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子

      六一新村是我的成长地。写下这句话时，我脑海里浮现出诸多在这里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次，如对于死亡、爱情、背叛等等的次懵懂直面。令我犹豫不决的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写出自己初的“春心萌动”。古今中外，写初恋、暗恋的文章不胜枚举，但绝大部分是虚构文本，那些令读者印象深刻、经典传世的描写，都出自文学作品。维特和绿蒂、保尔和冬妮娅，即使如此有据可考的人物和故事，歌德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采用的也仍是虚构文本。对此，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理解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活事件本身不够完美，需要艺术加工；另一个是这一题材只有用虚构文本来表现才能被接受，这已成为语言艺术的一种约定俗成。往里说，一个作家在进行某些大胆的人生场景描写时，选择虚构文本没问题，在虚构文本里用人称也可以。甚至开宗明义“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也无妨（马原那本集子就叫《虚构》）。但选择纪实文本就会让作家本人诚惶诚恐、畏手畏脚。

     打个形象的比方，虚构文本好比跳水台、体操场、T型舞台，裸露作为一种职业和审美需要被接受；纪实文本好比观众席，坐姿稍有不正就会被诟病“露点”“泄春”“炒作”。

     想清楚这件事，我反倒觉得自己可以在本章中小作尝试。首先，我要写的内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可能有些不正常，但纯洁干净；其次，我写现实中的人和事，因此也就不必去讲究艺术的完美。

     我在前文曾说过，小学四年级是我成长的重要一年，那一年我们全家团圆，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游泳，开始接触乒乓球。我对女性产生特殊好感也是在这一年。早特别喜欢看到的女性是学校的专职音乐老师，至今还记得她次出现在学校的情景。那是在早晨做广播操时，校长将她请到“司令台”前，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她来自市区，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为什么早引起我关注的女性是她？在我印象中，当时普通小学没有像她这样年轻的女教师，才十八岁，而且漂亮，会唱歌弹琴；另一个原因就是她来自市区，说一口好听的“上海话”。音乐老师的脸上还常挂着一种标志性的表情，至今宛然眼前，可以说那是一种沉醉于内心的表情，透出一点淡淡的“红晕”。年轻漂亮、气质独特的音乐老师，当年吸引了一批男孩子。

     但如果音乐老师现在还记得我，看了我上述的描写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作为她从教后的批学生，我们留给她的印象恐怕很不好。我们在她课上的表现，一个个简直都像和她前世有仇似的，音乐课纪律总是差，她教的歌永远学不会，布置的作业别想收齐。她经常不得不大声对我们说话，甚至吼叫，一会儿面孔涨得通红，一会儿又气得脸发白。男孩子还经常在背后议论她，当然都不是好话，不少还是鹦鹉学舌学来的下流话，甚至在背后提到音乐老师都用多数孩子不会理解的一个难听的绰号。总而言之，从男孩子嘴里说出来的音乐老师，是巫婆，是狐狸精。甚至没人会说她是“美女蛇”，因为有人说她“很难看”。音乐老师也看出男生对她的莫名“敌视”，因此她对学生的态度“爱憎分明”，对许多男生她永远没有好脸色，懒得看一眼，对个别男生她就眉开眼笑，和颜悦色。那时在我们眼里音乐老师是大人，但其实她也还是个很容易情绪化的女孩子，一些男生对她的冒犯，潜意识里有说不出来的东西，音乐老师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不知不觉事情起了变化，学校里年轻的女教师和年长的男学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和对立。

     在一次音乐课上，音乐老师一口气批评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男生，然后大大表扬了一个男生，张为民。后者是文艺积极分子，从小钟情乐器，爱好跳舞、唱歌（这个后来放弃了，因变声后嗓音坏了），颇得音乐老师青睐。我被批评后心里不服气，一时冲动，便扭头对旁边的同学小声说：

     “老师看上张为民了。”

     那天是在音乐教室上课，学生不按座位表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没想到那个同学立刻举手，老师问他有什么事，他站起来指着我说：

     “他说你看上张为民了。”

     音乐老师顿时怒容满面，噔噔噔走到我跟前，朝我额头上用力戳了一指头，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啊！”

     这件事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来自老师和好朋友的双重打击。

     “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啊！”这句充满鄙夷的责问，在此后好长一段日子里，令我碰到音乐老师就像老鼠碰到了猫。

     这且不去说它，我想不明白的是被好朋友“出卖”。好多天我不停地向别人抱怨，以委屈缓解羞辱。

     当然现在我找到答案了。近我看到一个资料，荷兰科学家用科学实验的方法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的说法：男子在美女面前会变傻。原因是“净想引起对方注意而使大脑功能减弱”。说得专业一点，男子面对美女时通常会将大量大脑资源用于尝试吸引对方的注意，而留给处理其他事情的资源相应减少。也就是说，为了引起对面美丽女性的注意而忽视身边的友情，这可能并非出于男子的本意，而和大脑功能发生片刻短路有关。对于脑功能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子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更高。

     这件意外的倒霉事包含了太多的人生哲理，耐人寻味。

     我想象中，侨居国外已逾二十载的那个同学，看到我这段回忆，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一笑。

     小学后一年，令我难忘的女性是一位同学。那女生漂亮而能干，在小学阶段是个全才，功课门门皆优，文艺、体育样样出类拔萃，经常引人瞩目地出现在田径场和文艺舞台上，知名度相当高。我对她早的记忆，就是从对她产生仰视开始。仿佛也是这时才发现，她也住在六一新村，和我抬头不见低头见。自从“认识”了她，此后一年，在我的印象中则简直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和为了引起音乐老师的注意而经常搞破坏不同，对那位女同学，我因为崇拜她而害怕和她面对面，以致她的身影、声音和眼神都会令我产生恐惧。一方面，我几乎每天都在内心和她对话，似乎彼此“心心相印”，呼吸的空气中也弥漫着对方的气息；另一方面，我怕在新村的小道上和她相遇，那会令我紧张得手足无措，似乎她变得高大、威严无比，和她越接近越令我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那年头，男女同学之间不仅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话，而且我们还必须控制好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多情的眼睛，一不留神就会被人揭发：某某在偷看某某。一次，我在六一新村里骑车玩，经过她家楼下时，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睛往她家的阳台看去，结果自行车偏了方向，一头撞进路边的矮冬青树丛里，连人带车倒下了。那一刻我吓得魂飞魄散，感觉大祸临头。倒不是怕受伤或摔坏了自行车，而是担心自己不可告人的窥视被发现了。我心慌意乱地从地上爬起来，觉得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其实我干吗要骑着车去望那个阳台呢？我明知她不在家。那个阳台完全没有特征，不种花草，不养鸽子，不堆杂物，空空荡荡。

     要是没人妨碍的话，我恐怕会干脆站定楼下，仰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似乎对着一个戏台，遮着幕布，我等着幕布拉开，她就出来了。那年头，一个男孩的眼睛就是这么富有想象力。

     我内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膨胀起来，但从外部看不出来。我即使想瞧瞧她家的阳台，也要从疾驶而过的自行车上去找机会。摔了个嘴啃泥，我首先担心的是“密码”被破译。在那个年代，一个敏感的男孩学得快的无疑是“隐蔽术”。

     因此，当我次看到一个农村青年出现在“外新村”（六一新村外围的新建住宅），向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公开“求婚”时，我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是人之所为。我和许多同学去围观他，就像围观一个怪物。果然，后来有高中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花痴”，油菜花开的时候就要犯病。我那同学的姐姐是个医生，据说下乡劳动时在那男青年家里吃过“包饭”，给对方留下了印象。从此每年油菜花开季节，男青年都要进城几次来找她。初他只知道“对象”住在六一新村，有好事的孩子将他带上了门。他来时都穿得整整齐齐，白衬衫，两用衫，新布鞋，手里还提了个纸盒，里面装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他的意思是，他将珍贵的皮鞋提在手里，就当是在今天这样隆重的场合穿在脚上了。他方向感极强，自从有男孩将他带上门后，他就认准了这扇门，此后别想再误导他。他站在门前，隔一会儿敲敲门，从早到晚，然后坐末班车回家。有调皮的孩子告诉他，新娘子在里面，你要叫她，她才会来开门。他就敲敲门，喊：“新娘子开门。”又有人说，你岳父在里面，你叫爸爸，他就来给你开门了。他真的就喊：“爸爸开门。”

     起初我同学的姐姐和爸爸这一天都躲在单位里不露面。后来，同学的爸爸忍无可忍，从单位里跑来，动手打了他，并用扫帚柄驱赶他。发生了这件事后，他再出现，一些大胆的男孩也用树枝和砖块攻击他。他不仅不还手，而且好像并不觉得疼痛，脸上还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对“花痴”心生怜悯。和那些攻击他的孩子相比，我显然想得更多，我更明白，眼前这个人的遭遇是对成长中的男孩的一个警告：“爱情”是不可以说出来的。

     而那以后看到同学的姐姐，我总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似乎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她那时竟然怀孕了，我也不会觉得惊奇的。

     我记忆中六一新村当年发生了两起“背叛”事件，当事人一个被降职，一个甚至判了缓刑。前者是从战争年代浴血奋战过来的军人，此处不提。后者是机关干部，我也很犹豫要不要写这件事，因为我对他很熟，小时候一直喊他叔叔。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案子是在我母亲主持下审理的，而“文革”结束后，对他的平反却恰恰是我父亲作为他的单位领导经手的。判他有罪和为他平反，依据的都是此案另一个当事人的年龄，而使用的是不同时期的法律。

     那女孩是他家的邻居，两家门对门。女孩叫他叔叔，他家的孩子小时候叫女孩姐姐。女孩被发现怀孕，他这个“叔叔”才暴露。

     案子判决后，他被送回原单位接受监督劳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个过程中新村里从没出现过两家之间的吵闹声；他老婆也没和他离婚，不声不响地带着两个孩子搬出了六一新村。

     判他有罪，也许冤枉了他，但保住了那女孩的一点颜面；为他平反，也许对他公平，但再次将女孩抛到风口浪尖，令她蒙羞。“年满十六”，“自愿”，对女孩的角色描述再次触动人们的神经。奇怪的是，她现在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脸上有皱纹的中年妇女的形象，我丝毫想不起她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模样，而实际上在她二十多岁以后，我就没再见过她。

     今年上半年母亲住院期间，我在病房区电梯里碰到了她的弟弟，也是来照顾生病住院的长辈的。我一下子想起了他的姐姐，甚至还想起当年盛传的关于“叔叔”和她在一起时对她说的一些话，如说她“很漂亮”，“等你长大些，要娶你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