摧毁各地封建势力，秦始皇命令权贵们将府邸迁到京城中吗？汉朝延续了这个政策；不过只是豪门大族的家主们必须搬到京城之中，处于王朝的监视之下。京城毕竟是功名利禄发源之地，凡有雄心者都趋之若鹜。在城市府邸中饱读诗书的有钱士绅们可以悠闲地吟诗作画，但他们更常选择入朝做官，跻身于回报丰厚却危机四伏的政治角逐。如果不幸失去朝廷欢心，这位官员可以乞假还乡，不失体面地过着道家文人的日子。同样，当内乱发生，儒家官宦自然而然向往乡村中的道家风景。就此而言，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的白日梦并非绝无仅有：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林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31]八 佛教对景观的贡献大分裂时期也是文化创新的时代。内部纷争和五胡乱华震撼了儒学思想体系和帝国官僚机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新是佛教，佛教对华夏文化和景观的影响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记载说佛教僧众团体在长江入海口附近，时间是公元65年。最早关于佛寺和佛楼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190年。这片建筑包括一座两层的佛塔，上面立着的塔刹有9层青铜相轮，屋顶覆盖的长廊可以容纳3000人。[39]在公元3世纪时佛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广得人心，在战乱割据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到4世纪初叶，西晋王朝的大城洛阳以拥有42座佛塔寺庙为荣。在突厥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下（386年—535年），佛教僧侣的数量在中国北方达到200万人。在中国南方，佛教传播可根据寺庙的增长略见一斑，以下是在迅速更迭的各朝各代寺庙的数目。[40]朝代寺庙数目东晋（317—420）1768刘宋（420—479）1913齐（479—502）2015梁 （502—557）2846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表明，一种新的外来宗教成功地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儒道传统之上。这一文化创新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华夏景观增添了新鲜要素呢？数量可以说明程度。在中国南方梁朝的统治之下，总共2846座寺庙中住着82700名出家人。在北魏帝国，大约500座庙宇散布在京城洛阳的城里城外，庙产达可利用土地的三分之二。[41]佛教成为朝廷认可的宗教，佛教屋宇殿堂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修起了围墙，建造了高大的门庭，辟出庭院，造起游廊和巨大的殿堂。到唐朝时（公元618年—907年），尤其是那些位于京城长安的一些寺庙宏伟巨大，修饰奢华。比如位于长安东门的章敬寺有庭院48重，房屋4130余间。于656年完工的西明寺虽然只有10个庭院，4000余个房间，却更加壮阔。“在寺庙之外，树林环绕为界，地上溪流纵横。在寺庙之内，亭台殿堂高耸入云，大柱上贴着耀人眼目的金箔。”[42]唐代时，诸如寺庙、寄舍，或是一般修行之所这类佛教设施点缀着城外的景观。这些地方不仅常为游方和尚们提供膳宿，而且为旅行的官吏、军事统领和商人们服务。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宗教性的寄宿之地每隔5至16公里就有一处。其中有些十分宽大，因为有个寄舍为100多旅人提供膳宿。一些奢华的寺庙坐落在山中或是山脚下广阔的寺庙地产中，庙产包括森林、灌木覆盖的丘陵坡地、草原、耕地。这些地方可被视为平安美丽之所，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以宗教狂热、世俗财富和寺庙奴隶的汗水为基础。
我们的问题是，在何等程度上这些佛教设施在建筑上与众不同，使我们可以谈论华夏景观中的佛教要素呢？我们的答案是，起初佛教寺庙几乎同所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建筑相差无几。正如前文提及，对东汉时一个江苏寺院的描述提到一个独特的两层佛塔。其新颖之处是楼顶上的塔刹，装饰着一层层象征性的相轮。在佛教传播的后来阶段，寺庙越来越雄伟壮阔，其中最大的在规模上可以同朝廷的宫阙争奇斗胜。它们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几乎一切特色。不过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佛塔，这是一种多层建筑。洛阳市中心的永宁寺自公元516年开始兴建，“这是一座木结构的9层佛塔，高270米，塔顶的塔刹高30米。在京城方圆100里内清晰可见”。这段叙述可能有所夸张。塔大约实际只高出寺庙地面90或120米，但是其高度肯定足以引人注目。[43]直至19世纪后期，当欧洲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沿海省份之前，佛塔是华夏景观中最与众不同的外国建筑。佛教虽然由印度传入，佛塔的建筑渊源却不太清楚。除了塔刹和上面的华盖装饰，中国木塔同印度石头修建的萃堵波并无相似之处。就其建筑要素来说，4世纪时的3层木塔似乎更像汉代的瞭望楼（台），如果再向古代回溯，似乎像周朝封建天子们用于取乐或狩猎的楼台。[44]在另一方面，有记载说中国佛教采用塔为祭拜建筑是因为受到印度贵霜帝国（Kushan）佛教建筑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经塔里木盆地沙漠绿洲城市传至中原。[45]木材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但是早在公元6世纪，有些佛塔几乎成了实心砖柱。就其外观，就其使用砖石，尤其是就其装饰细节来说，这些佛塔反映出强烈的印度影响。
十 唐代：不断拓展的边疆根据742年的人口普查，唐朝时中国人口是5150万。但是有人认为数字实际要高些，可能有7400万。隋朝609年普查以来的人口增长要归因于从640年延续到755年唐朝统治下的太平盛世。[51]在唐朝的扩张阶段，帝国对西部和西北部的部落和国家大加征伐。到7世纪中叶，唐帝国击败了西突厥，再次将势力扩大到塔里木盆地以远地区。但是在751年，唐朝军队败于大食军队（阿拉伯人）。失败的间接后果是塔里木盆地绿洲一带永远改变的文化景观。 佛教建筑、寺庙和萃堵波被西方宗教，尤其是胜利的伊斯兰文化的建筑所取代。穆斯林圣地、寺庙、学校和集市保留至今，成为西域绿洲景观的特色。
唐帝国的失败和收缩使佛教从塔里木盆地退却，但在另一方面，唐朝则促使佛教在吐蕃（西藏）的传播。在公元641年，唐朝将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这位首次统一西藏的领袖。公主随身带去释迦牟尼的大尊佛像、几卷佛经和一些有关医药及占星术的典籍。[52]西藏独具特色的文化影响来自中国和印度，在二者中印度影响更为重要；这种双重来源的象征是西藏的统一者不仅迎娶了中国公主，而且还有一位尼泊尔公主。据悉在西藏至少有三座著名的寺庙可以回溯到这个最早的历史时期,这是西藏文化中心雅隆河流域的昌珠寺（Trhan-tr’uk）、拉萨盆地的大昭寺（Trhul-nang）和小昭寺（Ra-mo-che）。修建拉萨的两座寺庙最初是为了供奉松赞干布两位妻室带进西藏的佛像。相传被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今天香客们顶礼膜拜的中心。[53]不论如何牵强附会，藏族传说急于将当地习俗归之于印度。传说藏人用大麦酿造啤酒，制作酥油和奶酪的技术起源于那个时代，这类食品属于印度或西南亚文化而非从中国传入，因为汉族人总的来说不习惯食用奶制品。不过在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松赞干布的孙子把茶从华夏大地传入西藏。[54]茶成为藏族人的民族饮料，他们一天要喝30至70碗不等。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茶——酥油茶，是印度和中国影响的混合物。
在中原大地，唐朝时人们主要向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移民。到8世纪中叶，总人口的几乎一半住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战争、突厥人和吐蕃人的骚扰、饥荒、洪水以及诸如横征暴敛、强征民夫、日益扩展的佃农制度这类社会不公。换言之，同以前引起移民的原因大致相同。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即在秦始皇统治下，朝廷发布敕令向南方移民。在长江以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在唐朝时，东南沿海完全同华夏帝国融为一体。以长江支流赣江为中心的江西不再自成一统，到8世纪中，江西人口首次超过湖南。
南方和东南沿海人口增加，日益繁荣，这得益于兴旺发达的商业。8世纪时阿拉伯商人们扩大了贸易活动，他们先在珠江三角洲，后在福建和江苏建立商行。波斯和日本商人们也往返于东南沿海做生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活动中心是长江三角洲以北的扬州。760年时扬州爆发了一场骚乱，导致数千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死亡，这个事实可以佐证这些外国商业社区的规模。
向南方殖民并不是朝廷刻意所为，而向北方边疆的移民确是朝廷政策使然。唐朝时朝廷占有大片土地，其产出的收益用于支付官吏薪俸、维护朝廷建筑以及饲养马匹。北方广阔地区被圈为草场，为国家放牧马匹。马对于帝国的安全举足轻重，所以需要大片草场放养。在7世纪中期，唐帝国饲养存储的马有70万匹之多，分布在渭河流域以北的8大牧场上。[55]除了建牧场之外，朝廷的土地出租给佃户，向佃户收取地租充实国库。
除了这些土地，朝廷对其他国有土地的开发具有更直接的考虑。其中一类成为屯田，即是由亦兵亦农的聚居地所开垦的土地。屯田制源于西汉，目的是占据并保护新近平定的西北部疆域。在唐代，殖民性屯田制度具有类似的功用，是为了保护疆域并建立村落，不过屯田数目远远超过汉代。到763年，在北方边境省份建立了超过900个军屯村落。这些屯田南起长城以南靠海的榆关，向西延伸到长城深入黄河大几字弯地区，并沿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向西到达吐鲁番盆地；屯田也建在西藏边境的山谷中，位于青海湖以东。根据土壤的肥沃程度，也根据栽种旱地作物或是灌溉农业，屯田面积从2200亩至5600亩以上不等。大些的屯田可能驻扎着数百名农夫兼士兵。一些遥远地区的肥沃土地似乎缺乏劳力。比如河西走廊上的绿洲甘州就没有足够的人去定居。正如684年一份递交皇帝的奏折所说的，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灌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工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石）不为难得。（《陈子昂集·上西蕃边州安危事》）[56]十一 繁荣昌盛的经济和景观
唐初的数十年远非太平盛世。但是自从640年以后，直至755年到765年间的安史之乱，唐朝一片和平兴旺景象。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在玄宗统治的年代（715—756年）。年景富饶平安，物价低廉。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店铺货栈为旅行的商贾提供货物，商人们长途跋涉，不用担心盗匪。除了平坦安全的驿道，纵横交错的运河漕渠从中国南方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运到北方的京城。
最主要的必需品是粮食。正如《新唐书》所记：虽然关中（陕西）以膏腴之地而闻名，但这个地区太过拥挤，物产不足以供给京城所需，不足以为洪泛和饥荒之年进行储备。所以从东南方将进贡的粮米运到京城。[57]西汉时的主要问题是将粮食迅速地从华北平原运到渭河盆地，而到了唐朝，问题是将粮食从更加遥远的中国东南部运到古老的西北部。需要运输的粮食数目巨大。据记载，在735年左右的3年之间，运输了大约7百万吨粮食。[58]主要是什么粮食呢？在汉朝时无疑是麦子和小米。但是在唐朝，中国东南部的主要作物可能是稻米。不过早在318年，当北方被匈奴攻占，晋朝宗室在建康（南京）称帝，麦子和大麦就传入水稻产区。据估算在4世纪时迁徙到南方的汉人有上百万，他们一定也对小麦种植在南方的传播有所贡献。[59]向北方京城运输的生活必需品必须同日益增加的奢侈品竞争。奢侈品五花八门，来自广州的有珍珠、翠鸟羽毛、活犀牛。从广州向北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沿长江支流赣江，另一条沿长江支流湘江，同归于长江中游的湖泊平原；从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顺江而下到扬州，然后往北顺大运河和汴渠到长安。实际上从广州可以全程走水路，穿越南方丘陵到长江流域，再北上到华北平原、进入陕西黄土高原。虽然帝国的京城位于亚洲干旷大草原的边缘，运输货物却有水路相通。公元743年在长安东面挖掘了一个人工湖作为船舶转运地。薛爱华对此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在那一年，兴致勃勃的北方人……看到船只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船舶转运地，船上装载着向朝廷进贡纳税的各地物品：从北方来的是猩红色马鞍毡垫，从南方来的是朱红色柑橘，粉色丝织镶边的粗毛地毯来自东方，梅红色矾土来自西方。将货物装上驳船，驳船上的水手特地装扮成长江船工，他们头戴竹边帽，穿着罩布衫，脚蹬草履。[60]西京长安的人口将近200万。100万住在城墙环绕的城里，另外一半在郊区。东都洛阳居民100来万。在8世纪时的唐代中国，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有25个之多。即使是南方和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例如杭州、福州、广州，人口也有数十万。扬州居民大约有45万。
到8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可能达到7500万。城市和农村人口增长说明农业产量相应增加。为何获得了这样的增长呢？因为在华夏大地中部和南部耕地面积增加，在北方对土地更加精耕细作。但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可能也有助于提高产量。在大分裂时期，农民占有小块土地，并从朝廷得到田地，允许他们耕作并受益终身。公元624年唐朝颁布律令，重申“均田土”的原则。[61]意在抑制土地兼并，保障普通农民的生存。但是很快，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富人开始向穷人买田。之所发生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唐朝的君主并不遵守自己颁布的律令。除了对有权有势者分配大田产，还任意对他们赠与田地。唐太宗曽赠与一位宠臣土地1000顷，一座豪宅，300户封地。为数众多的豪门权贵得到5顷，10顷或是上百顷田地、府邸、庄园采邑。[62]而且在内战和安史之乱后，朝廷开始和豪强地主争夺地产。因为战乱所引起的破坏甚至使华夏中部存在大量无主土地，所以朝廷也加入土地兼并之列。[63]总而言之，在唐朝统治期间，小土地占有制和自耕农让位于大庄园和富有的豪强地主。
虽然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令人叹息，农业生产却可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发展。大庄园主们有财力大量垦荒，小农却无法做到。豪强地主能够更好利用重型农具，例如三铧犁、耧犁（一种连犁地带播种的工具）和耙。他们有为数众多的耕牛骡马和雇工来实行6世纪出现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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