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看懂美国的靠前本书

本书中，我以文化人类学上已经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美国。

1935年，我次访问美国，就得到了当时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多位大师的帮助，他们是梅特、本尼迪克特（）和陶拉特三位博士，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知识的学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踏上了追逐人类学的征途，从此，人类学的相关论题在我的生活中，也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

随后，我就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1936年至1937年，我在锡金（）的一个部落进行实地学术研究和考察，当时，这只是以后将连续进行的考察中的次而已，但是没想到，考察结束之后，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不小的损害，以至于在那之后的几年内，我不能再度考虑涉足原始部落了。而这一切从人类学的观点考虑，就是因为原始部落的生活环境太过于恶劣，不仅生活艰辛、食物匮乏，而且医疗条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对一个初到此地的陌生人来说，肯定会对其心里、生理健康带来深远的影响。

后来，我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研究电影和无线电对美国观众和听众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的性质，使我得以走过了美国的许多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程度的熟悉了美国的风土人情，而且还接触了不少美国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经历都为我研究美国的国民性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在这个调查完成之后，我在基金会理事长梅博士的邀请下，加入了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这次邀请，不但让我对人类学、行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等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还让我得到了一个能详尽研究美国儿童和青年心理的机会。

研究所里有位同事——心理分析学家泰恩——曾经对一位患有人格分裂症的新英格兰（）青年，进行过四年的系统研究分析，并记录下了大量的数据资料。泰恩曾邀请我根据这些研究资料，一同来撰写出这个青年的生活轨迹，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但是因为对病者儿童时代及求学时代缺乏何谓“正常”的标准，我不得不采取研究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以发现这个青年人格分裂者的行为方式有哪些是特殊的，所以我就得对那些没有人格分裂症的青年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这样才能对这个青年的病症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本书中的有些材料，尤其是关于儿童及青年期的资料，就是通过上述研究而得来的。

离开耶鲁大学以后，我在美国的华盛顿参加了一个英国的战时代表团，在这里，两个国家不同的国民性得到了尽情的展示。我在这个代表团中的职位是联络员，不仅要代表伦敦方面出席美国相关单位举办的一些会议，还要随时把美国的相关态度、批评和建议报告给伦敦，在我们双方需要为了共同目标而同甘共苦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但那深藏在不同国家民族心底的相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却一直没有消失。也许是因为这个团队中美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所以，我听到的关于对英国方面的批评都是坦率的，而在正式的会议中，因客气之故，这种“坦率”的批评还是不能上台面的。

据此再结合以前的经验，我清楚的看出英美之间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异议，但大多数人在私下里却表现为一种单纯的交流态度。英国人因为美国人不能设身处地的站在英国人的立场进行相关行动和相关言论，便反对、藐视或痛恨美国人，反之亦然。因为英美两国人有着大同小异的语言、宗教、政治思想、法律与体格形式，所以每一方都假设对方是和自己一摸一样的，其行事模式也应该是一样的，可是等到这种假设被证明是与事实不符时，就难免会产生失望和痛苦。

上述因素的存在，确对两国间长期的政治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深信，在日常事务中，认为英美一体或拥有完全相同的信仰，是阻碍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合作的绊脚石。

其实，在两百年前，英国人民和殖民地美国人民之间的相同之处要比相异之处多得多，但是，在两个世纪时间年轮的碾压下，英国和美国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价值制度、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世界观等差异性，通俗的讲，就是形成了不同的强烈的民族性。

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是说其中一种方式是好的，可以赞美的，另一种方式是坏的，只能批判的，它们之间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只有见识狭隘或浅薄的人才会对其有好坏之分的评判标准。因为这种差异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完成同样的社会目标，就像人类对于事物，有各自不同的喜好，但是这种差别肯定不至于引起社会大众的愤怒，可如果有人强迫我们食用我们不喜欢的食物，就能引起我们的愤怒；以下例子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上述问题，比如因纽特人吃腐朽的海豹肉、一些澳大利亚土著吃树上的蛴螬，这种行为是“不当”或“不道德”的吗？印度教徒鄙视我们吃牛肉，可我们有谁会认为这种反对是合理的呢？所以，我们在涉及不同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时，在涉及不同的希望和恐惧时，一定要从公正的心理出发，千万不要有我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想法，如若不然，个体心里的苦恼和愤怒便会长存，于一个民族而言，如果这样唯我独尊的心里持久存在于本民族的国民性中，就会对本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自我中心思想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地位相等、时代相同的民族之间讨论民族性的长短得失，就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有时一个十分客观的说明，就会被其他民族的读者解释为对其的恶意批评。如果读者恰好属于说明中所提到的民族中的人，他可能会把说明中客观的语调解释为缺乏了解和同情。这一种情感与听见自己的录音后所引起的观感颇有几分相像。如果读者不是说明中所提到的民族中的一份子，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说明中所讲述的行为形式和他自身的特性作比较，然后再对两者的差别进行踌躇满志的判断：谢天谢地，我不像其他人那样……”

为了程度的降低因不友好批评而引起的观感和自满，我在本书中已尽我所能，尽量避免把美国人的行为与其他社会的行为进行比较，同时设法指出相同的地方。所以，书中除非确有必要外，我尤其努力避免提及任何可进行比较的英国人的行为。我深知文中有若干叙述英国人行为的文字，其实这种行为也很可能是美国人的行为，但是除非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否则仅仅关注局部的相同之处是毫无意义的。

我避免进行比较的动机之一是希望不至于引起读者不友好的批评以及读者伪信的自满，但我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理由，那就是因为我的浅薄无知，我所有关于英国（）的知识，都不足以使我能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比较，而且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和出身，视野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偏见。况且我接触的英国社会的范围比接触的美国社会的范围，要狭隘的多；甚至就地理知识而言，我对英国的了解也比对美国的了解少的多。除了进行较为短期的旅行以外，我所知道的英国仅限于英国的南部和中部，毕生中，我在剑桥以北逗留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到两个月，而美国各个州，我去过40个以上，除了西南区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西北区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等六个州，但是这六个州的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30%，所以我认为，对这些区域虽然缺乏一定的了解，但是并不会动摇我的研究结论的。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特区，这座政府城市虽然不能代表它地域外的一切，但是在它小小的地域内，却聚集了美国联邦内各州的众多居民，这些来自各州的居民，也为我的美国国民性研究提供了相当必要的帮助。

本书对美国南部诸州的历史、传统、宗教、种族或社会习性等方面的内容讨论比较少，因为它们与美国其它地域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要对这些不同之处进行细致的讨论，恐怕需要另外一本同样篇幅的书不可。这也是这本书只有第八章对美国南部诸州进行探讨的原因，其他篇幅我都没有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述。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即这本书中我的叙述只限于过去十年中的美国人。

不过，即使把显著的例外除外，如要对分布在半个大陆的数亿人进行一个准确的综述，似乎也还是很困难的。这个困难在旧世界（）也许更有力量：因为在欧洲，由于许多世纪以来的孤立，各地有不同的传统，婚姻也互不相通。结果可以预料得到，那就是在不同人群及不同地域之间，将产生很大的差别。不过，美国的历史，除了少数例外外，却刚好缺乏这种孤立、地方传统和亲族通婚的特点。大西岸沿岸以外的大部分美国人是在铁道兴建以前不久才到达美洲的，所以很少有人在同一个地方，有世代相传的历史，因而也缺乏那种对某一特别区域的强烈感情。当然在不同的地域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有些地域，因为具有同一传统的移民占据绝大多数，所以呈现出了地方色彩，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斯堪纳维斯亚半岛（）人；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人；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人；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人；路易斯安那州西部操法语的阿卡迪亚（）人。还有些区域，大多数居民集中于同一种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居民之间的差别，却也限制了居民的希望，例如蒙大拿州的矿业，怀俄明州的畜牧业，但这些只是一个共同形式的表面变动而已。

一个专家可以根据语言习惯的细微区别，进行精密的语言差别分析，借以发现某一美国人在百里以内的出生地；但是就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三的地域而言，这种语音的差别，只是表明地方色彩的出身和教养而已。诗人惠特曼对大部分现代美国人的心理发展曾经有明确的预见，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有一种“民主的平均性和基本的平等性”；有了这种特色，才使我们能进行性质广泛的系统论述。

此处也许应当声明，这种民族性的概念，绝无否认个性差别的意思，也不是说所有美国人都表现为下文所述的种种特性。这个概念的全部意思，是指所谓一个人群的特色体系和行为模式，是指在那个人群内占重要数量的人士的共同且被其他大部分人所赞同的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色体系和行为模式曾是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在书内用“美国国民性”一词而并不加限制解释时，读者不妨把这个名词的意思再扩大，读作“美国人中占重要数量的人士”，或“大多数美国人的情形”，或“如与其他人群比较，美国人更倾向于……”——如果为了细密精确起见，经常使用这种累赘的词句，就不免使行文拗口，不易阅读。

我曾研究过若干典型关系中习惯的和有意的行为，如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夫妇、爱人、朋友、邻里、商业同行和竞争者、资方和劳方、多数对少教、美国人对外国人等等，并设法一一讨论根本的、形成美国人行动的恰当的主题。在技术上，这种研究方法就其范围和系统性而言是一种新奇的方法。不过还有一个严重的缺漏，就是书内完全没有提到的宗教问题，以及教区居民和教士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性质严重的缺漏；尤其是在农村，基督教新教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它所产生的理念，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缺漏，一方面源于我的无知：我缺乏足够的经验或知识，以进行准确的论述。我虽曾系统地把我所能掌握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科学的思考，正如我对其他人类学材料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但因为我在美国时并没有计划写这本书，所以并没有刻意收集我所需要的材料。除了研究那个虔诚的合众教会教徒、人格分裂症患者以外，我在美国前后所担任的各种职务，都使我无法和美国国内的宗教生活有长时间的接触。鉴于我对那些有心理重要性的事件，完全只有间接或辗转得来的知识，所以我索性决定完全置之不论。

本书可以被视作根据“心理文化”观点来研究美国人特性的第二本著作。1942年梅特女士写了一本《知己知彼》，“讨论美国人特性的长处和弱点——我们可以获取战争胜利的心理准备”。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以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真知灼见，在人类学家的本位上尽可能地帮助取得战争的胜利”。梅特博士心里有了这个凌驾一切的目标，所以全力集中于详细分析美国人的道德原理，而除了少数偶尔提及之处外，对于美国生活中这种道德原理不发生作用的领域，完全置之不论。书内关于美国人道德地位的说明，在我看来似乎极为详尽和完备，所以我也不想再画蛇添足。我曾经对梅特博士的结论，进行过若干简要的叙述，我也参考过她的著作中有关的章节。

梅特博士的著作中关于美国家庭的特殊发展的研究，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路径。因此，在这两本书之间，存在若干重复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凡梅特博士已提出充分论证的各点，我仅以概述她的结论为限。我没有进行任何争辩；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专家，把两书一比，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有少数地方我和她有不同的解释，至于我偏重不同的地方则更多。

我从梅特博士那受益的知识，实在无法进行充分的表达。我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所受的众多知识，从她书中所得的关于美国国民性的资料，以及通过多年来长期谈话表达的、使我对英美特性的不同之处有更进一步了解的真知灼见，都深受她的启发。不幸的是，我始终不曾养成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的习惯；所以在书内很可能援引了原来由梅特博士所提出的观念和公式，而没有进行适当的声明和鸣谢。我请求读者宽恕这种无心的失礼。

为了使本书的附注不至太多，所以我对于前人关于同一题目的许多论述——无论是和我的见解相合的，还是和我的见解抵触的¬，不曾一一注明。但借助这些著作，我获得了十分清晰的认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出的有布洛根的《美国问题》、兰斯威尔的《个人的不安与世界政治》、凯瑟琳的《解放的美国》、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制》（）、赫顿的《如日中天的中西部》和根斯的《美国内幕》，直到本书完稿后我才得以拜读。

罗宾曾为《幸运》杂志从优良的民意测验中对过去十年进行过一次系统的调查，我从这个调查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我不愿在本书内插入统计表格，所以书内关于这方面的来源，没有进行直接的援引；但本书内相当一部分的陈述，都可参照《幸运》杂志的测验，从而获得统计的证明。

书内的材料，有许多是根据多年来在美国各地举行的谈话和讨论而得来的。我自己以及谈话的对方在当时都不知道后来我会写这本书。所以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没有另外见之文字的说明或见解，不便举出提出者的姓名，以免有失公允。不过，我自知曾从以下各人处获得过资料：奥登、贝特逊、本尼迪克特、乔治•狄逊和蒲加•狄逊、约翰•陶拉特和维克杜•陶拉特、厄列克孙、傅勒、浩尔、荷尔姆、欧文•加尼斯和玛乔丽•加尼斯、简宁斯、寇斯泰恩、恩斯特•克里斯和玛利安娜•克里斯、兰斯威尔•雷茨、保罗•林巴格和玛格雷特•林巴格•约翰•马夏尔和玛丽•马夏尔、麦克•梅和罗倍•梅、亚尔弗雷特•梅特洛和罗大•梅特洛、彼得•满陶克和卡门•满陶克、斐里奥•奈许和厄狄斯•奈许、考尼列斯•奥斯哥特和哈里欧•奥斯哥特、纳尔孙•鲍恩特和亨里泰、鲍恩特、罗伯茨、里奥•洛斯敦和柏里西拉•洛斯敦、约翰•索尔特和奥立武•索尔特、许纳特和斯庇尔、斯图亚特、乔治•泰勒和罗伯特•泰勒、玛丽•泰勒、约翰•魏廷和比特兰斯•魏廷和泰恩。我希望他们接受我的感谢。伦敦美国资料图书馆的馆员也曾对我提供了善意的帮助，我也表示感激之情。

我特别感激伦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歇尔斯教授。他非常细心地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和建议，我感觉到它们大大提高了本书的价值。他提供给我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并且准许我采用从他广博的知识中得来的若干概念或说明。可惜我未能获准在有关的地方提出适当的感谢。

虽然我从以上的书籍和讨论批评中获益匪浅，但本书归根结底是以我在美国七年多的经验和接触，以及构成我在美国生活的爱情、友谊、争执、误会、复杂的谈判、没料到的事件等为依据的。也许会有人认为像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曾给我许多优惠的那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未能尽颂善之能事，但持这种意见的人一定没有了解写作本书所持有的精神（）。为免除发生任何误会起见，我愿意郑重声明，我相信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赖于英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彼此了解与有效合作；我也相信，这种了解和合作是防止再度发生战争、防止极权独裁统治或程度仅略逊战争一筹的恐怖的保障。但彼此互相了解如果仅仅建立于幻想和虚伪之上是不能持久的；它必须以接受我们之间大不相同的特性以及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为基础。本书即为力求对这一种了解有所贡献的尝试。

约翰·高乐，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杰出的外交家，牛津大学教授，皇家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研究英美各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代表作有《国家的品格》，成为世界各国了解美国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