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第8卷：科学技术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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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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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 主编，吴光辉 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074573
出版时间2009-07
装帧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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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5元
货号20633680
上书时间202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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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漫长的19世纪为对象，创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市民、劳动者走上历史舞台，不断壮大，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段历史。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的时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剧爆发，历史由此进入到了“短暂的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围绕这一系列矛盾发生变革的“*的年代”，它经历了次世界大战、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民族解放、冷战体制、越南战争、大量消费、环境破坏、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走向*的年代。
首先，19世纪是科学技术从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的神圣领域转向世俗领域的一个转换时期。国家主义（national）就是这个漫长的19世纪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而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使之进一步强化，走向了世界化。科学技术承担起了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建设之任务，它的公共性也就显著地体现于此。之所以会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于科学技术对于旧体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可以带来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人才与知识权威的新旧交替。因此，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优待与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被委以维持新出现的流动型社会结构之原动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坏力”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构筑力”的属性。由此，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人类脱离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之规则，即避免人类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斗争的形式来掠夺另一方之陷阱，体现为了站在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类社会带来富裕的“价值投资”。这样的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形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超越阶级或者阶层，统合整个国民的目标。
后，冷战体制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原子能开发、火箭技术、雷达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研究前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出现了一个投资科学研究的新契机。这一认识在冷战体制下得以拓展，它为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这一研究是否会带来收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环境。不仅如此，冷战体制的长期化不仅体现在了军事领域这一方面，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权威之间的竞争。由此，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同竞技体育一样，展现为一个履行新的“神圣”使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行为。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一样，诺贝尔奖的角逐也成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
苏联解体为“短暂的20世纪”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走向表面化。由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课题研究开始浮现出来。
一方面，以丰富人类生活为目的的大量生产、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输送、大量的废弃物等一系列人类的经营行为，使地球环境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可容忍的极限。医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防治等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极为异常的新的社会问题。克隆人、基因图谱、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纳米技术、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缩短了技能、产业、企业的变动周期，加速了竞争与优胜劣汰、胜败之间的不断交替。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对于放肆性地宣扬“科学进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怀疑与不安。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科学技术的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既出现了科学制度即不予进行市场评价所造成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了围绕评价本身而出现的科学技术自身的问题。科学技术研究的量的扩大导致了相互评价的官僚化，助长了大型研究课题的无责任化。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向未知的挑战”，投资失败的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确实存在着难以判断的一面。进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者们投入到这样的研究领域之中，给人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带来了误解，使一批具有单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学的舞台。不仅如此，科研资金的支持团体从国家逐渐转向了市场，过去的科学研究理念即“公有制、普遍主义、从私利之中解放出来、系统性的怀疑主义”开始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专利、资金、下层经济基础、技术培养等制度走到了历史前台。这样一个事实，标志着科学技术乃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投入”这一理念的崩溃，从而改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
19世纪末作为制度而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而后在国家主义的国民国家建设与冷战体制之中走上了不断扩大的道路。但是，到了经济、政治的环境发生剧变的现在，我们站在国家主义体制下来探讨科学技术的公共性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公共性开始脱离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与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是对第26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性”的讲演与发言的编辑，其目的即在于为此而提供广泛的问题意识，以期为解决它发挥出一定的贡献。
作者简介
佐佐木毅（Sasaki Takeshi），1942年生，东京大学副校长，现为学习院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主要著作：《马基亚维利的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70年）；《柏拉图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政治学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目录
前言
论题一 科学技术的公私问题
1. 研究开发组织
2. 科学技术与社会
3. 研究开发的国内体制
4. 日本科学技术的现状与课题
围绕论题一的讨论
论题二 尖端科学技术与公私问题
1. 尖端科学技术
2. 公共的研究经费与个人
3. 国家与尖端科学技术的政策
4. 科学技术政策
5. 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
6. 独立行政法人
结语
围绕论题二 的讨论
论题三 工程学伦理教育的提倡与公私问题
1. 工程学伦理的日美比较
2. 工程学伦理教育的提倡
3. 如何进行教授
结语
围绕论题三 的讨论
综合讨论一
专门知识与公共知识／自然科学与公共性／科学技术与人类／科学家的说明责任／正确知识的获得与传播／超越文科与理科之判断的重要性／专业知识与伦理／科学家的公共责任
论题四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产学共同体的公私问题
1. 美国的现状
2. 日本的现状
3. 东京大学的现状
4. 产学合作与公私问题
围绕论题四 的讨论
论题五 生命工程学的公私隔阂
1. 生命工程学的前沿问题
2. 生命工程学与伦理
3. 个人隐私与问知的权利
4. 新的公共管理系统
围绕论题五 的讨论
论题六 科学·技术与公私
1. 前科学期=公私意识的前阶段
2. 原科学期=集团（community）内部的自我完结性
3. 新科学期=面对集团（community）外部的责任
4. 科学·技术与公私
围绕论题六 的讨论
综合讨论二
作为科学之原动力的好奇心／舆论会议=科学的公共的理解／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论／作为实践公共哲学的舆论会议／科学技术·行政·公私／当事人与公共的讨论／一致意见的形成与信息的公开／核战略与宇宙开发／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度变革／跨国境（transnational）的公共哲学／科学技术的方向性／以变革学问观念为目标
论题七 基因图谱与公私问题
1. 遗传认识的变化
2. 克隆人的问题
3. 人的选择分类
4. 基因图谱解析的伦理问题
围绕论题七 的讨论
论题八 专利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公私问题
1. 专利制度的发展史
2. 19—20世纪的技术革新与专利制度
3. 技术信息化导致的“垄断”与“共享”的问题及其调整
4. 新原理的探索
围绕论题八的讨论
论题九 科学与公私问题
1. 冷战结束之后
2. 诺贝尔奖
3. 不计亏盈的科学研究
4. 科学、技术与人类
5. 物理学的世纪
6. 何谓伟人
7. 真理的探索
结语
围绕论题九的讨论
拓展
科学技术与公共哲学／作为“事例”的曼哈顿计划／科学知识的全球化标准／作为跨国界之公共性的承担者的科学家集团／科学技术与国家战略／扎根于地域的科学／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后记
译者后记
内容摘要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漫长的19世纪为对象，创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市民、劳动者走上历史舞台，不断壮大，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段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的时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剧爆发，历史由此进入到了“短暂的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围绕这一系列矛盾发生变革的“*的年代”，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民族解放、冷战体制、越南战争、大量消费、环境破坏、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走向*的年代。
首先，19世纪是科学技术从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的神圣领域转向世俗领域的一个转换时期。国家主义（national）就是这个漫长的19世纪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而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使之进一步强化，走向了世界化。科学技术承担起了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建设之任务，它的公共性也就显著地体现于此。之所以会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于科学技术对于旧体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可以带来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人才与知识权威的新旧交替。因此，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优待与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被委以维持新出现的流动型社会结构之原动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坏力”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构筑力”的属性。由此，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人类脱离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之规则，即避免人类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斗争的形式来掠夺另一方之陷阱，体现为了站在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类社会带来富裕的“价值投资”。这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形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超越阶级或者阶层，统合整个国民的目标。
最后，冷战体制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原子能开发、火箭技术、雷达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研究最前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出现了一个投资科学研究的新契机。这一认识在冷战体制下得以拓展，它为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这一研究是否会带来收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环境。不仅如此，冷战体制的长期化不仅体现在了军事领域这一方面，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权威之间的竞争。由此，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同竞技体育一样，展现为一个履行新的“神圣”使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行为。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一样，诺贝尔奖的角逐也成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
苏联解体为“短暂的20世纪”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走向表面化。由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课题研究开始浮现出来。
一方面，以丰富人类生活为目的的大量生产、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输送、大量的废弃物等一系列人类的经营行为，使地球环境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可容忍的极限。医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防治等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极为异常的新的社会问题。克隆人、基因图谱、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纳米技术、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缩短了技能、产业、企业的变动周期，加速了竞争与优胜劣汰、胜败之间的不断交替。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对于放肆性地宣扬“科学进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怀疑与不安。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科学技术的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既出现了科学制度即不予进行市场评价所造成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了围绕评价本身而出现的科学技术自身的问题。科学技术研究的量的扩大导致了相互评价的官僚化，助长了大型研究课题的无责任化。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向未知的挑战”，投资失败的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确实存在着难以判断的一面。进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者们投入到这样的研究领域之中，给人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带来了误解，使一批具有单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学的舞台。不仅如此，科研资金的支持团体从国家逐渐转向了市场，过去的科学研究理念即“公有制、普遍主义、从私利之中解放出来、系统性的怀疑主义”开始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专利、资金、下层经济基础、技术培养等制度走到了历史前台。这样一个事实，标志着科学技术乃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投入”这一理念的崩溃，从而改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
19世纪末作为制度而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而后在国家主义的国民国家建设与冷战体制之中走上了不断扩大的道路。但是，到了经济、政治的环境发生剧变的现在，我们站在国家主义体制下来探讨科学技术的公共性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公共性开始脱离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与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是对第26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性”的讲演与发言的编辑，其目的即在于为此而提供广泛的问题意识，以期为解决它发挥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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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毅（Sasaki Takeshi），1942年生，东京大学副校长，现为学习院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主要著作：《马基亚维利的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70年）；《柏拉图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政治学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精彩内容
论题一 科学技术的公私问题 柴田治吕
我所隶属的科学技术振兴事业集团是一个特殊的法人。在此，我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本事业集团的前身是“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和“新技术事业集团”。“科学技术情报中心”是从事科学技术信息流通的事业团体；“新技术事业集团”是将新技术转化到民间的事业团体。大约在4年前，两个团体合并为“科学技术振兴事业集团”。本事业集团开展了广泛的事业活动，诸如从事信息流通事业，摘录科学技术信息，以便于世人的广泛利用；促进政府向民间进行技术转化的融资事业；推进基础性研究，同时也进行硬件开发研究，并创立了特殊的系统。而且，本事业集团也大力促进国内外研究学者的交流活动。如今的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地域性的时代，本事业集团也深人到了各个领域，积极促进地域性科学技术研究。不仅如此，鉴于日本国民还没有充分地理解科学技术，时而也发生与之相关的分歧或者不和，因此，为了推动国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本事业团体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的宣传活动。
在此，共同研究会的举办者为我确定了“科学技术的公私问题”这一议题，但是，科学技术的哪些问题可以视为“公私”的问题，对此我也心存疑问。我并不是一个哲学家，在此，就以自己的思考为中心，站在“公”与“私”两个视角来考察科学技术的问题。
一提到“公”，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它就是指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所谓“私”，也就是指民间企业与个人。在此，作为个发言者，请允许我大略地阐释一下科学技术与公私问题的各个基本观点，并概述一下整个科学技术所面对的问题、现状。在论述的过程中，我将从“公”的立场来重点阐述国家干预的作用。
1.研究开发组织
科学技术源自研究开发，而研究则是一个多样性的行为。首先，研究以个人为主体。一个人推进自身的研究，这是研究的初阶段。如果我们注意到它是个人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它是一个“私”的活动。但是，个人的研究若只是局限在了个人的活动范围内是难以实现的，它必须具备超越个人条件的场所与资金。政府就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因此，它可以为个人提供科研经费，对个人的研究予以支持。我们的事业团体，也正是出于激发个人的优异才能这一宗旨而制定了支持个人研究的制度。
以项目为计算单位，政府的科研经费一年大概为100万-300万日元。本事业团体则提供了接近1000万日元的经费来支持个人的自由研究。在此，尽管我提到的是“个人”，但是他们利用的是“公”的资金，研究的项目也大多是与社会无关的、纯粹个人性的研究。业余爱好者观测天体，可以经常发现流星，但是，这不过是个人的兴趣而已。但是，如果他们是利用科学经费的话，那么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出“个人”与“公”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将如何对待呢？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一方面，我是事业团体的行政官；另一方面，我也从事日本与阿伊努民族（译者注：日本北海道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比较研究，并从事着陶器制作的工作。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动机极为简单，那是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觉得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非常有趣，由此也就对这一现象极为关注。而且，我也并非是刻意地要去研究什么，只是记录一下孩子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话而已。
在此，我叙述的或许只是一对溺爱孩子的糊涂父母的故事。不过，某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一过程持续下去，必然会发现一座研究的“宝库”。就“语言”而言，世界的语言学家所考虑的对象都是大人的语言，对于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语言几乎是零。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孩子开始不断地掌握语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语言的本质。每天早晨，我与孩子一道散步。那个时候，我在一所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工作。每天我都是特意地尽早回家，黄昏之际也经常与孩子在一起。由此，我突然下决心要将孩子的所有语言全部记录下来。这样的一个记录究竟有什么价值，一开始我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只是期望经过了数年积累之后，通过分析数据或许我可以发现什么吧。
我对这样的数据加以分析的时候，正是担任日本驻法国大使馆随员的一段时期。因此，我想这样的记录毕竟是要公之于世的，倒不如就用法语来撰写并将之发表吧。我将自己的论文呈给相关者审阅，对方告诉我：“这篇论文非常有意思，它揭示了一个真理。”于是，我就在法国出版了我的研究成果。
这一研究完全是一个个人的研究，我只是偶然之中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个人的研究即便不能超出个人的范围，上升到“公”的层次，但是也会为世人所知，并得以推广传播。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原点。
但是，大多数的个人研究并没有这样的好运，它们只是停留在了个人的水平上，一步也没有跨越出去，终也就以个人兴趣作为了终结。就此而言，科学技术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大关键。它终既可以成为“公”的研究，也未必会如此。若是成为了“公”的研究，则必将对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个人性研究”并不仅仅是趣味一类的，或者大学教师出于兴趣使然的研究，即便是在民间企业，也经常发生与之相似的事例。不言而喻，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所以作为组织者会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研究发展下去。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一类并不合乎公司的经营方针但是将对公司起到必然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课题。对于这样的课题，研究者本人认为将会对公司有利，从而才开始研究，但是上司却不予同意。在这样的状况下，放弃乃是为简单的，不过到了不管如何也要研究下去这个地步的话，那么，研究者就会对上司加以隐瞒，一个人继续研究下去，这也就是所谓的“实验性”（underground）研究。
以小西六这一人物为例，他是个将自动聚焦技术推广到世界的人。作为一名研究技术人员，他的这一研究违背了公司的主导方针，所以也拿不到多少研究资金，只能是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而且，这样的研究活动也只能是在下班之后的夜晚。后，他所属的直接主管部门实在不堪这样的困窘局面，也就为此准备了一定的研究资金。现实之中，这样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研究蓝色激光的中村修二也是如此，因为与公司的既定方针不相吻合，所以也就只能是在争执之中来独自进行，后则是一个人拼命似的工作。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私人性”，它的原点也就在于此吧。
因此，研究将会不断地推进下去，到了一定的规模，也就会组成两三个人的小组机制。大学之中，助手、讲师、副教授会成为小组机制的基本成员，也会出现召集两三个研究生来从事研究。我们的事业集团所提供的研究资助，不仅仅针对个人的研究，同时也针对这样的两三个人所组成的团体研究。
如果研究的圈子进一步扩大的话，也就是所谓的“团体研究”。它的形式是需要一个团体领导，需要一名副手，之下配备研究人员。我想，大学的研究室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吧。团体研究具有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我们的事业集团采取的是“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它是基础研究的支柱之一。大学或者企业的团体研究，会利用既有的组织、既有的体制来进行，如同封闭在一个鱿鱼筐中。这是日本学术研究的弱点之一。为了打破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制度之中，将会选出一名研究领导者，将研究的事宜全面委托给他。他会利用个人的网络，提拔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
这样一来，既有的组织体制也就无法包容这样的新状况。若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抱着创建一个新的研究室的目的，利用近不断增加的租赁研究室，将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械都放人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正如一个国际型的研究机构所出现的“产、官、学”的结合体一样，而且也将外国人招纳进来共同从事研究。这一制度，我们曾历经5年的时间来进行尝试，并得到了世界上的高度评价。美国在七八年前就派遣代表团来访问，并评价指出：“它是日本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特例，即便在世界上，它也是一个特殊性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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