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与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上野千鹤子（うえの　ちづこ）

1948年于日本富山县出生。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立命馆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性感女孩的研究》、《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消亡》、《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持续的思想》、《一个人的老后》、《不惑之年的女权主义》、《看护社会学》等。

其于2019年4月在东京大学做的硬核开学祝辞引起广泛反响，在中国也有不少支持者。

部分 

001　　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001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004　　市场及其“外部”

007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008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012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013　　第二章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013　　阶级分析的外部

018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021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024　　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024　　“家务劳动”的发现

030　　以爱之名的劳动

033　　家庭－女权主义（domestic feminism）的悖论

037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039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045　　第四章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045　　父权制的定义

049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051　　物质基础

054　　女性－阶级？

056　　第五章　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056　　生产至上主义

060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069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073　　第六章　再生产的政治 

073　　性（sexuality）的占有

077　　再论父权制

079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080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084　　世代间的统治

086　　女儿的价值

087　　孩子的反叛

088　　父权制的废除

091　　第七章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091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094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096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099　　父权制的构成

103　　对二元论的拥护

107　　补论　对批判的回应

第二部分 

134　　第八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期 

134　　工业化与家族（Domus）的瓦解

138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140　　“近代家庭”的形成

147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150　　“家”的发明

152　　第九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二期 

152　　次世界大战和第Ⅰ期女权主义运动

155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158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160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Ⅱ期女权主义

164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166　　第十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三期 

166　　M字形就业形态

172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174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177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179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182　　女性的双重角色

186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191　　80年代的改革

192　　第十一章　家庭的革新Ⅰ 

192　　人口资源

196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198　　家庭解体——危机论

204　　“中断－再就业”型的陷阱

209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214　　第十二章　家庭的革新Ⅱ 

214　　移民劳动者

219　　“中断－再就业”型的阴谋

223　　再生产的QC思想

228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229　　第十三章　尾声——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229　　国家、企业、家庭—革新的时代

232　　批判经济学

235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237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240　　“劳动”的颠倒

243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248　　附论　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260　　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上野千鹤子（うえの　ちづこ）

1948年于日本富山县出生。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立命馆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性感女孩的研究》、《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消亡》、《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持续的思想》、《一个人的老后》、《不惑之年的女权主义》、《看护社会学》等。

其于2019年4月在东京大学做的硬核开学祝辞引起广泛反响，在中国也有不少支持者。

性（sexuality）的占有

女权主义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Mackinnon，1982：1］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同上］。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

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

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

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

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

就是其课题。［同上：2］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reproducts，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 。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如今，在像代孕妈妈（surrogate mother）这类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货币”这种资源代替了“爱”，决定了子宫和再生产物的所有权会落于谁的手中。“货币”这种资源在当下是社会权力资源，所以其分配（规则）基于性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制的痕迹被“爱”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1987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一样，反而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阶级式的统治关系这一现实。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婚姻虽然是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但其中一直都有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政治性争执。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话，有的女方亲属会在对方付完聘金前拒绝把孩子交付给男方。如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婚姻契约不仅仅是丈夫与妻子的性关系的契约，还是由这一性关系衍生出的结果， 即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被归为女方。这与伴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劳动的人（祖母）的事实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这使得女性下定决心离婚变得相对容易。而这样的事实却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从数据得知，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据哈特曼所言，“性统治（gender hierarchy）1的再生产”发生于“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而且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Hartman，1981：日译本63页］如此一来，会有诸如以下让Gender hierarchy的日文一般译为“性階層制度”（“性阶级制度”），这里取更为简洁的译法“性統治”（“性统治”）。

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出现。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Chodorow，1978］1。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