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大师们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大文人的悲壮迁徙和抗战史诗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北村、岳南等名家倾情推荐！

★联合早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本书系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四。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三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汪兆骞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 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 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 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 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1938 年2 月5 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是他在湖南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发生了激辩，要求要有“雅量”，后被轰下了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张爱玲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超的技巧。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动了恻隐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残酷是，事物对错，并不取决于常情，苏青受到攻讦和付出的代价，是因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报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选择，是因她毫不掩饰地同情丧失民族气节者之流。

邵洵美在《十日谈》发表文章批判“文人无行”，说“有些‘没有饭吃’或‘有了饭吃不饱’的人”，以为当文人是“无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明人组成的”，“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于是，就有人猜测，这是骂鲁迅的，因此这种挑衅，势必遭到鲁迅的痛击。有人还言之凿凿，说鲁迅写的《各种捐班》（1933年8 月26 日《申报·自由谈》），就是回应邵洵美这篇文章的。似也无根据。依《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大凡鲁迅批评文字指向谁，都在注释中说明。此论无非是说，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鲁迅，鲁迅为了自卫，才发动反击批判邵洵美的。

6 月初，一个上午，茅盾在窑洞里正读《中国文化》杂志，来到他的住处。进屋就说，实在太忙，一直没看过你和夫人、孩子。说着，又拿出一本自己写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两个老朋友兴致勃勃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谈到鲁迅，也有独特的见识，让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才疲惫地往城外赶。到了家里，倒头便睡。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听到空袭警报响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或伏在树下。空袭之后，他即奔向报馆，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那时的张恨水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胖墩墩的，为人和蔼可亲。其嗓门大，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调。每次撩起长蓝布衫，拿着折扇上得楼来，总是高喊：“今天真热。”报社同人回忆，他一来编辑部，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与同人谈谈情况。等他坐下来，会全神贯注笔走龙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

被人过度宣传的老舍与沈从文的矛盾，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故意挑拨二人的关系。事实是，老舍与沈从文并无芥蒂。早在1935 年1月5 日《人间世》征询“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老舍回答的本书就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1946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回忆愉快的云南之行时，就说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从文在1952 年被迫逃离文坛，填写《博物院工作人交待社会关系表》时，便将老舍列入“作家中较熟悉的”之人（沈从文《交待社会关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从文依然将老舍引为朋友。

一次，日寇飞机来昆明轰炸，师生听到警报后，纷纷跑向防空洞。刘文典忽见沈从文从身边经过，甚是不悦，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