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小品文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义务教育课标修订语文组组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语言战略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儿童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出版《儿童语言的发展》《汉语量范畴研究》《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650余篇。

《语言小品文》：

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只有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坚实基础上，才会兴旺发达，欣欣向荣。因此，任何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和国家，都非常注意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带着民族性走向世界，或者说，一种文化只有具有民族性，才会具有国际性。

文化的根基在哪里？在民族语言里。语言既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根基。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民族语言的沃土之中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民族语言而传承而发展的。因此，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洪堡大学的创建人洪堡特，极力主张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

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可为一证。绝大多数儿童学习的第一语言都是母语。儿童学习母语口语，并进而学习民族的书面语。在这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与自己社团成员进行交际的工具，而且也由之掌握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的文化世界，并建立起了影响终身的民族情感。

基于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任何一个有远见的民族都非常重视维护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通过法规和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例如法国，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定和规范进入法语的外来词。笔者八月份曾到德国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的国际大会，发现德国不管是交通工具内的指示语，还是大都市里的街道、建筑名称等公共用语，都是把德语放在前面，然后才是英语或其他语言，有时干脆就只使用德语。新加坡不遗余力地推行华语以增加华族（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的内部凝聚力。回归前后的香港地区，有识之士大力提倡普通话，目的也是要加强香港地区民众的祖国意识。

汉民族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历来重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哪怕是在外族统治时期依然如此。北齐的统治者是鲜卑人，北齐鸿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第二》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为让其子得到公卿的宠爱，便教其鲜卑语，令其学弹琵琶。颜之推以之为耻，告诫子孙们不要这样做。（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而游目当今之语言生活，实有令人担心之处。不少学人坦言，在中国大陆，汉民族的母语水平近些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滑坡现象。从社会用字、店铺命名、书信招贴、街谈巷议等方面，人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社会的文化含量在急遽下降，“语言羞耻心”正在遗失。其实，这种状况在素有“文化殿堂”美誉的高等学府中也是如此。

据《文汇报》1995年11月14日载，有一所国内有名的工科大学曾对该校3511名新人校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了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总平均分仅为63.9，有一半以上的考生写不出一些较常用成语中的字，如“罄竹难书”“越俎代庖”“动辄得咎”中的“罄”“俎”“咎”。特别是外语都已有相当水平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国语文水平测试的平均分数竟然不及格，还不如大学生。

凡是在高校工作的人大约都相信，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高校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母语水平滑坡，有传统上重理轻文观念的潜在作用，有“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摧残的后遗影响，有现在的高考制度对基础教育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有大学教育中“文理分家”所酿的苦酒，但是外语对汉语的冲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大学升学考试、研究生录取、谋职就业、晋职晋级等关系人生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外语的作用比汉语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这无形中造成了重外语轻母语的不良文化心态。这种心态蔓延下去，特别是在高级文化人才中蔓延下去，将对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造成双重威胁。学习外国语，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和国际合作，但不能失去母语的根。

现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特别是今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更是确立了国家的素质教育方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正在着手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工作。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能“把根留住”。

推普宣传周的设立，虽然目的是在全社会提倡普通话，但是，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更大更深远。湖北要发展为经济强省，武汉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制订一个合适的语言发展战略，当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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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小品文》收入李宇明40多年来所撰写的与语言、语言生活、语言政策相关的短文130篇，以“桂子山拾萃（1985年-2000年）”“行走在大木仓胡同（2000年-2012年）”“五道口畅想（2012年-2023年）”为序编排。通过130篇小品文，不仅可以看到中国语言生活40来年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可以看到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及一些重要举措，看到重要语言政策制定的学术原理，看到一名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和语言规划人的学术思考及使命担当。将这些散落各处的文章收集起来，拂去历史烟尘结集出版，很有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和存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