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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鸿森
出版社中西书局有限公司
ISBN9787547517994
出版时间2020-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98元
货号11376493
上书时间2024-09-04
记得二○一三年八月,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联合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和扬州文化研究会一起举办“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赴扬州作文化考察,参观阮文达公家庙时,我恰恰陪侍鸿森先生,于是谈及清人学术。先生拈出“实事求是”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二语,以清儒治学,二者兼备,今人专讲“实事求是”一语,而忽略了另外一端,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实也就是学者浸润积渐的工夫。我当时虽闻之在心,但无甚感触。今年疫情发作,海天阻隔,鸿森先生以其大著《汉唐经学研究》书稿授读,命为作序。拜读之际,方觉此虽是阮元概括清代学术之语,而在鸿森先生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子语)的道理。
本书裒集鸿森先生讨论汉唐经学的论文共十二篇,均刊于著名的文史学术刊物,检点各篇初稿的撰作时间,自1981年至2018年,前后时间将近四十年,即此一端,可见先生治学厚积薄发,不轻著于言。书中不少篇章我过去曾拜读,或聆听过相关的讲座,而此次汇读,遂有整体的观感。此书依其内容可大略分为两组。一是讨论经义,计有五篇:《<孟子>“百亩之粪”、“粪其田而不足”解》(1981)、《〈禹贡〉注疏校议》(1986)、《〈韩诗〉遗说摭遗》(1986)、《<论语>“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解》(2017)、《“高宗谅阴”考》(2018);其二是讨论经学问题,计有七篇:《〈子夏易传>考辨》(1984)、《梁沈旋〈尔雅集注>考证》(2009)、《北朝经学史小考》(1994)、《〈隋志〉所载刘先生〈尚书义〉作者考》(1997)、《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1999)、《〈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2002)、《汉长孙氏〈孝经>有〈闺门章>说辨惑》(2014)。篇目之中,多有训解、摭遗、考证、考辨、释疑、辨惑之辞,而其讨论的问题无一不是汉唐经学史长期留存的疑义;其析疑、辨惑之方,条分缕析,精博纷呈,却无一不是从研读注疏开始。
先生自述其学,称“仆一九八二年入史语所之初,诸老宿以旧学相期,彼时茫不知学问何物,日读钱竹汀、段茂堂两家之书,思从《注疏》入手,当日曾力校数经,劳劳数年”(《《禹贡〉注疏校议》附《答某君书》)。这正是清人所谓的“实事求是”与“好学深思”之学。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后》曰:
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
“由注疏而推求寻览”的门径与方法,不仅是清代经学的基础,而且是清代经学史的发端。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人之说,择善而从”。这是因为中国经学以汉唐经学为代表,但其经说歧出,真伪杂糅,是非混淆,且学官失业,史料阙佚,致经义不明,唯一客观和直观的存在便是注疏。清人欲矫宋儒师心之弊,相信能从注疏文字中求得经典原意,更进而推求圣人之心,如戴震所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明”(《与是仲明论学书》)。在现代学术看来,“圣人之理义”即是古人之思想,并非至高无上的道理,但清儒本着“好学深思、实事求是”的态度,由故训注疏“推求寻览”的治学方法,虽是“旧学”,但却是获得“新知”的重要途径。倘由此校论本书各文,其论经义者,或训诂字义,或哀辑前儒经说遗义,或校勘文字,皆据注疏立论;讨论经学者,或辨经、传、注、疏真伪,或考镜学术源流,皆据旧注义疏而寻溯其踪迹。因此,鸿森先生的汉唐经学研究,正是对清代学术方法的自觉继承与履践。
皮锡瑞曾谓:清儒有功于后学者有“辑佚书”、“精校勘”、“通小学”三事(《经学历史》)。“辑佚书”者,即拓展文献史料的范围,清儒以此为“实事求是”之学。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史书所载,百家著述“足资考证佚文,采摭异义。失在学者因陋就简,不能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耳”。考辑佚文,采摭异义,乃至经史互证,博极群籍,皆是先生书中之能事,而先生早年即于域外汉籍和出土文献特为注意,运用自如,遂能开辟新领域,发现新问题。《《子夏易传)考辨》审校目录,辨析真赝,梳理诸家得失,诠衡辑佚精粗,再于旧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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