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罻与感恩

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Klein，1882—1960）

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客体关系之母”，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在其意义深远而富于开创性的工作中，她打开了理解婴儿早期的心理历程的途径，这些早期心理历程支配着婴儿的内心活动。她的理论将精神分析关注的重点，从之前的“驱力”转到了“关系”上。她也被誉为继弗洛伊德之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贡献的领军人物之一。

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人们所熟知的两种态度——嫉羡与感恩的早来源感兴趣。我得到一个结论：从根源上逐渐侵蚀爱和感恩的感觉，强而有力的因素是嫉羡，因为它影响着所有关系中早期的关系，也就是和母亲的关系。此种关系对个人整体情感生活的根本重要性，已经在一些精神分析的作品中被具体阐述。而我认为，借着进一步探索一个在早期阶段可能干扰很大的特定因素，我为我关于婴儿发展（infantiledevelopment）和人格形成（personalityformation）的发现，增添了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我认为，嫉羡是破坏冲动中一种口腔施虐（oral-sadistic）和肛门施虐（anal- sadistic）的表达，从生命的开始就运作着，而且它有一种体质上的基础。这些结论与卡尔·亚伯拉罕作品中的要素一样，然而也蕴含着某些差异。亚伯拉罕发现嫉羡是一种口腔特性，但是根据他的假说，他认定嫉羡和敌意在稍后的时期才开始运作，也就是在第二口腔施虐阶段，这与我的观点不同。亚伯拉罕并未提到感恩，但是他形容“慷慨”（generosity）是一种口腔特征。他也认为在嫉羡中，肛门要素是一种重要成分，并且强调它们是由口腔施虐冲动而来的衍生物。

    亚伯拉罕认为，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之中有一个体质要素，这个进一步的根本观点是我所赞成的。而他也将躁郁症（manic-depressiveillness）的病因学与口腔冲动的强度相关联。

    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和我自己的作品都更全面而深入地带出破坏冲动的重要意义。在他写于1924年的《力比多发展简论》（Short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ental Disorders）一文中，虽然《超越享乐原则》（Beyond Pleasure Principle）已于四年前出版，亚伯拉罕并未提及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假说。然而，在他的书中，亚伯拉罕探索破坏冲动的根源，并且比之前所提的，更明确地将这样的理解运用于心理障碍的病因学上。虽然他并未使用弗洛伊德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观念，但这对我而言，他作品的根基还是在该方向上的洞见，特别是在对初躁郁症患者的分析中。我认为亚伯拉罕的早逝，使他无法领悟他自身发现的这些全面复杂的内涵，和这些现象与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两种本能之间的核心有重要关联。

    当我正要出版《嫉羡与感恩》时，正是亚伯拉罕逝世后三十年，我的作品使亚伯拉罕之发现的全面重要性越益受到肯定。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大满足的来源。

一

    在这里，我的意图是要对婴儿早期的情感生活做更进一步的建议，同时推论出关于成人时期和心理健康的某些结论。了解成人人格的前提，是探索病人的过去、童年和无意识，这本来就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之中。弗洛伊德发现成人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从这类素材中，不只重构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细节，还有其时间点。亚伯拉罕的发现，相当程度地补充了这种已经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特征的取向。我们也应该记住，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心理的意识部分是由无意识发展出来的。因此，我跟随一种现今在精神分析中所熟悉的步骤，追溯婴儿早期的素材，我先是在婴孩的分析中发现这些早期婴儿素材，随后又在成人的分析中发现。对婴儿的观察很快就确认了弗洛伊德的发现。我相信我关于一个更早阶段（生命年）的某些结论，也同样可以借由观察而获得关键性的确认。通过病人所呈现的素材，我们去重构关于较早期阶段的细节和资料，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必要性。弗洛伊德在以下段落中，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我们所寻找的是病人所遗忘的岁月的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应该是同样可信的，在各个本质层面上也应该是完整的……他的（精神分析师的）建构工作，或者称为重构（reconstruction），很像是一位考古学家在挖掘某些已被破坏、掩埋的住处，或某些古代的建筑。事实上，考古和分析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分析师是在较好的情况下工作，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素材，可以任他运用来协助自己，也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一些已经破坏的东西，而是仍然存活的东西——或是为了其他的理由。但是正如考古学家从依旧矗立的基座中，建造起建筑物的墙，从陷落的地层中决定圆柱的数量和位置，并从废墟所发现的残留物中重构壁饰和壁画，分析师也是这样进行的。他们从记忆的片断、联想和分析过程中的个体行为中，做出他们的推论。这两者都有一种无可争论的权利：借由补充、组合幸存的残留物来重构。更甚者，他们都很容易碰到相同的困难和错误来源……如我们所说过的，和考古学家比起来，分析师是在较佳的情况下工作，因为他有任其处置的素材。然而在考古学家的挖掘中却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供对应参考，例如可追溯至婴儿期的重复反应，以及所有与这些反应有关而通过移情来反映的现象……所有的本质都被保留下来。即使似乎是完全被遗忘的事情，也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出现，而且只是因为被掩埋，才导致个体无从接触。诚然，如我们所知，也许我们可以质疑，是否有任何精神结构真的会遭到全面的破坏。我们能否成功地为完全被隐匿的部分带来曙光，这只能倚靠分析的技术。”178-1

    经验教导我，已经完全成长的人格之复杂，只能借由我们从婴儿心理所获得的洞识，和追踪其进入后期生命的发展来了解。也就是说，分析的进行是从成人期回溯到婴儿期，再经由一些中间阶段返回成人期，这种反复地来来回回的动作，是依据普遍的移情情境。

    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我赋予婴儿的个客体关系（对母亲的乳房和对母亲的关系）根本的重要性，并且得到结论：如果这个被内射的原初客体（primalobject）带着相当程度的安全感而植根于自我，就奠立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发展基础。这种联结涉及天生的因素。在口腔冲动的主导下，乳房被本能地感觉为滋养的来源，更深层的意义则是生命的来源。如果事情进行顺利，在心理和身体亲近这种令人满足的乳房，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那种出生前与母亲的一体感（unity）和伴随其中的安全感。这大部分取决于婴儿充分地贯注于乳房或其象征之表征（奶瓶）的能力。以这样的方式，母亲被转为一个所爱的客体。很有可能是在出生前，婴儿所拥有的母亲已成形的部分影响了婴儿天生的感觉：在他之外有某个东西，将会提供他一切所需要的和欲求的。好乳房被纳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一开始在母亲里面的婴儿，现在他自己的内在有了母亲。

    毫无疑问，出生前的状态意味着一体感和安全感，这种状态如何可以不受干扰，取决于母亲的心理和身体状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出生婴儿的内在，仍然有可能有其他未经探讨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视其为对出生前状态的普遍渴求（longing），是理想化驱力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以理想化的角度研究这样的渴求，会发现其来源之一，是因为出生所引起的强烈的被害焦虑。我们可以审视，这个焦虑形式也许可以扩展到未出生婴儿的不愉快经验，同时伴随着在子宫中的安全感觉，预示了对母亲的双重关系：好乳房和坏乳房。

    在对乳房的初始关系之中，外在的周遭环境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出生的过程遭遇困难，特别是若导致了并发症，例如缺氧，一种适应外在世界的困扰就会发生，而对乳房的关系就会在很不利的状况下开始。在这种情形中，婴儿去经验满足之新来源的能力有所缺损，结果无法充分地内化一个真正好的原初客体。更进一步，不论这个小孩是否被足够地喂食和抚养，不论母亲是否完全地享受对孩子的照顾，或是感到焦虑、在喂食上有心理困难——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婴儿享受乳汁和内化好乳房的能力。

    乳房所造成的挫折要素，注定会进入婴儿和它早的关系之中，因为即使是快乐的喂食情境，也无法完全取代和母亲在产前的一体感。同样地，婴儿渴求一种无穷尽和永存的乳房，无疑地只是源自对食物的热望（craving）和力比多的欲望（libidonal desires）。因为，即使在早的阶段，要得到母爱之持续证明的驱力，根植于焦虑之上。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自体和客体受破坏冲动灭绝（annihilation）的持续威胁，是婴儿与母亲初始关系的根本因素。因为他的欲望意味着乳房（很快变成母亲）应该处理这些攻击的冲动，以及被害焦虑的痛苦。

    不可避免的委屈，伴随着快乐的经验，增强爱恨之间与生俱来的冲突。事实上，基本是在生本能统与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并且导致有好乳房和坏乳房存在的感觉。结果早期的情感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以失去和重新获得好客体为特征。说到爱恨之间天生的冲突，我指的是对爱和破坏冲动两者的能力，在某些程度上，是体质性的，所以强度和从开始与外在情境的互动，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