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干部关注的创新理论问题

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本书从28个问题出发，研究解答当前党员干部关注的创新理论问题。为各个领域、层级和行业的党员干部职工答疑解惑，深入、全面地解读当前大家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和难点，力求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对创新理论有较为全面、准确的认知，并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去。

郑权，女，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一级巡视员，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主持、参与中央委托、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等多类课题，出版《国有企业体制创新与党的领导方式研究》《邓小平与中国新道路》《新时期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研究》《“四个意识”与全面从严治党》等多部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动态》等报刊发表学术、理论文章70余篇。

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什么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共同富裕？

如何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如何把握资本行为规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如何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如何提升互联网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

如何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如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实现良法善治？

为什么要发挥红色资源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如何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新时代如何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提升群众自治能力？

如何构建最严格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

如何打造优秀青年人才系统培养链？

在各个历史关键时期和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总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如何正确科学地认识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曲折和失误？

如何从百年党史中汲取资政育人的精神力量？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如何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怎样理解“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新时代为何要坚持斗争精神？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干部政治素质？

为什么要坚持系统观念，提高统筹协调能力？

如何理解和践行“对党忠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什么作用？

后 记

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本书从28个问题出发，研究解答当前党员干部关注的创新理论问题。为各个领域、层级和行业的党员干部职工答疑解惑，深入、全面地解读当前大家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和难点，力求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对创新理论有较为全面、准确的认知，并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去。

郑权，女，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一级巡视员，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主持、参与中央委托、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等多类课题，出版《国有企业体制创新与党的领导方式研究》《邓小平与中国新道路》《新时期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研究》《“四个意识”与全面从严治党》等多部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动态》等报刊发表学术、理论文章70余篇。

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再次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人类现代化道路和新型文明形态上的重大历史成就，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相互支撑性和总体建构性，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系统性思考、整体性把握和创造性回应。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当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纳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中国被迫放弃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普遍主义立场，逐渐退缩为在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下处于压抑地位的落后的地方性文明知识体系，从而遭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严重的文明危机，无论是在器物、制度上，还是技术、文化上，中华文明的正当性都受到了严重质疑，并开始走向实质性解体。

面对这场中华文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重现整合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成了近代中国的总体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未能在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走向伟大觉醒。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既是党带领中华民族从全面危机走向全面复兴、改写中华民族命运乃至世界历史命运的民族史诗，同时也是党带领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走向文明复兴并引领人类文明更新的文明史诗。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的基础上的。正是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恢宏的现代化实践基础上，中国才创造出了超越既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尽管这一文明形态仍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化的基础上走向成熟，但“新形态”之“新”所蕴含的先进性和超越性已经在实质和方向上得到了根本揭示。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承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的文明目标：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此后，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影响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经历了激烈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并逐渐接受了现代化及现代文明，现代化及现代文明也因此成为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目标。然而，由于现代化发源于西方，因此长期以来，世界普遍存在着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观念，西方化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文明亦被视作唯一正确的途径和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理论界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文明标榜为人类历史的终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切断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观念关联，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途径。作为非西方国家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近代中国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压迫。战争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起了血腥的殖民侵略；和平年代，在西方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严重威胁中国的正当权益。中国近代历史的经验使中国深刻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双面性与局限性，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无法接受西方道路、无法接受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最高文明的历史正当性。因此，与被动地跟随照搬西方模式不同，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开创，固然受益于西方取得的现代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深刻反思西方、以超越西方为目的的历史实践中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根本上反映的是超越资本主义式的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解除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捆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开创并坚持了非西方化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载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表明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广泛实践终于在文明的层次得到了最高总结，体现出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最高自觉与反映。

二、新的文明内涵：以文明普遍性超越文明等级论

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文明产生和存在于经济政治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因此其文明带有阶级性和等级性。资产阶级集中享有现代文明的一切，而无产阶级只能有限地享有现代文明。换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处于文明的中心，而无产阶级则处于半开化或者未开化的地位。进一步来看，资产阶级享有的文明以其阶级为边界：在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以文明的方式对待彼此；而在对待无产阶级时，资产阶级则使用了野蛮的方式。这套以阶级为框架的文明等级论不仅被西方资产阶级用来处理国内关系，同时也被其用来处理国际关系，具体则表现为西方中心论，即以西方国家为文明范围，同时视其他非西方国家为野蛮和半开化地区，从而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剥削。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文明始终存在严格的等级之分，文明始终是有限的、不普遍的，文明与野蛮也成为一体两面的关系。

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的等级式的、有限的文明观，提出了以普遍性为根本内涵的文明新形态，从而实现了人类最普遍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共同体理念引领国内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普遍性内涵得到了根本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社会的理论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下同体、世界大同的观念，从而超越了以阶级性和等级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追求共同性和普遍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大主张，打破了阶级、民族、种族、国家、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区隔，以共同体立场超越单方面中心立场，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共同体思维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不同条件、不同规定下的人视作同样的人加以对待，超越了一切有形无形的限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人本立场，实现了文明最大的普遍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天下为公为追求，在尊重他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实现了人类的大和谐。这一文明形态能够容纳多元背景下不同发展情况、发展道路的国家，从而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普遍性。在政治分裂、经济危机、气候危机、重大传染疾病等系统性人类风险挑战前，这一新型文明形态无疑将更加适合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更加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新的文明视野：重塑古今中西之局，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文明资源的集大成    

中华文明在近代遇到的严重危机，既是无力抵御西方强势文明冲击的现实结果，同时也是自身缺陷导致的历史结果。内外原因的重叠交织，使中华文明深陷古今中西之争。面对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更新传统、实现现代化已成为近代中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古今中西之争也就主要表现为古今之争，即传统与现代之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未能找到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成功开创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华民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使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成分，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使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稳定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得到根本彰显。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日趋成熟，近代以来，在民族和文明危机前，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古今之争为重点、以古今压倒中西的古今中西之局亟待重新得以塑造。正是站在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交汇的第二个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打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古今之争，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历史性地将中华文明拉回近代视野，并通过充分调动中华文明本有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观念，打通中华文明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先进文明在内的现代文明的关联，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在古老文明的历史视野下最大程度地克服了现代性的种种弊端，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人类的普遍追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单纯追求现代化的文明之路。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两个结合”的提出使古今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中西问题。在“两个结合”的要求下，中华传统文明实现了现代性连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因此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中国性，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其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特征、表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性。但是，这一中国性的高度彰显并不以彻底否定西方为前提。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量吸收并借鉴了西方的先进成果，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承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现代视野下对古今中西的融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的文明形态既最大规模地容纳了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成分，同时又容纳着超越西方等级性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的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精华的集大成，代表着人类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寻求更加反映人类普遍利益的未来。

四、新的文明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性为根本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华文明民本政治传统的有机继承，也是对西方现代社会以“资本”形塑文明形态的深刻批判和历史超越。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文明固有民本传统深度融合，在革命实践中孕育了“人民”这一既具有近代意义，同时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主体，从本质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近代形态。人民不同于中国历史上被动的、被劳心者统治的、分散的“民”，而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自觉创造者、具有近代权利意识、实现了组织化的实践主体。同时，人民也不同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或公民团体，而是在结束阶级对立与压迫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内部整合、具有共同意志与利益、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的实践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人民进行动员、组织与教育的过程中，使人民这一新的实践主体在革命斗争的实践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反过来，正是由于人民这一新的实践主体的产生及其主体性的充分彰显，使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表现出人民的伟力。人民是中国革命创造出来的新的实践主体，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主人翁，它从本质上规定了中华文明必须从人民立场出发，必须尊重人民作为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必须确保中华文明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如此，中华文明才能真正反映出实践主体的意志，才能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人民立场，同时在克服现代性根本问题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定性得到根本说明。在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历史结果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道路的人民性主要反映在政治方面与制度方面，虽然在经济方面成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其中最核心的资本问题及贫富分化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因此，中国道路代表的人民性还不能真正回应西方道路代表的阶级对立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性地涵摄资本要素，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实质性地站在人民立场回应资本带来的阶级分化、政治分裂、贫富分化等核心问题。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需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规范和引领资本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有效遏制了资本形成的阶层固化和阶级剥削，从而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相区分，并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的、广泛的、真正的、以绝大多数人民为主体的文明形态。

五、新的文明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共同体文明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相对均势的世界秩序，并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为确定各国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基本框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却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要求，也不再符合世界人民的普遍利益。

正是为了回应和解决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近代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也在根本上显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类型：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立场，涵摄个人—国家—天下为一体，包容多元文明体的共同体文明新形态。

具体而言，这一共同体文明新形态的“新”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不同于近代以来以国家间的均势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的利益和福祉作为体系的基石加以确立。如果说均势原则在根本上体现的是“力”的原则，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体现为“义”的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在全世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这些原则就是各国应当遵守的道义原则，是协调和处理各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的道义原则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单纯以实力原则构建世界秩序这一做法的纠偏与克服。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民族国家立场之上设置了全人类的立场，从而填补了近代国际体系下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的空白。中华文明自古形成了“身—家—国—天下”连续扩展的四级结构，并始终认为在单个国家之上存在着天下这一最究极的立场。天下既是地理概念，也指包含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政治概念。更重要的是，天下本身蕴含着文明的含义，也即天下是代表着人类整体的、普遍利益的最高形式。因此，天下并非现代国际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的物理聚合，而是在人类整体、普遍利益规范下的国家地区间的和谐共生。天下构成了国家地区间有机的、和谐的、道义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念，为人类超越单个国家立场、寻求人类普遍利益指明了方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要消解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而是在承认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开创一种新的、更高的层面，从而使各国在兼顾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维护自身权力和发展，使国家行动在更大、更普遍的全人类视野中得到规范。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近代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及西方霸权主义倾向，以天下为公为追求，一体包容各国家、地区、文明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要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将一国的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理念主张强加给他国，而是在尊重他国、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实现人类的大和谐。这一理念能够容纳多元背景下不同发展情况、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从而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普遍性。在政治分裂、经济危机、气候危机、重大传染疾病等系统性的人类风险挑战前，人类更需要携手共同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更加适合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也更加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