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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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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 梁鹤年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0227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9元

货号29331720

上书时间2024-12-10

安岳县墨韵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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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为什么会走上恐怖统治的暴力?而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英国工业革命,如何能得到相对平稳的过渡?这两个影响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中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无奈的吊诡,它们是如何发生和演进的?其中有什么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关键细节?

本书作者以“说故事”“解故事”“论方法”“演方法“四个篇章,展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其中可能蕴含的历史规律,带领我们拨开历史表象的层层迷雾,发掘事件背后更加本质的文化基因。



作者简介

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 年荣誉退休。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于2003 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 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 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奖——“国家友谊奖”。



目录

篇  说故事 


章 胜了


第二章 干掉路易:从胜利到斗争


第三章 干掉敌人:从斗争到恐怖


第四章 干掉自己人:从恐怖到痉挛


第二篇  解故事 


第五章 次革命:半革命


第六章 第二次革命:全革命


第七章 化友为敌:罗伯斯庇尔、丹东、埃贝尔干掉布里索


第八章 杀鸡儆猴:罗伯斯庇尔、丹东干掉埃贝尔


第九章 兔死狐烹:罗伯斯庇尔干掉丹东


第十章 众叛亲离:罗伯斯庇尔被狐群狗党干掉


第十一章 强人现相:收拾残局,拿破仑打散革命


第三篇  论方法 


第十二章 关键人事与历史背景


第十三章 时代心态


第十四章 民族性格


第十五章 文化基因法的架构


第十六章 文化基因法的规律


第四篇  演方法


第十七章 已知的


第十八章 推断的


第十九章  真正发生的


第二十章 推得准吗?


附录


附录1:历史背景与关键人事(历史背景在前,关键人事在后)


附录2:文化基因形态与组合


附录3:工业革命成因的辩论


附录4:内战期间的宗教教派


附录5:大英帝国(18 世纪)



内容摘要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为什么会走上恐怖统治的暴力?而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英国工业革命,如何能得到相对平稳的过渡?这两个影响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中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无奈的吊诡,它们是如何发生和演进的?其中有什么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关键细节?


本书作者以“说故事”“解故事”“论方法”“演方法“四个篇章,展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其中可能蕴含的历史规律,带领我们拨开历史表象的层层迷雾,发掘事件背后更加本质的文化基因。



主编推荐

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 年荣誉退休。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于2003 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 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 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奖——“国家友谊奖”。



精彩内容

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什么?学术界争议不休。不,不是争议不休,是不敢争议,因此是没有争议的。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起码是英语学界)基本否定民族性格的存在。在相对主义为学术主流的气候中,在个人主义为文化主流的世界里,在多元社会为政治主流的大势下,谈民族性格表现出落伍、无知、偏狭。

“民族性格是一个居住在同一个国家里的居民的一套共有的自觉、感情、行为模式的表现。”1若此,谈民族性格就是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自觉、感情、行为的特征“定型”(stereotype)。在现今的学术时尚下,这有三个大问题:(1)性格肯定受社会环境影响,而社会环境不断在变,怎能有定型?相信性格可以定型是落伍。(2)民族是个社会性的组合,里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性格,哪来同样的定型?相信民族性格存在是无知。(3)如果民族性格是共有的、同一的,哪来多元社会?相信有统一的民族性格是偏狭。

如果你去日本旅行,相信你在去之前脑袋里会有一个“日本人”的“想象”,你回来之后一定有一个“日本人”的“印象”。但如果有人问你: “你觉得日本人怎么样?”你肯定会有答案:日本人是这样那样。如果你老实,你会补充一句:“我只能说我见到的日本人是如此,其他的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政治正确者”(politically correct,代表你跟上了现今的政治时尚),你或会说:“我不知日本人是怎样,因为日本人个个不同。”这其实是很滑头的回避。假若我不问“你觉得日本人怎么样”,而是很具体地问: “日本人礼貌不礼貌?”你怎样回避?除非你不懂什么是礼貌与不礼貌——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主观性的关于礼貌与不礼貌的定义(这当然可以与日本人对礼貌的定义有所出入,但关键是你仍有你的定义)。也就是说,按你的定义你肯定是可以说出你见到的日本人是礼貌或不礼貌,或者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或者大部分礼貌,或者大部分不礼貌,又或者礼貌的与不礼貌的时间相等,等等。当然,你见到的每一个日本人为什么礼貌(对你、对人)或为什么不礼貌,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探讨。但礼貌与不礼貌是可以定义(起码你能定义)、可以观察的(起码你能观察)。

对你来说,“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按你的认识(可能很肤浅,也可能很深入,但不可能不认识或完全认识),是礼貌的、不礼貌的、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的等等,但你的认识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他们礼貌就是你地认为他们礼貌,你认为他们不礼貌就是你地认为他们不礼貌,如果你认为他们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就是你地认为他们有时礼貌有时不礼貌。当然,你可谦虚地、老实地说这些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这是自明之理,因为你的看法是你个人的,不是别人的看法,虽然你跟别人的看法可以相同),是不精确的(也是自明之理,因为你不能分辨和归纳所有形形色色和不同程度的礼貌和不礼貌),是不完全的(又是自明之理,因为你怎能认识所有日本人和所有日本人的所有生活行为),等等,但你总有一个认识——一个有限的认识。如果你是负责任的,你会想认识得精一点、多一点、深一点;如果你是不负责任的,你会倾向否认有日本民族性格这回事,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劳心费力了。为什么否认日本民族性格的存在是种不负责任?除非你对任何有关日本人或日本的东西都没有意见(真正的没有意见,不是不表白意见),否则你的意见会因为缺乏考虑日本的民族性格而变得不完整和盲目,这是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如果你的意见会影响你的行为(这是必然),或影响别人的行为(这是可能),那你就是对日本人不负责任。

现今西方英语学界否定民族性格的存在是种学术时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反映社会主流意识的时尚,或精英主流意识的时尚)。但时尚肯定会变的(这也是时尚的定义),以时尚去否定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包括否定它的存在)是不智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政治家在国际关系上失措。2

现在从头去追索民族性格的讨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发展的,以及为什么现在不敢谈。

物以类聚,人也是以“类聚”——同类的聚在一起,产生出“自己人”和“外人”的分别。究竟是同类的聚在一起,还是聚在一起变成同类,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是在固定的历史时刻和地域范围里,同类与不同类的辨别是相当明确的。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历史好像越来越短暂,地球好像越来越小,民族性格的分别好像越来越模糊,甚至民族的理念也好像越来越淡薄(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将会在下卷详细分析)。

初,对不同民族的性格描述来自旅行者的观察,这是个趣味性的话题,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前484—约前425)的《历史》(Histories)。接着是征服者描述被征服者的民族性格,借此去提升征服者的优越感。如恺撒对高卢人、不列颠人的形容。

在西方,传教士长久以来宣扬信仰,先在欧洲,后至全球,视对不同民族性格的了解来打造救灵的工具。16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到处殖民,全球扩张,帝国主义者利用被征服者的民族性格去设计管治的手段(中国的老话是“以夷治夷”,西方人就是“go native”)。18世纪启蒙运动,现代国家主权的理念抬头,独特的民族性格被视为民族自决的理据。19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膨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以民族性格优劣的对比来相互较量。“二战”前后,民族性格的研究成为战术与战略的重要参考。但冷战结束后,以英语文明为主流的西方视自由民主为历史的终结。3 在全球资本、消费经济的引导下,国家理念开始萎缩;相对真理(相对于终极价值)、个人自由(相对于民族自决)、多元社会(相对于民族一统)成为主流,民族性格理念就被冠以落伍、无知和偏狭的帽子。

为什么18 世纪“开明”的启蒙运动带起的民族性格研究热潮到今天变得如此“反动”?我们可以笼统用“物极必反”来形容。但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去探索为什么生出“极”,而“极”又怎样带来“反”。这可以从民族性格研究峰的前后时间段去考察,从而看出一点苗头。

1945 年8 月6 日、9 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投降。投降之后的日本要怎样收拾残局、怎样维持稳定、怎样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政府求教于在1942 年参战时成立的“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人类学专家,特别是首席研究员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4 她凭借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心得,提出保留天皇地位去保证战后日本安定,成为美国处理战后日本的指导原则。

本尼迪克特与同僚们,如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 1980)、乔弗瑞·戈勒(Geoffrey Gorer,1905—1985)、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05—1960)等属于人类学(anthropology)中的“文化与性格学派”(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chool)。5 该学派的开山祖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他的门人(包括本尼迪克特) 从20 世纪20 年代,也就是“一战”之后,研究过很多民族性格,例如德国民族性格,6 中、东欧各不相同的民族性格,7 墨西哥民族性格(包括西班牙人来之前的墨西哥人的后裔和西班牙人),巴西人性格(包括巴西的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等等。到美国参加“二战”,民族性格的理念首先用于鼓舞盟军士气,继而用来分析敌与友,后还用来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考。可以说,文化与性格学派以至于民族性格概念被重视是有其历史与政治因素的。

但随着关键历史时刻(及相应的时代心态)的过去,这些研究的政治合法性也随之消逝。这与国家主义的兴衰有关。18世纪下半叶,国家主义开始抬头,民族性格从描述性的学术研究演化为指导性的政治意识,以配合当时的民族自决、国家统一运动风潮。稍后,列强互争。在某种意义上,“一战”和“二战”是国家主义对抗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决斗(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国家主义终被拥有全球资本意识的资本主义和拥有全世界劳动人民意识的共产主义联手击败。被国家主义用来争取政治合法性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民族性格概念被视为太亲近国家主义的“本质论”意识形态(essentialism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t ideology),尤其是当它被用来制造优秀民族和低劣民族的意识时。因此,虽然民族性格概念曾有功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龙头大哥——美国——帮助它击败德、意、日,但权衡之下,觉得它是个“危险”的意识,遂将其打入冷宫。8

危险有哪些?学者对其的批判主要有三点。(1)流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因为它把从观察得来的文化模式作为解释文化模式的原则,因此构成一套自圆其说的闭环(也就是典型的现象与解释的循环论证的谬误)。(2)通过观察与分析“部分社会”,进而将结论抽象化和概括化,缺乏批判性地去研究这“部分社会”在整个社会中的定位,因而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冲突。(3)研究聚焦文化与心理,虽然比单纯考虑物理与生物因素丰富多了,但忽略了制度、政治等因素。9

与此同时,民族性格的研究从人类学的“文化与性格学派”方向逐渐转移到“社会理论研究”(social theory studies),聚焦于“新国家主义”与国家归属感的关系。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并没有意图去创造一套对民族性格的评价(好性格、坏性格)理论,只是建构一套“民族身份的实际类型”(practical catego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以探讨不同的社会主体(social agents,也可称社会角色)的行动和风格,从而追踪国家归属感背后的社会动力。研究的主题包括(1)为国家归属感(相对于其他的归属感如种族、地域)定位,继而研究社会生活的普世原则;(2)研究历史文化基因与“共同身份”“同一感受”的关系;(3)为国家性格定位,用来对比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文化、社会、身份及性格类型。新国家主义与18—19 世纪的国家主义的分别是认识到国家归属感是把双刃剑,它既能推动归属与团结,也会助长排外和歧视。

到这里,我们应该能感觉到国家性格与民族性格是两套不同的概念, 既有基本的相似,又有关键的差异。下面,我们把美国作为典型例子,去解释英语(美国)学界在民族性格研究上的尴尬处境。

中古欧洲有多民族,但没有国家(起码没有拥有独立领土和主权的国家),只有在信仰一统下的封建世族。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信仰一统, 并引发出建筑于宗教自主之上的国家理念(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理所当然地,当时这些按宗教自主而产生的独立国家往往反映着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言语、同一套文化。因此,在实质意义上,国家性格与民族性格是同一个概念,都叫“国家性格”。1018 世纪启蒙运动鼓吹的国家主义更是从单一民族的角度来想象一个国家。虽然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少数族裔(犹太人更是散布于各国),但就算他们被善待也会被视为外人、客人, 绝不会被视为“国家性格”的组成部分。所以,在那时是没有,也不会有“多元”的理念。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奥匈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欧洲属地的民族自决运动兴起之前,西方人的“国家”和“民族”是一而二的理念:英格兰就是英格兰人,法兰西就是法兰西人,德意志就是德意志人。11

但美国是个例外。有人说,美国一开始就是个移民国家,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确,北美的开发虽然先是由西班牙、荷兰、法国开启,到17 世纪英国才赶上,但关键是英国才是真正的殖民,英国来的人才是真正在此生根。因此,直到美国独立,英语势力范围所及的人口绝大部分是英裔(当然还有大批黑人奴隶),绝大部分都是新教少数派。虽然欧洲各国的移民不断来美,但清教思想、英语文化一直是主流。“一战”结束后,也就是民族性格研究时尚之际,欧洲非英裔移民大量流入美国,加上纳粹抬头,欧陆犹太人大量迁徙至新大陆。以新教精神立国的美国开始走上文化多元,以宗教、族裔、言语来区别的“身份”越来越复杂。美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开始认识到这个现实,以及由它所引发出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二战”后直到今天,身份政治逐渐成为政治博弈的基本原则,“身份”成为博弈的筹码,政治身份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从早期的黑人、天主教徒等,到现今还加上犹太人、原住民、拉丁裔人,以至于同性恋人、残疾人、移民、难民等等)。谁能够创造身份、动员身份就能分得政治权力。但是,身份政治的合法性需要两个假设:(1)每个身份都有不同特征,(2)每个身份都有同样价值。为此,不可能有一个概括性的“美国人”概念,因为:(1)它是危险的,侵蚀身份政治的合法性(因此它是不道德);(2)它是不理性的,违反身份特征的事实(因此它是不科学)。可以说,美国内部的多元化才是民族性格的研究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文化与性格学派”的研究。今天是美式英语文明的世界,相对、个人、多元是美国的现实。由于世人追仿美式文明,民族性格的研究自然退化。

但欧洲启蒙时期可不一样,启蒙思想家们没有一个不谈民族性格。12早在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就注意到气候与民族性格的关系:气候炎热地区的西班牙人暴躁,气候寒冷地区的德国人冷漠,气候温和地区的法国人完美平衡。17至18世纪时,民族性格之说多来自旅行家、小说家、戏剧家等,在社会上非常流行。

有关民族性格的成形,主要思路有以杜博斯(Jean-Baptiste Dubos, 1670—1742)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土地特征决定气候,土地和气候决定营养、脾性、官感,从而决定性格。以拉博德(Espiard de Laborde,1707—1777)为代表的派别就认为民族性格的成因来自物理层面,而结果则产生在精神层面(如脾性、风俗、意见等)。孟德斯鸠则认为民族性格是由道德特征13与思想和行为习惯构成,其成因来自气候、宗教、法律、政制、历史、举止等的独特组合与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互依。整个启蒙运动以“俗世”为标榜,也就是排除“神”作为世事的解释,代之以“科学”“理性”。因此,在民族性格的解释中特别强调天然条件(气候、环境等)和人为条件(教育、制度等)。典型的解释是:民族性格是个概括性、普遍性的事实,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如是;虽然有些民族的性格会比较明显,但每一个民族的性格都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性格反映了对当地气候、环境的适应;但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会影响民族性格。

在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讨论上,有两个人值得关注。孟德斯鸠特别重视政治与民族性格的关系,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出发,描述各国的政治与其独特民族性格成因之间的关系,强调国家法律一定要配合和适应民族性格,因为政治(政府、政制)与民族性格是互相依赖的。制度和法律的建设有赖于人民的习惯与思想;如果这些制度和法律与人民的道德、仪态、娱乐习惯不一致,好的制度和法律都会被视为暴政。但同时,制度与法律也在塑造社会、政治与文化行为。法律、制度跟民族性格的关系聚焦于法律、制度的质和量跟民族的道德标准与风俗仪态之间的关系,因此, 以法律与制度去改变民族性格会受到民族的道德标准与风俗仪态的限制。但要改变道德标准和风俗仪态,终还得改变法律与制度。

卢梭则把民族性格和国家意识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身份” (identity)来自一个鲜明的“精神”(spirit,也可译作灵魂),包括性格、品位、仪典和法律,甚至无须有领土和政治的统一。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性格:脾性、体质、道德素质,再加上典礼和宗教与文化的传统,就会产生一个国家一统的感觉(awareness of national cohesion),构成黏合、团结和内聚的力量。因此,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至为重要。为此,他提出:(1)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的民族(国家)性格,如果没有就应该建立;(2)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国家的基础是国家意识和爱国热忱,而它们的基础是民族(国家) 性格,只有这样才可维持爱国热忱,不被外国征服和统治;(3)民族(国家)性格不单是历史的结果,更是可以和应该创造的事实(realities);(4)不单可以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建立一个合适的政制,更可以为一个独特的政制开发一个独特的民族(国家)性格;(5)要建立一个鲜明的民族(国家)性格,可以通过恢复这个民族的原始品质(traits)和开发合适的国家制度、习惯、衣着、仪态、庆典、娱乐来实现,这需要一套强调国家、历史、地理的教育。卢梭认为当代(18世纪后期)的社会与文化的融合、移民、城市化、奢侈和腐化等消弭了国与国的分别,因此,要恢复鲜明的民族性格特征,就需要返回一个较简单的生存模式,并鼓励一套落点于民族性(国家性)的文化政策。

启蒙运动的一个特色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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