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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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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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费孝通
出版社华东师大
ISBN9787567511125
出版时间2014-01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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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8元
货号2713398
上书时间202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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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中国文化面临哪些挑战？人类文明出了哪些问题？著名学者费孝通纵论中华文化与人类的未来！
《中国文化的重建》是一本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未来发展的好书。由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文化的自觉与文化反省、中国文化与人类未来文明等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文章结集而成。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11～2005.4）生于江苏吴江县城。1920年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
目录
一、中华文化面临的挑战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
对文化的思考
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
经历·见解·反思
——费孝通教授答客问
二、文化的自觉与反思
开创学术新风气
人文价值再思考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文化的自觉与反省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三、中华文化与人类的未来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内容摘要
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我国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有很独到的研究，从早点的乡村制度到晚年的文化的自学与反省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重建》由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文化的自觉与文化反省、中国文化与人类未来文明等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文章结集而成，《中国文化的重建》是一本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未来发展的好书。
精彩内容
我说秦代的统一还只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因为当时秦所统一的只是中原地区，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里只占一小部分，在三级地形中只是海拔最低的一级，而且还不是全部。中原的周围还有许多不同的族团也正在逐步分区域地向由分而合的统一路上迈前。让我先讲北方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学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地区，因此我们对中原周围地区的上古历史相对地说还是知道得很少。陈连开教授提出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我的另一位同事谷苞教授经过几十年在西北的实地考察，也提出了同一观点，他们都认为和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实现统
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
出现了在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他们更指出，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我同意这个观点。
南北两大区域的分别统一是有其生态上的基础的。首先统一的中原地区是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发生
了农业文化。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已找到粟的遗存，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已找到稻的遗存。从夏代以降修水利是统治者的主要工作，说明了灌溉在农业上的重要地位。小农经济一直到目前还是汉族的生活基础，至今还没有摆脱汉族传说性的祖先神农氏的阴影。
这一片平原上的宜耕土地在北方却与蒙古高原的草地和戈壁相接，在西方却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些高原除了一部分黄土地带和一些盆地外都不宜耕种，而适于牧业。农业和牧业的区别各自发生
了相适应的文化，这是中原和北方分别成为两个统一体的自然条件。
划分农牧两区的地理界线大体上就是从战国时开
始建筑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长城。这条战国秦汉时开始修成的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牧畜民族入侵的防线。农民占于守势而牧民处于攻势。这也是决定于两种经济的不同性质。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的粘着性。农民人口增长则开荒辟地，以一点为中心逐步扩大，由家而乡，紧紧牢守故土，难得背离，除非天灾人祸才发生
远距离移动。
牧业则相反。在游牧经济中，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草得到食料，牲口在草地上移动，牧民靠牲口得到皮、毛、肉、乳等生活资料，就得跟牲口在草地上移动，此即所谓“逐水草而居”。当然游牧经济里牲口和人的移动也是有规律的，但一般牧民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必须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广阔的草原上转移。牧民有马匹作行动的工具，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比较迅速，集散也比较容易。一旦逢遭灾荒，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就会成群结队，南下就食农区。当双方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农牧矛盾就会尖锐起来，牧民成为当时生活在农区的人的严重威胁。对这种威胁，个体小农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不能不依附于可以保卫他们的武力，以及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力量来建筑防御工程的权力。这也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长城表现了这一个历史过程。
牧区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有权力来调处牧场的矛盾，需要能组织武力进行自卫或外出夺取粮食、财物和人口。我们对于北方草原上民族的早期历史知道得很少。当在汉代的史书中看到有关匈奴人较详细的记载时，他们已经是北方的强大力量，拥有长城之外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这广大地区，就是这里所说北方的统一体。到汉初已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
实际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这样简单。考古学者从30年代起已陆续在长城外的内蒙古赤峰(昭乌达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这地区的先民已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近年又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祭坛和“女神庙”，出土的玉器与殷商玉器同出一系。铜器的发现更使我们感到对东北地区早期文化的认识不足，而且正是这个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提。
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
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由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
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农区在耕种及运输上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
里需要马匹，这些绝不能由农区自给。同时农民也需
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农区对牧区的供应中，丝织物和茶常是重要项目。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在北方牧区的战国后期及汉代墓葬中，发现很多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甚至钱币。
在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和往来接触中，靠近农区的那一部分匈奴牧民于公元1世纪已逐步和附近的汉族农民杂居混合，进入半农半牧的经济。公元前1世纪中叶这些匈奴人在汉武帝的强大压力下南北分裂
后被称为南匈奴的，他们后来并没有跟北匈奴远走中亚，而留原地，即今内蒙古境内，并且逐渐进入关内和汉人杂居混合。
在战国到秦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农牧两大统一体之争留下了长城这一道巨大的工程，这是表示了早期牧攻农守的形势。但是当农业地区出现的统一体壮大后，从汉武帝开始就采取了反守为攻的战略。这个战略上的改变导致了汉族向西的大扩张，就是在甘肃西部设置河西四郡：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移入28万人，主要是汉族。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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