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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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健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ISBN9787549621187
出版时间2017-0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25155540
上书时间202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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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是“七月派”诗人、现年九十二岁的朱健先生的晚年自述，是一位与时代共命运的中国诗人的生命传奇。书中详细讲述了朱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与历史选择，折射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也透视了“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
作者简介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一九二三年生，山东郓城人，“七月派”诗人之一。一九八九年离休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朱健诗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
目录
冉子故里
杨村记忆
祖父科考脱贫
我的父母亲
辗转求学
五换小学
三换初中
感受宗教情怀
也算抗日少年
千里流亡
感受悲凉
汉江幸免于难
初见李广田
抵达罗江
罗江受业
小城罗江
“川北小延安”
秘密读书会
郧阳秘密出走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李广田
记罗江同学
西北诗情
兰州西北公路局当差
邠州车站的“中国特务老祖宗”
庙台子写诗
《青羊河小曲》本事
笔名的故事
从心里流出的《骆驼和星》
重庆风云
重返四川
初谒胡风先生
晏阳初先生和乡建学院
忆乡建学院的几位老师
“一六”大游行
“六一”大抓捕
与妻子一见钟情
动荡长沙
入党
迎接和平解放
三反五反打老虎
知识分子党员开始靠边站
因胡风案关进公安局
囚室恢复写诗
经历反右运动
留党察看期间两次当党委书记
正圆厂“过苦日子”
文革在牛棚
回铝厂当阳极工
在五七干校
静心养病读书
回归自我
多事之秋
修订辞源
绝意官场
再谒胡风先生
结缘《读书》
逍遥读红楼
订交彭燕郊
关于我自己
附录 朱健先生
后记
个挺拔的人
内容摘要
本书是“七月派”诗人、现年九十二岁的朱健先生的晚年自述，是一位与时代共命运的中国诗人的生命传奇。书中详细讲述了朱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与历史选择，折射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也透视了“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
主编推荐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一九二三年生，山东郓城人，“七月派”诗人之一。一九八九年离休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朱健诗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
精彩内容
初谒胡风先生
1944年初冬，我当时已经到了四川，在五通桥永利公司谋生。由于胡风的指引和伙伴们鼓励，我在五通桥写出大量的诗，做了各种尝试。我记得重庆新华日的刊登了陶行知的《创造宣言》：“上帝创造天，创造地；人创造上帝，人是创造主”。巨大的气势和热情马上吸引了我。激动之中，我用全部摘引原文的方式把《创造宣言》改编成一首长诗，寄给胡风。他很快回信，表示了意见：很热情，很可惜被原作一些俗语拖累了，诗应当有自己的语言。以后，胡风在悼念陶行知的文章中提到有人把《创造宣言》改写成诗，大约指的就是这件事。神话，一直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写一些脱离现实的题材，是否合适？我感到困惑，便向胡风请教。他回信明确表示：神话当然可以写。神话，是照亮黑暗天空的光电，是刺破腐朽人生的长剑，你应当写。但我却没有再写了。我在五通桥的时候，牛汉到西安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取名《流火》。“七月流火”，意思很明白，表示自己也是拥护胡风的。他这时和胡风还没有任何联系，写信给我转请胡风为《流火》写文章。我当然照办，胡风却是慎重的，回信说：写文章，以后看看再说吧。牛汉的刊物一期而终，胡风的文章自然没有写。胡风可能不愿意给不太了解的人。解放后，大约是1949年下半年或五十年代初，牛汉把他的诗集通过复旦他的同学，寄给胡风，才跟胡风联系上。1945年下半年我在邻水教书，假期到了重庆，按信上的地址，到张家花园去看胡风先生。天，是中华剧艺社的演员魏永秀带路。他认识也住在张家花园的陈白尘，而我则在陈白尘主编的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首诗。这次，陈白尘说，胡风出去了。我留下一张便条请他转交。送我们出来时，陈白尘指着一间东向的小屋说，胡风就住在这里，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我径直走进了这间小屋。不顾屋子里正有别的客人，自报名姓。胡风正坐在西边窗下条桌与书架之间，面色黝黑，宽额秃顶，身躯伟岸，有点胖，他马上起身，目光炯炯，伸手相迎。这时坐在北边墙下一张大床上一位秀美的女性也站了起来，含笑连声：知道你要来，欢迎欢迎。我想这就是有着许多美好传闻的梅志了。他们两个人对我热情张罗时，那位客人起身告辞，用十分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飘然而去。胡风送客到门边回来对我说：“这是冯雪锋。” 我在冯雪锋的椅子上坐下来，对面是窗下侧身而坐的胡风。房子很小，整个下午，大约就是我手比指画 滔滔不绝地信口开河。身心自在，无拘无束，因为感到始终有一双明亮清澈、兴味盎然、坦陈热烈的目光在注视着我，鼓励我倾吐一切。我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一直侧头微笑着听我高谈阔论的面影，还有偶尔的插话和提示：“看到《财主的儿女们》了么？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热情，非常热情。” 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兴奋，立即说：“第二部更热情，快印出来了。” 谈着话，他突然转身从身后小小的竹书架底层抽出一本杂志，《希望》第四期。递到我手中：“刚印出来，有绿原的诗。”我不等他说完，便翻开来读，绿原的《终点，又一个起点》赫然在目，不禁忘乎所以地读了下去。直到我读完，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窗下看着我，读完，胡风问我：“你不是也写了一首长诗么？”他指的是我在邻水写的《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胡风淡淡地谈到《骆驼和星》，毫无奖饰之意，只是说：“一位朋友，在女子中学教高中，当教材给学生们读了，不知道反应怎么样？”梅志接过去说；“蛮好。反应蛮好。”我应声说：“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不是诗，是造谣，一个美丽的谣言”。胡风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大笑：“美丽的谣言，美丽的谣言。”除此之外，印象完全一片模糊了。以后我是否又到于一次张家园呢，也不记得了。因为我记不起《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这首诗是在邻水寄给他的，还是这次见面带过去的。只记得他把诗稿交还给我的时候说：“太激动了，不行，太杂乱，仔细改一改，再寄给我吧。”我认真地改了这首诗，赶在他们离开重庆东下前又寄给了他。临行前他写信告诉我，稿子已交给了由何其芳主持的《希望》等四个刊物联合特刊。1946年春天，我在重庆覃家岗教书，何其芳把稿子寄还给我，说联合特刊篇幅有限，诗太长，没法发表。情况是确实的，并非推诿。在此之前，我一首歌颂的短诗，也是胡风转给何其芳在联合诗刊发表，而且招来一位读者的直言批评，表示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种赞美个人的诗。在发表这首读者来信的同时，何其芳执笔为我辩解，文辞十分委婉温顺：也许作者认为同志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用不着另外的说明和解释，便写了这样的诗。 这场小小的风波当时并没有人注意。我的赞美诗也无助于解脱1955年迎面而来的困境。现在想起来，倒是能品味出一点历史的幽默感。
1948年，胡风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准备到香港去，他说“不安渐强”， 当时胡风不愿意去延安，他当时对周扬这些人有些看法了，他不会去延安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他联系，全心全意搞地下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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