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清诗史

有清一代二百七十年间的诗歌，以其绚烂丰硕的盛貌，焕发着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所特有的风采。清代诗歌卓具的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

所以，清诗应该有其自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它有理由拥有自己的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

然而，尽管近十年来学界对清诗的认识有所推进，但从整体看，该领域的开掘和研究是滞缓的。无论其涉及的广度抑是深度，均与中国诗史的这一不可或缺的组合部分极不相称。

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比较准确的数字。至于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由于陌生伴随缺略俱来，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面对浩似烟海的研探领域，诚非少数有心人在有限岁月里得能窥见全豹、把握总体的。可是，倘若不去尽可能地对清代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番梳理和整体审视，仅仅依据前人的选本或诗话来品评描述一代清诗，那末势必又将导致虽似化解了陌生感，却转而陷入种种门户纷争和艺术偏嗜所织就的理障。中介精芜杂错，焉能借以探骊得珠？由此而言，这里既需要队伍，更需要时间和足够的前期准备，以期获得较为完备的整体认识，并不断清理去诸种偏见和偏嗜，从而勾勒或寻绎出清诗演化的史程来。

在缕述阻滞清诗研究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关涉理障成见时，不难发现，长期起着很大阻滞作用的要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梁启超著于民国九年之《清代学术概论》则更以为“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云云。的提法。

由于这一观念不断地被推崇和延伸，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一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于是，秦汉以下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还无词云云，被引为权威性定论。因此，即使某些中近古文学史专著，虽也偶及唐宋之后的诗文词，无非只是聊作陪衬，略予点缀而已。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对某种文体在特定时代所呈现的辉煌成就加以褒扬和强调，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问题是如果这种褒崇被强化到割裂历史、支解整体的地步时，则必然会导向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误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可是这一观念的影响却是如此深远，清诗的长期遭轻忽，诗史上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的荒疏冷寂，不能不说其致命的原因之一在于此。

事实上，无论就文学的功能性还是文体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而言，清诗所别具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文学的功能性，集中起来看必然首先归结到其对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力上。这种表现当然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而且，毫无疑问乃是透过作家们各自切实具体的感受而后的艺术折射以出。作家诗人们笔底的任何哀乐悲欢，均导之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体察辨味，他们的心绪情思的涟漪波澜，实即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众生相和人格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心魂深处激起的回应。因而凡是赞颂、抨击，怡悦、悲怨，哀生、悼逝等等，莫不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所独擅的是非、美丑的评判形态。

唯其如此，任何文学文体的功能性不仅不会一次性完讫，而且一次性造成阻断前景视野的障蔽性峰岭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认识和表现对象，也就是由人的群体组构而成的社会生活固然是持续不间断地在运动推进；而推促社会发展的人（包括作家诗人群）本身也同样地在这种运动中不断完善着自己。人的智能、人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力，无疑是处于愈益提高和增强过程中，人的情感体验度更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愈见灵敏和深细、丰富。前者是承续的积累，后者则是演进中的深化。尤须注意的是，基于这样的积累和深化，人对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必然愈趋强烈，意识更明晰。封建的历史行程又严酷地证明，以皇权为标志的庞大的统治网络以及统治者的王霸措施，均未游离于整体社会的运动轨道之外，而是恰恰也在共时演进。封建统治愈趋入后期，其网密法酷，其阴柔和暴虐心性亦远超前代。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官与民、朝与野、人与非人之间的扼制与反扼制的冲突，毋容置疑地随着时空的推迁而益显得尖锐激烈。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随人在积累和深化过程中同向递进的，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学既是人学，那么，处于文化高层面上的文学范畴中，诗堪称文化精神的高远氤氲形态。作为人的心灵波段的文化载体，诗在表现社会尖锐激烈的冲突时，其功能正与时空推进成同步。

当对文学的包括诗的功能略作寻绎及辨认后，就不难发现：诗人所表现的“我”，以及其所表现的自身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空里的社会生活现实，必皆是嬗变中的人和现实。因此，文学表现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容背弃的论旨和应该恪守的原则，尤其是断代文学文体史学者应有的共识。是的，视文学创作为自家心灵寄托的诗人作家们，他们“这一个”的生活体验、情感触发各有独异之处，有着固有的不可移易性。所以，凡独立的作家均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而卓特的成就非凡的作家尤非异代同行所能取代之。文学功能之所以不衰，从深层看，其实仰赖于他们的贡献良多。

由此而言，今天人们要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一个王朝的统治历史，要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认识和探讨活动于封建末世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认识和探觅知识阶层的核心实体“士”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除却史乘文献外，还得借助于这近三百年间留存的文学成果。就文学范畴讲，单靠小说或戏曲的研究想把握大文化背景前的一代人事演变，显然是远难企及的。这不仅仅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文体的不可替代，重要的还在于“乃心声”的诗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已广泛普及地为封建文人所掌握。承续明代，清代诗人在思想、学术、审美诸方面综合智能的全方位高涨既是空前的，那么这种高深度的文化教养体现于诗创作时，不单是强化了反映生活、表现情思的直接简捷性，强化了与现实社会倏忽多变的相适应力，而且在抒情功能的充分发挥上也愈显得轻灵敏捷和细微深入。因而清代诗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灵跃视野，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提供着宏富的认识参照系。

所以，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属对事物“因”、“变”规律的悖背。今天的文学史家没有理由步随前人再去踩“宗唐祧宋”之类的泥淖。

只要不存偏见，清诗在表现特定时代的功能性上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应是不难考见的。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串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当然，从历史际遇来看，这末世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每多前朝前代所未曾经遇的。举清代史事之要，大略有：明清易代之际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及交相杂糅；战火频仍，民众固是水深火热，士子们亦或彷徨失依或进退维谷，顺治一朝为稳固爱新觉罗皇族政权而迭兴“通海”、“科场”、“奏销”三大案狱，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之士，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于明代中叶以来的文化族群结构。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从而生发出别一种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盛兴。紧接着嘉、道之际的衰颓之势而来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的真正的外敌入侮；继之又是远较前此的白莲教等起义猛烈的太平天国燃遍山河的烽火。这些事件从不同层面严酷震撼着全社会，憬悟或惊醒了大批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预兆并肇启了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的兴变更替。

清代历史的演化有其特定的走向，而清代的诗歌在表现这历史行迹时所发挥的功能是卓特的，相副其使命的。即使某些层面上形若隔代，考其实绝不能作简单类比。

例如满族统治集团挥八旗铁骑入关，君临中华，依传统观念视之，此乃又一次以“夷”治夏，颇似金、元之灭两宋。然而，相似原非重复，清王朝入主关内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恩威兼加、宽猛相济的手段，以及调动和利用满汉集团矛盾，并于以满制汉的同时又广泛运用以汉制汉策略，显然远较元蒙统治者及“后金”的先祖高明。而历经明代发展并变易了的儒教理学之熏陶，加之明朝中叶开始振兴的城市经济生活的教养，明清易代之际几辈文化人士的心态和素养也迥异于南宋之末的士人。至若自明末趋于极盛的兼政治与学术为一体的结社活动所产生的深广紧密的社会群体网络，其影响力也非短时期内能击散，于是在清初各个文化层面上所展现的复杂景象，更为前代史实中罕见。所以，甲申（1644）、乙酉（1645）之际和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胜国”遗老和抗清志士们所抒露的情怀，已非南宋末年忠贞之士所能比拟。以诗人言，顾炎武、阎尔梅、钱秉镫、屈大均等的诗以纪史、诗以述怀的艺术造诣固非南宋遗民诗人们所能企及；吴嘉纪、方文、邢昉以及冷士嵋等一大批“布衣诗人”的心歌，也远胜宋末江湖诗群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说“遗民”诗群多少还可寻绎出某些类比之点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的外夷入侮，亡国之危迫在眉睫时触发的心声堪称史无前例。面临“亡天下”之势，顾炎武当年所昌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论，作为整体性民族精神，从此普遍激发于诗人们的歌吟中。一团灼热的赤诚心气凝结在诗的王国，谱成了中华诗称瑰丽之一章，精诚延绵，直至于现当代。至于太平天国战争威力之宏肆，烽烟迅猛四披，更不是黄巢以至李自成揭竿之举可并论。天国烽火自粤西燃起后，经两湖沿江东下，打击主要在东南，这对封建末世王朝基石的撼动，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是致命的。其对文化领域荡涤也空前酷烈，它既惊恐、悸怖着各层面的文化人，又在这氛围中激活起他们对自身生存的思考。这种心态深层变化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文化史、“士”的心迹演变史、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稽考命题。此一时期的诗人大多际遇不幸之甚，他们辗转在剧烈震荡的生死波谷间吟唱不绝，是又一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史诗心音，从而为上述稽考提供着丰富的史实。

不仅如此，于号称“承平”之世而偏多悲凉之歌，又是清诗所拥有的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或隐晦，或畅朗，或激越，或冷峻，吟哦着与“盛世”极不谐调的心曲，这在康熙一朝以至自诩为“十全王朝”的乾隆六十年中代不乏人。此中既有被庙堂势力抛弃而转以“匹夫”自任的赵执信一类诗人，又有以黄景仁为典型代表的寒士诗群，更有隶属“八旗”世胄的马长海、李锴之属。这是一批夜笛横吹的歌手，程度不等又风格各异地组构成为清代特有的在“野”的诗文化群，从而与朝阙庙堂诗群适形成离立之势。关于清代诗史上严重弥漫着贵族化的御用气、缙绅气之雾霾以及以“一尊”制约诗坛的背景史实，下文将专节予以介绍。这里只是指出，草野诗文化群的不绝如缕地呈现，正是特定时代的情绪激射现象，是时代陶铸了一批诗史英才和文化精华。其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事实上已不止于诗的范围，对考察诸如曹雪芹这样的文化巨子的出现，正有着重要的助证和参照价值。须知历史上的戏剧或小说家并非专司其事者，无论名于世还是淹没于史的作手，莫不备擅于诗文，且精工非同凡常。把原本多才兼能的文化巨擘分割成一个个枯燥贫乏的似乎只会编剧本或讲故事的人，实在唐突了古之才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何以会有如此高妙造诣。

以上简略例举，诚不足以概见整个清代诗歌的功能价值。但管窥蠡测，当已可表证清诗有其非前代诗歌或别种文体所能包孕和替代的深广内涵。清诗，有它自具的生气和命脉。

然而，文学研究并非历史研究的补充，更不该是后者的附庸。对清诗认识意义的强调，本意原非为推荐史乘价值，而只是着眼于其诗功能之发挥，以佐证一代诗歌价值的某个侧面。是的，这只是一个侧面。清诗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诗史发展过程中整体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

我们华夏之邦素有“诗国”之称。中国古典诗歌兴变衍续、转替发展的进程，曾焕发着无比瑰丽的神采，诗的历史长河既波澜壮阔又千姿百态。诗史的宏伟性和丰富性，原由她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独异性和多样性构建成，脱卸去任何一个阶段，必将损伤其完整性。严肃审慎的史家不会容许一个细小环节或支脉考查的草率敷衍。很难想象，言中国古代诗史竟可舍弃其后三百年的组合部分，更何况这里储藏着丰富的“因”、“变”信息，体现着大诗歌史的各种流变的后期轨迹。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自身兴衰起落的过程。这种兴替过程，除去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语言习惯的转换以及审美观念的更递等因素外，更有其本身特性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起着作用。问题是这种演化极其缓慢，它并不与社会的改朝换代成同步，相反，倒是往往在形似衰弱之时，竟又老树重花，旧枝新芽。文学史上此类回黄转绿现象，很不少见。

古典诗歌，以形式言，由四言、五言而七言，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五七言古近体形态基本稳定，特别是近体格律诗的形成，由于在有限句式中蕴有无限容量和灵巧机变性能，所以经巨匠高手运用时，便有无数珠玑般绚丽篇章源源涌出，生命力旺盛之极。这种形式到唐代达到为纯熟的佳境，但唐诗的辉煌，并不意味着从此将滑向衰竭低谷，此中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诗史表明，古近体历经宋元明三代，生意仍盎然，虽然在衍进中屡有变易，可这变易恰是活力增添的一种合理运动。

但是，在唐宋诗面前，特别是有唐诗这座丰碑而兼偶像的矗立，后代诗人要在这诗的国土上立足措手，确已大为不易。丰碑足资仰慕，是激活心志的精神财富；偶像则会成为沉重包袱。这对后来者无异是严峻的考验，同时何尝不是对五七言形态的诗的生命力的严格检验。所以，从史的角度看，此中也有幸与不幸的问题在。唐宋以后，传世或默默无闻的诗人多至不可计数，在丰碑和偶像之前歧途迷茫者也一批又一批。以清代数以万计有诗流传的作者来看，其间抱残守缺、挦扯古人旧衣衫而自诩“唐音宋调”的平庸之辈同样车载斗量；然而，诗艺高超的有识之士仍为数众多，以“学古”作为舟筏，登岸舍筏，学而不泥，他们不甘心匍匐老死在前人脚下。这是一批善于总结前贤得失，独具慧眼，力求创辟一条新路来的才智佳士。诗正有赖于他们的自谋生路而延续着强劲的命脉，中国诗史也终于得到灿若豹尾的结束之章。

……

严迪昌（1936年—2003）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学术著作有《文学风格漫说》、《清词史》、《清诗史》、《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自选论文集》等。

上册

绪论之一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

绪论之二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

编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上）：遗民诗界

引言

章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节白门遗老

第二节“徐州二遗民”与“望社”诗群

第三节吴嘉纪与维扬、京口遗民诗群·兼论

“布衣诗”

第二章以方文、钱秉镫为代表的皖江遗民诗人

——兼说地域文化世族

节真气淋漓的方文的诗·附说方氏族群

第二节钱秉镫及其他

第三章喋血于山岭海涯的两浙遗民诗群

节浙东遗民诗群

第二节浙西遗民诗群

第四章顾炎武与吴中、秦晋遗民诗人网络

——兼说遗民诗僧

节吴中遗民诗人网络

第二节遗民诗界南北网络的沟通人——顾炎武论

第三节傅山及秦晋诗群·附论河朔诗群

第五章“交广从来是楚乡”——湘粤遗民诗界

节鹃泣猿啼不胜悲的王夫之

第二节慷慨任气屈大均

第三节遗民诗界殿军陈恭尹

第二编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下）：清初诗坛

引言

章江东三大家

节钱谦益与龚鼎孳

第二节吴伟业及“娄东诗群”

第二章“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禛

节诗界“开国宗臣”的认识意义

第二节时代与个人双向选择中的王士禛

第三节王士禛主盟诗界的时间考辨

第四节“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

第五节王士禛的诗歌创作成就

第六节“王门弟子”论略

第三章朱彝尊的诗及其诗学观

节朱彝尊的诗歌生涯和诗学观

第二节朱彝尊的诗歌成就

第四章“南施北宋”和开府江南的宋荦

节悲怆沉慨的宋琬诗

第二节清醇老苍的施闰章诗

第三节宋荦述说·附邵长蘅与“江左十五子”

第五章查慎行论

节“浙派”辨

第二节查慎行诗文化心态的构成

第三节《敬业堂诗集》的诗史意义

第四节查慎行的诗歌风格辨

第五节附说吴之振

第六章赵执信论

节齐鲁与江南诗文化的消长以及赵执信

的时代契机

第二节赵执信诗学观形成过程及其诗界

“权在匹夫”之争的时间考辨

第三节赵执信“越轶山左门庭”的诗学观

第四节赵执信诗创作成就

下册

第三编“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清中叶朝野诗坛

引言（附“文字狱案表”、“乾嘉诗坛达官行年表”、

“分类表”）

章耆儒晚遇的沈德潜

节沈德潜的诗歌生涯及其“时世”契机

第二节叶燮《原诗》与沈德潜“格调说”异同辨

第三节沈德潜的诗·“吴中七子”·毕沅·曾燠

第二章翁方纲及其“肌理说”

节“肌理说”的文化机制（附说“试帖诗”）

第二节翁方纲的诗学观及其诗作

第三节附论——从李文藻、桂馥到阮元

第三章袁枚论

节“袁枚现象”的诗史意义

第二节“袁枚现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构成

过程·附表四种

第三节袁枚文化意识对名教纲常的叛离性

第四节袁枚的诗史贡献

第五节袁枚诗的成就

第四章乾嘉诗人谱（上）

节屈复

第二节画人诗举要

第三节“一卷怪石”胡天游

第五章八旗诗人史略

节“辽东三老”、“三布衣”举要

第二节宗室诗人中的“篱外寒花”群

第三节铁保与法式善

第六章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

节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

第二节钱载与“秀水派”

第三节高密诗派述略

第四节岭南诗群

第五节洪亮吉与常州诗群述略

第七章乾嘉诗人谱（下）

节赵翼的诗史观及其创作成就

第二节蒋士铨的诗及其与袁枚的关系

第三节王文治、李调元述略

第四节“性灵”后劲张问陶

第八章黄仲则论

节凄怆的心魂

第二节《两当轩诗》的认识意义

第三节《两当轩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