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集

一
张衡(78—139)，字平子，东汉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五十里)人。家为著姓，祖父张堪，以才德受光武帝刘秀的赏识，在任渔阳郡太守期间，御寇开边，民安世清，以廉洁奉公知名当世。张衡自幼喜好文章写作，十六七岁时外出游学，曾西赴三辅观览古都遗风，东入洛阳求教太学师友。经过数年的社会考察和苦心读书，张衡的学识大有长进。汉和帝永元年间，郡国推选张衡为孝廉，公府几次征召他出来做官。张衡不慕仕途名利，没有应允。在张衡23岁那年，鲍德出任南阳郡太守，邀张衡做主簿。鲍德是张衡所敬仰的人物，任所又在自己的家乡，加之家境贫寒，难以长期在外求学，所以张衡乐于应命。他在任九年，主管文书，协理郡政，帮助鲍德利用当地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手工业基础，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广修学校，振兴经济。汉安帝永初二年(108)，鲍德升任大司农，张衡辞官归隐，潜心读书，诸艺并通。他着重精读了扬雄的《太玄经》这一研究宇宙现象的哲学著作，逐渐萌生了探求宇宙发展规律的愿望。当时大将军邓骘在朝中辅政，多次征召张衡为官，张衡不应。
永初五年(111)，汉安帝特派公车征召张衡入官，拜为尚书台郎中。三年后升为尚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太史令，主持全国的天文、地理、风雨、气候的观测等事宜。安帝建光元年(121)，张衡调任公车司马令，总领天下征召之事。四年后，再转为太史令。
在张衡38岁首任太史令到56岁迁职的18年中，是张衡在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方面大放光彩的黄金时代。在天文学方面，他主持研制了空前的铜铸浑天仪，撰写了《灵宪》《浑天仪图注》等天文学史上的名著，进一步发展了“浑天说”，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指出宇宙是无限的，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球遮住了日光，月绕地球运行且有升降；一周天为365又14度，这与近世所测地球绕日一周历时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值相差无几。他已经认识到太阳运行(实际是地球公转)的某些规律，正确地解释了冬季夜长、夏季夜短和春分、秋分昼夜等时的原因。由于研究天文、律历和制作仪器，张衡对数学的研究相应地加强了。在制成浑天仪后，他写成了《算罔论》，并用“渐进分数”的方法，算出圆周率为10的平方根，为3.16强。这比《周髀算经》所记载的π＝3的数值大大进了一步。此外，张衡发明的指南车、记里鼓车、能飞数里的木雕、观测日影的土圭、观测风向的候风仪，都有着极高的工艺技巧。他创造的世界上台地震仪——地动仪，更是世界科学史上不朽的发明。
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张衡被提升为侍中，做了皇帝的高级顾问，掌侍左右，顾问应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然而当时宦官得宠专权，张衡难以直言，因而心中忧愤不平。他曾上书请求辞去侍中之职，赴史馆续撰《汉纪》，亦未获准。永和元年(136)，张衡离开京师洛阳赴河间(治所乐城，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任河间王的相，其职权相当于一郡之长的太守。其时河间王刘政骄奢而不遵法度，当地豪强恶霸也很多。张衡到任之后，尽捕奸邪恶徒，上下肃然，百姓安乐。但这时汉帝国已经十分腐败，张衡无力回天，忧国伤时。永和三年(138)，张衡上书“乞骸骨”，请求告老还乡，顺帝不准，反而把张衡调回京师，升迁为尚书，协助处理政务。可惜到职不满一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忧劳成疾，壮志未酬，于顺帝永和四年（139）逝世，终年六十二岁。张衡的好友崔瑗在张衡碑文中写道：“(张衡)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对这一评价，张衡是当之无愧的。

二
张衡是东汉中后期的著名文学家，就其全部创作看，张衡尤以赋的写作见长。今天能够见到的较为完整的赋有《温泉赋》《二京赋》《南都赋》《思玄赋》《髑髅赋》《归田赋》《冢赋》以及《羽猎赋》等，还有类似赋体的《应间》和《七辩》两篇。在这些作品中，较负盛名的《二京赋》是两汉长篇大赋的极致；《思玄赋》思绪迭宕而绚丽多彩，堪称屈原《离骚》的续篇；《归田赋》开辟了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
赋，起源于战国。伴随着汉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壮大，这一文学形式也在逐渐成熟。经过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的创作实践，到了张衡的时代，赋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发展，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适合于叙事状物、多采用虚构与夸张手法等等特点，也逐渐趋于成熟。同时，赋的创作一开始便得力于皇室成员的鼓励与扶持，成为帝王生活娱乐的重要写照，打上了深深的宫廷烙印。到了张衡的时代，这种“宫廷味”更加浓重，许多赋的作者被视为俳优，连扬雄这样曾经作有多篇名赋的作家也深感继续写下去实在有辱人格，而发誓“辍不复为”这一“童子雕虫篆刻”之事了。在这一背景下，张衡独树一帜，继承并发展了赋的文学样式，完成了由宫廷的附庸向文人的自觉的过渡。也就是说，张衡的赋明显地存在着借鉴以往作品的痕迹，却又在构思与技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明显地受其主观情感的支配，而其主观情感又紧紧地同祖国大地美好的自然风光，同忧国忧民、进取向上的情怀与志向，同高洁的个人情趣，联系在一起。
综观张衡的赋作，我们感到，同以往的作品相比，张衡在抒发作者的丰富情思方面显得更直接、更真切、更广阔。班固的《两都赋》，铺采摛文“以报众人之所眩曜”，颂语直陈“析以今之法度”，实为当时的巨作。张衡却认为班固言而未尽，所以用了十年工夫，仿照《两都赋》创作了《二京赋》，他对昏王贵官富豪们崇尚奢华的批判，对贤君良臣能士们遵礼勤政的颂赞，都较班固更为深刻透彻；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荒淫腐败的愤恨和对理想中的帝国宏伟蓝图的企望。又如《思玄赋》，借鉴屈原《离骚》的愤世嫉俗和神游逸乐，而更着意于天地四方的奔波探求，更着意于人生哲理的感悟。《归田赋》篇幅虽短而情感浓郁，悲愤之余又饱含着对大自然清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髑髅赋》中，享受着精神自由的负霜蒙尘的髑髅，同思想极其苦闷的乘坐高车驷马的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的对话，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反映出作者的向往与追求。上述诸赋着重以叙事与铺陈服务于作者主观情感抒发的写法，揭示了赋的创作的正确方向，对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张衡的赋对社会腐朽黑暗的揭露与批判也显得更为深刻。在张衡生活的时代，政治上日趋腐败，宦官外戚交替掌政，朝中为夺取权力而频频残杀：和帝与宦官郑众诛杀外戚窦宪一党，安帝与宦官杀逐邓太后一门，外戚阎显兄弟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宦官孙程等人杀阎显兄弟而拥立顺帝等等。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侈，张衡的好友、政治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当时的婚嫁，“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当时的丧葬，“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张衡深恶痛绝，并在他的赋中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在《二京赋》中，作者通过凭虚公子对西京后宫丰富的奇珍异宝、众多的美妃宫女、瑰异的宫室殿宇的吹嘘以及对天子游猎中欲把飞禽走兽杀尽灭绝的夸耀，揭露了昏庸帝王的穷奢极欲、荒废国政的丑行。文中描绘了两个把持国柄、贵倾天下的佞臣的华宅：“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绨锦，土被朱紫。武库禁兵，设在兰锜。匪石匪董，畴能宅此?”作者选取石显、董贤这两个在历史上极受宠幸的佞臣为例，其目的是直斥那些谀谄乱政的宦官近臣。文中借安处先生之口来批判凭虚公子说：“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意在指出，如果统治者只知为满足自己无穷的欲壑，而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逼得人民走投无路，那么，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统治者。在《思玄赋》中，张衡对黑暗的现实发出了不平的控诉：“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圆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袅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对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张衡的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愤恨与忧虑。其言词的激切，其抨击的严厉，都是十分突出的。当我们把张衡愤世的激情同他对大自然的赞美相比较，就更能感受到作者心胸的博大和情思的深沉。《南都赋》中南都的美好风光，《温泉赋》中温泉的清洁淳美，唤起了作者无限的爱。这种爱越是强烈，他对社会丑恶的愤恨与批判也就越加深刻。
另外，张衡的赋在写作技巧上亦颇有创新。他很善于用虚构、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来写景状物。例如《二京赋》中对通天台和井干楼的描述，或是平地耸立，鹏雀难及；或是凌空高峙，飞架云端，在与其它不同事物的对比中充分显示了楼台的高峻。张衡注重行文的气势，讲究语言的华美。我们读张衡的赋，常常被其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文势所吸引。如《二京赋》一开始，凭虚公子就滔滔不绝地夸示西京长安，具有居高临下藐视一切的架式，颇有大国风度，使人为之一震。安处先生对凭虚公子挑战的回答，却别有一番政治家的风度。其纵横广博的谈吐，使人感到一股高屋建瓴的气势，具有震慑人心的威力。文中着意描写了东都洛阳的宫苑池沼，其间荷花争艳，秋兰吐香，群鱼戏跃，众鸟欢鸣，翠竹广覆，清泉潺潺，把原本十分幽深沉寂的皇宫帝苑写得充满生机。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张衡赋善于巧妙地通过人物的对话展开情节，表达情意。《二京赋》丰富的寓意，完全是通过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的几番对话展现出来的，或褒或贬，或扬或抑，都存在于二人的言谈与表述之中。《思玄赋》中二位仙女对作者的赋诗，既是二女内心苦闷的独白，也是对作者内心苦闷的再一次揭示，有利于阐述文章的主题。《髑髅赋》中髑髅的一番话，更是全篇的关键，既从正面诉说了作者所向往追求的内容，又为人们把握文章大旨提供了线索。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张衡的赋深受欢迎，历代流传，张衡本人也被誉为汉赋四大作家之一。
此外，张衡已经开始了诗歌创作的探讨。他写的《同声歌》，是一篇构思与语言技巧都很成熟的五言诗；他写的《四愁诗》，是我国七言诗的滥觞，对后来七言诗的兴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三
张衡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儒、道两种思想兼而有之，并且随其个人境遇的变化而交替居于主导地位。然而，统观张衡的一生，他的基本思想属于儒家，他的作品也大体是站在正统的儒家学说的立场上，以儒家的经典为武器，来批判与之相违背的人与事的，其人生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积极的入仕。只是当他饱受人生的忧患、感到才志难以施展、深悟世道黑暗险恶的时候，才寻求老庄倡导的超世绝尘的思想。事实上，这种积极入仕与消极避世的矛盾统一，恰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正直之士的处世态度。
张衡的政治主张，是按照儒家经典的模式“以礼治国”。其基本设想，是在《二京赋》中借安处先生之口描述的一整套礼法制度，“主要精神是：君尊臣能，除奸用贤，遵节俭，尚素朴，仁洽道丰，施惠于民，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孔安”(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前言》)。张衡在诸篇疏、策中对时事的评判与建议，也都是服从于上述那一整套礼法制度的。这些疏、策，或劝顺帝“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上陈事疏》)；或列陈谶纬的虚妄，劝顺帝“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请禁绝图谶疏》)；或指责顺帝要征发民徒开掘恭陵神道的害民计划(见《上顺帝封事》)；或剖析选举取士的种种弊端(见《论贡举疏》和《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这些意见，直言不讳，理正辞切，反映了张衡忧国忧民的无私赤诚和“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
遗憾的是，张衡的这些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从张衡生活后期任河间相的三年政绩看，他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且很有成效。然而，在东汉王朝上上下下一片腐败的形势下，张衡根本不具有回天之力，难以挽回东汉王朝的没落。这样，对张衡后期主张的归隐避世也就很好理解了。
四
《后汉书·张衡传》称他“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后汉河间相《张衡集》十一卷”，唐以后张衡的诗文有所散佚。今人张震泽先生在明清诸辑本的基础上，著有《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一书。该书在收集佚文、校勘谬误、注释词义等方面颇有可取之处，所以，我们以此作为本书的底本。其中少数文字，据其它版本有所校改。限于我们的学识，本书在选篇、校注、译文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定有不少，我们将虚心地听取广大读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