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试译》（1956年一版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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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6-09
印刷时间1956-09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176页
上书时间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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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李长之先生◎梁诚 李长之先生是1978年12月13日故去的。对他的离去，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以及他的学生们一直在追思和怀念。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当年清华园“四剑客”吴祖湘、林庚先生继李长之先生而去，健在的季羡林先生为他们3位写下一篇篇悼念文章。而老一辈先生在做人、做事、做文章上的高尚品质、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以及带有独特个性魅力的学风和人格，都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 ●谈司马迁 我1954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当时师大中文系有多位全国知名的学者、教授、诗人和作家，如刘盼遂、黄药眠、钟敬文、陆宗达、穆木天、彭慧、启功……当然还有李长之先生。1955年，李长之先生教中国文学史。 一天，我向李先生的助教提出了一个有关司马迁生年考的问题，要求李先生辅导一下，李先生很快便做了安排。记得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夜晚，8时左右，我径直走进了文史楼古典文学教研室。 一进门便看见李先生靠在一个大躺椅上，我知道，先生为了辅导学生，是从城里住处乘公交车来北太平庄做辅导的。不经意间看见他那双患有风湿的病腿，我十分感动。 他说：“司马迁生年考问题提得好，也很重要，这是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及其作品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听了这话我忽然一惊，暗想这是先生在肯定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接着他便说：“司马迁应该是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说完他便问我，是否看过他曾写过的一篇《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我不知。于是先生说：“生年的考订，有人觉得无关重要，对此，一定要做科学的考订，不能随意妄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学界有定见，就是王静安先生和梁任公的说法，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他们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这样就将司马迁生年提前了10年，那么《史记》便是他42岁到50几岁的写作了，这样《史记》就成了成人作品。科学求实地说，司马迁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年，《史记》正是他32岁到40岁间写作的，作者充满着奋进的激情，年轻又活泼。我们读到的《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可以作为内证的。” 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心界豁然开朗。 ●重评《金瓶梅》 李先生讲课十分精彩，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他讲得平实丰富，有时有浓烈的感情色彩，总流露出一种叫你信服的感觉，讲到生动处，他那双有神的眼睛立即像火一样明亮。譬如讲到李白写月亮，他便把李白笔下的月亮同故乡的山、水、乡情连在一起，他有一句精彩断语，他说：“读了李白的诗，使我们更爱故国的月亮了！” 李先生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除了在校认真教书外，他勤奋刻苦地治学，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 他写作多产，当时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在全国各大报刊上见到他发表的文章。我记得大概是在1956年秋，他在《文艺报》上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源头的大块文章，响亮地提出《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小说现实主义的源头、开山作。这在当年，可说是突破禁区的一声呐喊，但是，他喊出了第一声。文章有详细的论证，又有个人的独特分析与理解，就是这样一篇学术文章引起了好多学界人士对他的关注和兴趣，因为在世俗的认知中，不少人将《金瓶梅》定为一本“淫书”，不能登大雅之堂。 李长之先生是一位多产学者。有统计，在他46岁时，他先后出版了《夜宴》、《鲁迅批判》、《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西洋哲学史》、《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韩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二、三卷、《判断力批判》等30多种著作和译著。单篇论文在百万字以上。涉猎于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宗教、美术许多领域。他还是一位诗人，在《星的颂歌》、《夜宴》、《苦雾集》都能觅到他的诗的足迹。可以说，李长之先生是当代最勤奋、最多产的一位学者，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们至今都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是中国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科学界、文艺界、学术界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这时北师大校园里刻苦读书、繁荣创作、向科学进军的空气十分浓厚。这时鲁迅先生的小弟周建人先生和鲁迅夫人、师大校友许广平先生来了，莘莘学子们聆听着他们对鲁迅先生家庭、生活、爱情、写作的述说。 为了推进学术的发展交流、活跃学术研究气氛，北师大举办了规模很大的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来了，他讲了《红楼梦》；黄芝岗先生来了，他讲了《元曲》；文怀沙先生来了，他讲了《楚辞》；李长之先生为讨论会写下了厚厚的一本《洪昇及其〈长生殿〉》一文。 生活在我们当中的李先生也是这样，不到3年，他写下近几十万字的单篇论文，涉及方方面面。《孔子的故事》、《诗经试译》、《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二、三卷等相继出版了。 ●批判鲁迅 风云突变。1956年6月之后，北师大校园真可谓风雨交加，巨大的政治风暴横扫着一切人的思想领地。就是在这场急风暴雨中，将李先生抛出了文坛，将他划为右派，从此也就剥夺了他教书和写作的权力。这时，他的名字也从杂志报刊、教育界消失了。李先生定为“右派”，其中主要一条罪过是他写了《鲁迅批判》一书，说他攻击鲁迅，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一些人对此书下了断语———“黑书”。此书在“文化大革命”时遭禁，封存于图书馆内。 《鲁迅批判》一书于1936年出版。李先生成书是1935年，时年他25岁。这是一本研读鲁迅作品的评论书，纯学术性著作。这本书的完稿和出版其实有一段佳话。李先生说，他基于对鲁迅的崇拜和尊敬，写下了一篇篇详述鲁迅作品的文章，然后冒昧地给鲁迅先生寄去，请他批评指点。没想到，很快收到了鲁迅的复信，一是鼓励他的创作和批评，二是对他进一步写好作品提出了意见。这段趣闻在《鲁迅全集》中有记载。当时李先生把全稿修正完，随后又写信给鲁迅请求一张鲁迅的相片，并写几个字寄给他。果然，鲁迅把一张新照片剪下，并附写了一些话寄给了李先生。后来此书就付梓出版了。现在看到的封面上的鲁迅相片便是当年鲁迅送的那张。 《鲁迅批判》一书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它开了中国研究鲁迅和其作品的先河。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却屡遭批判和查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工宣队员冲着李长之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这批判你就罪该万死。”一个人为一本自己写的书，遭受极大的侮辱，在政治上被打得几十年人抬不起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先生接受劳动改造，拖着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病身子，被逼着去扫厕所、掏大粪。 对于《鲁迅批判》一书，李先生曾说过，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位出版社的同志同他商量要重新出版《鲁迅批判》，是否可将“批判”改为“评论”？李先生说：“我为《鲁迅批判》受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帮季羡林 在季（羡林）老为李先生写的悼文里，我们看到了李长之先生的为人。季老不止一次地述说自己从德国回来，有一年的“失业”，是李长之的帮助让他有了住的地方。季先生晚上就睡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季老夸奖李长之为人好、重友情，是李长之带他同老舍一起吃饭，后来他也成了老舍先生的好朋友。李长之又是他的一位天才而又勤奋、又十分爱国并重情义的伙伴。 这几年，学术界和教育界对李长之学术思想研究也呈现出火旺的声势，不少年轻学者把学术视点投向了李长之，同时，一批研究者也写出了不少有质量的著作，应该说李长之已有后人。令人欣喜的是，李长之文集也在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在浩瀚的书海中，我们又可听到李长之的声音，这对先生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慰籍呀！（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中文系） ◎链接 李长之(1910年—1978年)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一书，产生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清华校园，李长之、吴祖湘，林庚、季羡林一起被誉为清华“四剑客”。1946年10月起，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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