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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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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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星
出版社上海三联
ISBN9787542644275
出版时间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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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其他
定价48元
货号2753883
上书时间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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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城东女学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办学理念先进，紧跟时代步伐，成就卓著，一时成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代表，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时代艺术女性。陈星所著的《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以杨白民与李叔同交往史实为线索，尽可能详细地梳理、研究城东女学的始末及其成就。
目录
序言：关于“城东女学”／丰一吟
前言
上篇 杨白民·城东女学与李叔同
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的创立
二 城东女学的学科设置及教育教学理念
三 城东女学的艺术活动
四 城东女学的师资和学生
五 李叔同与杨白民
下篇 城东女学的后期发展及杨氏家族与弘一大师
一 城东女学的后期发展与尾声
二 杨氏六女述略
三 中国女子书画会的成立与杨氏三姐妹
四 杨雪玖与弘一大师
五 杨氏家族的部分艺术品收藏
跋／余大风
后记
内容摘要
《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的写作，以杨白民与李叔同交往史实为线索，尽可能详细地梳理、研究城东女学的始末及其成就，希望能够以此来纪念曾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杨白民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
《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由陈星所著。
精彩内容
一 杨白民与城东女学韵创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由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演变，商埠的不断开放，教育亦日趋殖民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的爱尔德赛在宁波首创女子学塾，拉开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序幕。从以下一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教育在起始阶段具有浓厚的教会殖民色彩：1847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办女塾；1850年4月，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1850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办女校；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在上海办文纪女塾；185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牧士的夫人在广州办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185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的夫人在福州办福州女书院；1854年，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天津办淑贞女子小学；1859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办育英女书院；186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的夫人在上海办女塾，后为清心女子中学；1864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办贝满文学堂。
……从客观上讲，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在一
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但它毕竟带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文化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教育兴国的重要性，这其中自然包括兴办女学。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尽管张之洞在《劝学篇》最初的序文中说“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但在1898年5月31日，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由经元善创办，他的目的是：“惟沪上通商既久，渐习西法，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学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其后，中国兴办女学的风气日盛。1901年，苏州兰陵女学成立；1902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1902年10月，吴怀疚在自家办女塾的基础上设立务本女塾，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为宗旨，以为“女学乃教育之基本”。蔡元培也于1902年在上海开办了爱国女学……到了1907年，中国各地的女子学堂已达428所。1903年，清政府制定了《癸卯学制》，次年1月正式颁布，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在法理上解决了女学的地位问题。但是，就清政府而言，其态度还是极为保守的，只是小心翼
翼
地将女学界定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当然，客观的情形是，女学在中国犹如雨后春笋，各地纷纷创办，女子教育终于成了中国教育制度中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女学的兴起，自然离不开维新人士的推动和提倡。梁启超在1896年曾发表《论女学》，代表了维新人士的意见。他以为西方之强、日本之兴，均得益于男女平权及女学之提倡：“女学最强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而“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幸矣”。在维新人士的提倡下，有关社会团体和出版物相继出现：1897年，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组织“女学会”，并创办《女学报》。
都市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学的重镇。据1898年的《女学报》统计，仅上海一地，女学就达15所之多。
到了1915年，上海的女学数量达到29所。在这样的形势下，杨白民于1903年在上海的家里创办了城东女学。杨白民“具有新头脑”，就在中国人自办女学风起云涌的1901年，他东渡日本考察女子教育，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他的这一举动很值得人们研究。一方面，他受兴办女学之国人的影响，有志于投身该项事业；另一方面，他却有敏锐的眼光，以为要
创办中国人的女学，当首先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
早在1876年，清政府驻日副使张斯桂就已在《使东诗录》里透露了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并大加称赞。其后，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1879年)，访日人士黄庆澄写了《东游日记》(1893年)，都谈及日本的女学教育。这些文字，无疑使许多有志于女学教育事业的国人开阔了眼界。到了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居然还在日本前山阳高等女学校校长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以女子教育为急务”。杨白民就是在这种信息传播于国内的前后前往日本的。他的目的应当很明确，即在中国办女学无章可循，而近邻日本则有了较为完备的女子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教会女学而言，无论是习惯、思想体系(儒学)还是伦理，显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杨白民留日期
间，正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的时候。比如，1902年，中国留学生所办的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日本人永江正直著、杨廷栋与周祖培翻译的《女子教育论》一书；1903年6月，陈撷芬在东京复办《女学报》。而留学生创办的“滇活”社简章则规定：“以普及教育，统一言
语，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这种情形使得许多中国留日学者在回国后往往
选择了女学教育事业。如
1902年，留日的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也
任教于中国公学、浔溪女学和明道女学。杨白民当然不会例外，因为他赴日的目的原本就十分明确——考察女学教育。在日本考察
的时候，杨白民实际上已经命妻子送女儿读书。杨雪琼在《先严述略》中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录：“先严遂于辛丑年，自备资斧，赴日本考察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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