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化文学的可能研究(20世纪乡土文学传统中的贺享雍小说)

贺享雍乡土小说的东方特色
    罗兰·巴特进入后现代时期之后，提出了颠覆性的文学“游戏化”“色情化”观念，即文学已经彻底自由，变成消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共同场所，这两者都能从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快感和价值。文学已经高度相对化。这也正是今天的网络文学和印刷文学并存的写照。而萨特更早从后现代意义上思考文学问题，1947年，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文学本质问题：“人们为谁写作？”a不是文学写了什么，而是文学是写给谁的。即萨特早提出了文学的群体归属问题，这意味着文学的标准不再是的，而是变动的。当前进入了后现代价值多元时代，文学的定义都变得模糊不清，从传统意义思考人类群体的命运和价值的作家更是越来越少，为弱势群体思考者更少，但仍然存在一些拒绝消费化、“游戏化”和精英化写作的作家。思考底层农民的生存及未来，一直默默地进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贺享雍就是一个。他的小说被称为某种程度的“不合时宜的创作”b —也可算是价值“多元”的表现。贺享雍一生创作的主题都是乡村和农民。他的文学应该属于消费主义时代的乡土文学或农民文学。 

这是一部以贺享雍的乡土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专著。贺享雍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独特的价值，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乡村志”系列为代表的十几部小说系统全面地表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40年间的巨大变迁，作家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述了当代农民的方方面面，形成赵树理之后真正的“农民写作”。本书主要通过对贺享雍小说的分析，以及与赵树理、莫言等作家的乡土小说的比较，论述了在大工业时代、后现代时期和消费主义时代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村，如何处理东方化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结合等问题。

 刘旭，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乡土文学研究、底层文学研究、赵树理研究和莫言研究等。现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在A&HCI检索期刊、一级权威刊物《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分析》《余华论》等。

Contents
目 录
序　章　贺享雍乡土小说的东方特色..................................................001

章　乡土中国的“内”与“外”..................................................012
节　如何进入农民的乡村........................................................ 013
第二节　“风景”与生存................................................................ 022

第二章　在赵树理的凝视下..................................................................033
节　“形而下”的“算账”与“物质启蒙”....................... 035
第二节　大工业扩张与文学想象：土地贬值之“账”............... 042
第三节　“反启蒙”之下的“寓言化”乡村 ............................... 051

第三章　主奴辩证和乡村寓言..............................................................061
节　“问题”的“实质”与“存在”的辩证法................... 062
第二节　叙事终点与乌托邦想象 ................................................... 069

第四章　现代卫生学与乡村叙事..........................................................080
节　“病”与存在的辩证法 ................................................... 080
第二节　作为话语的“计划生育”：卫生学叙事的另一维....... 097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与精英..............................................124
节　精英的“控制”与“文学人类学”想象....................... 125
第二节　乡村文学精英的想象建构 ............................................... 134
第三节　精英视野中的农民和乡村 ............................................... 153

余　论　贺享雍在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价值..........................................162

贺享雍年谱...............................................................................................170
贺享雍研究目录 .......................................................................................184
参考文献 ..................................................................................................191 

这是一部以贺享雍的乡土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专著。贺享雍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独特的价值，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乡村志”系列为代表的十几部小说系统全面地表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40年间的巨大变迁，作家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述了当代农民的方方面面，形成赵树理之后真正的“农民写作”。本书主要通过对贺享雍小说的分析，以及与赵树理、莫言等作家的乡土小说的比较，论述了在大工业时代、后现代时期和消费主义时代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村，如何处理东方化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结合等问题。

 刘旭，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乡土文学研究、底层文学研究、赵树理研究和莫言研究等。现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在A&HCI检索期刊、一级权威刊物《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分析》《余华论》等。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结构中的权力与精英 

第二节　乡村文学精英的想象建构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必然时时面对权力，及对权力关系与运作的文学想象。乡村文学面对的是乡村的基层权力，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的正面与负面的叙事建构，也正是一种精英式的文学想象，它必然由于作家本人的立场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乡村修辞。
有的农民出身的精英能够和农民换位思考，而大部分乡村精英都做不到。赵树理和贺享雍都是身为精英却能为农民换位思考的“乡土精英”。与赵树理相比，贺享雍对乡村叙事更关注乡村存在的细节，赵树理却可以直面乡村的基层权力与历史和国家的发展。
作为贺享雍的前辈，赵树理就因为其坚定的乡村立场才一直不被“正统”的文学精英所认可。如众多评论家在赵树理研究上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盲点，就是总拿赵树理塑造新人说事，以致形成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的“共识”：赵树理思想太老旧，所以塑造新人无力。如孙犁评价1949年之后的赵树理说：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提到多部文学史共同指出赵树理的“不足”：塑造新人无力，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原因在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像对老农民那样深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精英们的思考是差不多的，总能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其间出现一个另类就很难被接受，只是因为精英们由于其“权威”感而更容易只 
看自己想看的。“新人”是精英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其实代表着精英所想象的未来社会的走向。但“新人”想象不能脱离现实，所以从实质上看，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乡村还是赵树理，新人塑造都是个伪命题。如果有一种公社化时代的一心为国的农村“新人”，那么它只能是指极左时期梁生宝和高大泉式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前的土地公有化试验没几个人认为它是正确的或成功的，以一个失败的社会改革试验为蓝本，怎么可能塑造出成功的“新人”？这似乎有双重标准的嫌疑了，只要启蒙，怎么都是对的，只要不“启蒙”，怎么都是错的。
贺享雍小说里不存在“新人”问题，《天大地大》中的年轻扶贫女干部，《民意是天》中的年轻村支书，都不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新人，而是被西方的原子化体系浸染的行动的“利益综合体”。虽然叙事人的视点仍然是乡村内部，但已经无法建立社会主义那种真正的公共意识。而且在贺享雍小说中，这些乡村内部的人物的意识中都没有“启蒙”一维的存在。赵树理的时代相对于乡村正是好的时代。他的乡村文学设置了精妙的叙事视角，通过隐蔽的转换展示他的“新人”想象—这种展示方式正是“启蒙”精英们不熟悉也不愿意接受的。如《三里湾》采取的叙事方式既不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不是限知视角，因为在其作品中，“谁说”和“谁看”并不总是统一的，即使他们在同一叙述平面上。下面两个叙事片段正表现了赵树理独特的乡村内部叙事造成的“不统一性”，同时也体现了赵树理对青年“新人”的定位：
［1］灵芝一走进去，觉得黑咕隆咚连人都看不见，稍停了一下才看见有翼躺在靠南墙的一张床上。［2］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床后还有两个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因为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她，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

［3］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有翼的床头仿佛靠着个谷仓，仓前边有几口缸，缸上面有几口箱，箱上面有几只筐，其余的小东西便看不见了。a 
［4］当灵芝走进去的时候，可以坐的地方差不多都被别人占了。［5］她见一条长凳还剩个头，往下一坐，觉得有个东西狠狠垫了自己一下；又猛一下站起来，肩膀上又被一个东西碰了一下，她仔细一审查，下面垫她的是玉生当刨床用的板凳上有个木橛 —她进来以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吃了亏了，所以才空下来没人坐；上面碰她的原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小锯，已被她碰得落到地上—因为窑顶是圆的，挂得高一点的东西靠不了墙。［6］有个青年说：“你小心一点！玉生这房子里到处都是机关！”灵芝一看，墙上、桌上、角落里、窗台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不简单。

这两个叙事片段分别是灵芝对马有翼和王玉生的房间的观察，［1］-［3］为中农家庭青年马有翼的房间，［4］-［6］为贫农家庭青年王玉生的房间，从叙事视点来看，都是随着灵芝的眼光写的，透过灵芝的眼睛可看到截然不同的房间，也反映了有翼和玉生截然不同的性格及家庭环境，从而为后文灵芝选择玉生放弃有翼做了铺垫。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分属第24和22节，故事中的时间距离不短，叙事距离也不算短，但对两个房间的描述，隐含作者采取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叙述方式，甚至连使用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两个叙事片段都是三大句，中间的第二句都出现了破折号，第二个片段还出现了两个，而且破折号之后附上的解释性话语的功能也完全一致，即［2］和［5］中叙述人和灵芝分离，以全知的视角进行补充说明，前者写出了糊涂涂的“精明”，而后者在灵芝的视角之外对玉生的房子做了更具体的补充，［6］句的后三个字“不简单”既是灵芝所想，也是叙述者的评价话语，等于隐含作者的声音，同时还可以是满屋子里人的想法。对两个房间的描述产生的修辞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马有翼的房间是阴暗的封闭的，没有生气的；而王玉生的房间却是明亮的、科技化且充满生机的。但隐含作者的叙述干涉却是很隐蔽且简洁的，通过非常文学化的手法突出了“落后青年”与社会主义“新人”的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