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宋(他们的宋朝)/华文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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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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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健
出版社华文
ISBN9787507551150
出版时间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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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8.8元
货号30648325
上书时间2024-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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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走出五代、底定帝国：宋太祖与宋太宗
一、皇位传递的“异常”与“正常”：陈桥兵变与烛影斧声
(一)陈桥兵变
(二)烛影斧声
(三)德昭与廷美之死：皇位传递回归“正常”
二、统一战争：由开疆辟土到守内虚外
(一)“先南后北”的策略
(二)底定帝国
(三)由开拓进取转向守内虚外
三、政权的稳固
(一)杯酒释兵权
(二)废罢藩镇
四、文治之风的确立
(一)“欲武臣尽读书”与“宰相须用读书人”
(二)文治政策的确立
结语
宋代士大夫的先驱：时代转折中的寇准
一、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
(一)少年登科，得君眷顾
(二)任性凌人，难处同僚
(三)未终其事的定策之功
二、左右天子为大忠：澶州建功
(一)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
(二)左右天子，有澶州之幸
(三)定盟澶渊，开百年太平
三、专制自矜，宦海浮沉
(一)“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
(二)率性而行，到处树敌
四、危身奉上，佐国遭忧
(一)迎难而上，再回中枢
(二)行事粗疏，功亏一篑
结语
兴文抑武体制的牺牲者：狄青
一、以文驭武统兵体制下的功业与界限
(一)投身西北，声名鹊起
(二)殃及池鱼：水洛城事件
(三)“奖用太过，群心未服”：以文驭武统兵体制的反弹与弊端
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兴文抑武国策下的武将们
(一)“虽古之名将何以加此”：平定侬智高之战
(二)“朝廷疑尔”：狄青的罢任
结语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王安石及其时代
一、富国强兵：新法的实施及成效
(一)“相业之权舆”：鄞县施政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二)“以择术为先”：熙宁初变法“国是”的议定
(三)“于百姓何所不便？”：新法推出及受到抵制
(四)“宋几振矣”：新法的成效
二、“非常相权”：王安石的权力和去位
(一)大权独揽：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宋代权相政治
(二) “陛下已不能无惑矣”：王安石的去位
三、朋党之争的恶性发展：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旋律
(一)“为异论之人立赤帜”： “异论相搅”的祖训与朋党之争的兴起
(二)元祜更化：以母改子之政095．
(三)“反元祜而实效之”：新党的报复性倾轧
结语
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与“靖康之难”
一、才智过人的少年天子
(一)“轻佻”端王君临天下
(二)帝、后共政带来的“建中之政”
(三)举重若轻：向太后被迫撤帘
二、步入歧途的“绍述”政治
(一)“朕岂不能主张神宗”：蔡京的复起
(二)朋党政治的变异： “元祜党籍碑”
(三)重在敛财的经济改革
(四)以“丰亨豫大”为名的放纵享乐
三、靖康之难
(一)宋金“海上之盟”
(二)唇亡齿寒，金人渝盟
(三)临阵避敌，骤然禅位
(四)父子反目与“靖康之难”
结语
从恢复到偏安：宋高宗的南宋气象
一、再造王室： “嗣我朝之大统”
(一)“天人之心未厌赵氏”：康王即位
(二)神道设教： “泥马渡康王”
(三)巡幸东南：江南政权规模初现
二、“堂堂中国，一旦遂为敌人屈己”
(一)“早遂休兵” “不惮屈己”：绍兴八年和议
(二)“南北无事矣”：绍兴十一年和议
三、重回以文治武的老路：宋朝第二次收兵权
(一)五代乱象重现：苗刘之变
(二)“朝廷无意恢复”：淮西兵变的影响
(三)“兵权不可假人”：名将岳飞之死
结语
太上皇-今上的政治格局：宋孝宗及其时代
一、父尧子舜：太上皇-今上格局的形成
(一)太上倦勤，皇子可付社稷
(二)“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
二、上皇与今上的权力划分：隆兴北伐与宋金和议
(一)从采石大捷到符离之败
(二)屈于孝养，达成和议
三、“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皇权受损的结果
(一)“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
(二)“躬揽朝纲，不以责任臣下”
四、皇权“非可共理之物”：太上皇-今上结构的悲剧结局
(一)越次建储
(二)“放下与儿曹”
(三)“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结语
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与道学在南宋的崛起
一、从论学师友到自居正统：向道学权威迈进
(一)弃佛从儒：道学性格的造就
(二)从游诸友，开益为多
(三)鹅湖之会
(四)道学将谁使之振？——向道学领袖迈进
二、国家政治中的道学群体
(一)迭遭挫折，投迹山林
(二)权出于二，绍熙内禅
(三)韩、赵之争与朱熹政治生命的终结
(四)庆元党禁，道学之厄
三、走向正统：朱熹与道学地位的提升
(一)从三足鼎立到一枝独秀：浙学、陆学的衰落
(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
结语
“天下之势，自安以趋于危”：史弥远及其时代
一、权力的交割：从韩侂胄到史弥远
(一)出身名门，追随父亲的足迹
(二)玉津园之变：围绕皇权的生死之争
内容摘要
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主线，通过对赵匡胤、
赵光义、寇准、狄青等政治人物的考察，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以期通过对宋代的政治结构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更深切的体认。在写作时，作者把人放在历史情境中观察，在长时间线中解释他们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因此能够在对人物进行相对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
精彩内容
序二谈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有人推崇汉唐，有人主张明清，“积贫积弱”的宋朝显然不在候选榜单之内。不唯如此，在很多人心目中，宋朝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简直就是屈辱的代名词。然而与国人的苛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白乐日（EtienneBalazs）、谢和耐（JacquesGernet）等西方汉学家，却对宋代历史给予了很高评价。谢和耐注意到11—13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和学识方面的惊人发展，坦承在贸易、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欧洲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更使人们对如何看待宋代历史感到无所适从。
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宋代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它是中央集权发展的里程碑，六朝隋唐以来的贵族政治被君主专制所取代。君主独裁政治下，皇位的传递是国家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接续五代而立的宋朝而言，这一问题更有其特殊的敏感性和紧迫性。五代乱世，功利主义的盛行和“君权神授”观念的转淡，催生出“无人不思为天子”的社会心理；皇位传递观念也因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发生改变，“国家多事，议立长君”成为时人的共识。宋太祖以“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宋太宗继统也有篡位之疑，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五代传统的延续。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步入长治久安的轨道，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递从五代的“异常”回归“正常”。武功王之自杀、涪陵县公之贬死，是后人指摘太宗的两大失德之处，然而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不应忽略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性，宋太宗在新的历史关口，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扭转了五代皇位传递的“乱象”，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从宋太祖、宋太宗身上，折射出当事人走出五代、迈向治平的挣扎与艰难。
北宋末到南宋初，皇位传递出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由于禅位而形成的太上皇-今上的二元结构。正如杨万里所说，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这一结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它给现实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徽、钦二帝间爆发尖锐冲突，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父子双双沦为阶下囚。高宗的干预极大地削弱了孝宗的权威，孝宗不时感受到来自臣下的轻忽，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也偶尔流露出对皇权受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子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既要突显自己的存在，又对大臣充满不信任，因此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当孝宗想把类似的权力结构再移植到他与光宗的关系中时，再次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光宗拥有更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李后的挑唆，儒家伦理规范，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交锋中，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孝宗与光宗的父子关系，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是文武关系的失衡，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教大衰。宋太祖奠定“文治”的政策导向，宋太宗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通过科举出身的文臣进入仕途，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寇准是宋朝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士大夫的代表，他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担当意识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因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作为先驱，宋朝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说出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豪言。王安石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推向高峰，但他所主持的变法也使士大夫集团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彼此间的争论愈演愈烈，终致互相倾轧。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为朋党之争所充斥，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及至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秉政，权相政治几乎贯穿南宋政权的始终，南宋的政治生态日趋恶化，其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
若以士大夫的自由度而言，宋代不但远超之前的汉、唐，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的发展，宋代士大夫不满汉唐学术章句训诂的刻板僵硬，认定能超越汉唐注疏，直接把握古代圣贤的“文”与“道”，他们向经典寻求治世和思想精髓，义理之学应运而起。宋代学术纷繁瑰丽，北宋的荆公新学、温公学派、洛学、蜀学、关学，乃至南宋的湖湘、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等，相互辩难，推动中国学术走向另一个巅峰。诸多学派中，仅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以朱嘉为代表的道学显然超出同侪。道学群体并非完全专注于学术，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朱熹及其同道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其个人命运随政局变化而起伏。经历了诸多动荡挫折，道学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也成为道学的象征，曾经歧出多元的道学转变为程朱理学，不但奠定了尔后六七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且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与士大夫政治伴生的是对武将群体的压制。“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是宋朝“祖宗家法”的核心原则，其中凝聚着宋朝统治者于五代乱世汲取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扭转了武人干政、兴亡以兵之势，消除了困扰中原王朝近百年的重大隐患。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根本性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
狄青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终于从唐末五代的窘境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其得来不易的领导地位。他们希望永久性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文臣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并经由制度的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武将的生存空间日趋逼仄。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人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乃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氛围。宋室南渡，也带去了有关“祖宗家法”的集体记忆。苗刘之变、淮西兵变使高宗意识到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岳飞之死则宣告南宋重回北宋以文制武的老路。
宋朝所处的环境与汉唐时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相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夏、金都不再是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足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与前朝相比，宋朝的内政和外交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北宋的国策随即转向消极防御、守内虚外。澶渊之盟虽开创了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却在宋朝国内引发了“天书降神”“东封西祀”等一幕幕闹剧，“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及至南宋，国家的对外政策更明显地受国内政局波动的影响。韩侂胄为求自固，打着收复中原失地的旗号发动北伐，却丧生于杨皇后和史弥远借机发动的政变。对韩侂胄的政治谋杀，是以正其开边之罪的名义进行的，也意味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在政策上与韩侂胄反向而行，宋金“嘉定和议”由此达成。宋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使史弥远与道学群体决裂，道学集团力主灭金、拒绝联蒙，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在外交政策上反其道而行之，一面与金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一面与蒙古保持和好的关系。史弥远意图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使金、蒙互相牵制，可当金朝灭亡已成定局后，南宋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除了与蒙古联合灭金外，已没有其他选择。
联蒙灭金申雪了赵宋百年之耻，就在金朝灭亡的前夕，史弥远也走到人生的尽头。史弥远之死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在后史弥远时代，渊默十年终于亲政的理宗急欲在南宋政治中打下自己的印记，备受史弥远压制的政治势力也要一展抱负，南宋遂展开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端平入洛”。“端平入洛”招衅纳侮，不但使南宋国力大损，而且带来一个比金朝更难缠的对手——蒙古。宋蒙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南宋也走上覆亡之路。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年间的历史研究重视个体，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多是重要人物的事迹，在西方影响深远的兰克史学也将政治人物视为改变历史的最重要力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的消失。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提出“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福柯（MichelFoucault）则在《知识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历史学家更加强调历史发展中非个人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在笔者看来，两种倾向都不免有极端之处，人和结构性因素之间不应该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有其长时段的、结构性的因素，但并不否定人可以在其中自由、积极地发挥作用，两方面的结合才促使历史以那样的方式发生。因此这本书试图将人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观察个体在结构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的主线，所选取的大多是两宋时期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主干，能够为人们了解一个时段提供最直观的印象。通过对这些政治人物的考察，本书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进而能够对宋代的政治结构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更深切的体认。历史研究并不是非此即彼，解析历史理应也必须有多种不同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书呈现的线索只是笔者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有其合理性，仍有待于读者诸君的检阅。
太上皇-今上的政治格局：宋孝宗及其时代高宗的禅让使皇位由太宗一系转回到太祖一系，除了受到当时群臣的歌颂，甚至一向对高宗评价非常苛刻的明代史家张溥也说：“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质天地者，止有此耳。”但是在歌功颂 德背后，不能忽视禅位给南宋政权政治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它并没有像形式上表现的那样实现权力的转移，而是造成了皇权的分裂，形成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权力格局，双方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彼此的权力边界。
禅让实现了帝尧公天下的儒家理想，使高宗的身份超升为与尧并肩的圣王，高宗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尊号：“光尧寿圣”。当尊号由宰相和礼官拟定，交由侍从、台谏在都堂集议时，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持异议者认为，“寿圣”系英宗诞节之称，且已用作佛寺之名。“光尧”寓意“比德于尧，而又过之”，似属过誉。 户部侍郎汪应辰就提出质疑：“尧岂可光？”高宗立即出面干预，告诉孝宗汪应辰素来不喜欢自己。孝宗于是手诏“不须别议”，集议大臣知势不可回，都签字同意，汪应辰不久便被外调。
孝宗能继承大统，完全出于高宗的赐予，对他来说，孝道不仅是立德修身的儒家规范，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是他竞争皇位的唯一 资本。太上皇-今上的关系，是以太上皇的主导和今上的顺从为基础的。德寿宫就是由秦桧的旧第改建而成，隐然与皇宫对峙，形成两个权力重心。高宗时刻强调着他不容触动的权威。一次，德寿宫一名卫士醉酒闯入钱塘县衙，咆哮无礼，被知县莫济施以杖罚。高宗闻讯大怒，立刻谕令孝宗将莫济罢免。高宗一次在灵隐冷泉亭遇到一位行者，自称本为某处郡守，因得罪监司而被废为庶人，高宗答应为他向皇帝求情。数日以后，高宗又遇到行者，言及尚未得到起复。次日，孝宗恭请高宗夫妇游园，高宗不笑不语，在孝宗百般追问下才道：“朕老矣，人不听我言。”又说：“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见其人。”孝宗随后召谕宰相：“昨日太上圣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须放他。”于是尽复该人原官。 孝宗朝的政治很大程度上笼罩在高宗的阴影下，孝宗在即位赦书中就明确表示，要继续听从高宗的指示，执行他的政策：“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这是孝宗愿意服膺高宗指导的公开承诺。孝宗第一个年号“隆兴”，用意就是“务隆绍兴之政”。对于安于旧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官员来说，这个承诺自然最好不过。援尧舜故事上太上皇尊号后，他们更有理由请求孝宗像舜协助尧那样，依从高宗的原则行事。孝宗也有模仿高宗的明显例子，他即位后就设官收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诏旨条例，以便“恪意奉承，以对扬慈训”。甚至视学的过程，也严格遵循高宗先例，“是为两朝盛典”。因此儒臣称孝宗于高宗“一政一事无不遵之也”，“一字一画无不敬之也”。
高宗的政策不容妄议。一次，有言官批评秦桧专擅，这等于间接批评了高宗。高宗将宫中一座建筑命名为“思堂”，然后宴请孝宗。孝宗问及堂名的由来，高宗回答：“思秦桧也。”自此以后，对秦桧的批评大大减少。秦桧身后之名需要维护，岳飞名誉的恢复便要在低调中进行。尽管孝宗明白岳飞的冤屈和战功，也 只能有限地为他平反。淳熙年间，孝宗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礼官拟用“忠愍”：“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有批评太上皇失政的寓意，改为“武穆”。昭雪和一切恩恤，都是以太上皇“圣意”的名义进行的，这些都是为太上皇保留体面。 高宗退 位之际，与孝宗达成共识，孝宗每月四次至德寿宫朝拜。一月四朝，表面上是儿子向父亲尽“温凊定省”的孝道，实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它是高宗向孝宗发布指示、进行政治部署的主要渠道。孝宗在朝拜德寿宫时，重要的朝臣奏疏都会送来，向太上皇报告章奏和聆听意见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朝中的人事任免要经太上皇首肯，新任大臣一定要先奏禀太上皇后再正式委任，殿试第一甲的策文也要经太上皇过目。乾道八年（1172），孝宗听从言官的弹劾，准许宰相虞允文辞职，但太上皇念念不忘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的功绩，反而令孝宗挽留他而把言官外调。
高宗退位御札宣称将所有军国要务全交孝宗处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孝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顺服于太上皇的权威。孝宗把满足太上皇的需索和富国强兵等量齐观，他特别新建“左藏封椿库”，专门供养高宗和储备军资。高宗去世后，孝宗透露，此前德寿宫缺钱，所以朝廷极力应付。孝宗要实行“永将四海奉双亲”的承诺，就不得不将富国强兵的宏愿打折扣了。《宋史·孝宗本纪》称赞：“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然而清高宗却有不同看法，他说帝王之孝与庶人不同，一定要把祖宗基业放在首位，南宋时祖宗旧疆已丧失大半，而孝宗不思恢复中原、报仇雪耻，只能满足于膝下承欢的小节，不能称之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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