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眷恋

    记得那年，是1940年吧?我和小伙伴们正在街口附近的一堆沙土旁玩得高兴，突然间，干活的大人们奔跑起来。“日本鬼子扫荡来了!”一队汉奸荷枪实弹地走在前头。我的大哥(堂哥)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一下子把我夹在腋下，迅疾沿着墙根飞奔而去。我们钻进了村边的那个坟场的树林里，爬进土围子墙脚的一个土洞里。鬼子在树林里一面大声哇里哇啦地喊话，一面挥着东洋刀乱砍滥伐，气氛极其吓人。我们又悄悄转移到一间空场院的厕所里。以为那儿会安全些。谁知日本鬼子连这个平常没有人光顾的肮脏去处都不放过。他们嗷嗷地喊着骂着，用刺刀穿透盖在顶上的秫秸。大哥吓坏了，又抱着我逃进一间闲置很久的磨房，屏着气趴在外面不易看到的磨道里。鬼子大约在村子里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罢休。没有情报，是不会白白出兵扫荡的。听说他们在东门外杀了人，又抓走了几个农民，抢走了一些鸡鸭，砍掉了不少树木。那会儿，日本军人用刺刀挑死一个中国孩子，是眼睛都不眨一眨的。我经历过好几次扫荡，但这次扫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即使在事情过去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心惊肉跳，连细节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曾南迁，先在长沙后到昆明组成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哪想到，为了躲避频繁的扫荡，我们村的区区一个小学，也决定迁移到南乡的山沟沟里去。一行几十个小学生，每人背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和差不多够一周吃的煎饼，从老校向着新选定的临时校址，开始了徒步迁移。跨过铁道不久，就进入了一条狭长的河谷。河谷里投射着斜阳，殷红的落日眼看着就要被蜿蜒起伏的河谷吞没了。慢吞吞地走着，我们这一群农村的孩子，像是残兵败将刚刚从战场上下来似的。默默地，谁也不出声。是累了，还是次离家而情绪沮丧?谁也说不清。路的尽头是一座小观音庙。坐南朝北，高高地矗立在小山村边上的土崖之上，虽然破败，却依然显得威严。观音喜欢这靠山傍水的幽静去处，才在这里安家的吧。如今，她却把自己占据了几十年、多少善男信女朝拜过自己的这方圣土，轻易地就让位给这群惶惶而无宁日的孩子们了。这也许算是菩萨的行善之举吧。尤其在这战乱兵荒把书桌都扫荡以尽的国难时期，把一座神圣的庙堂充做我们的校舍，真值得向她叩几个长头。我的幼小的心灵里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欣喜。濒临倾圮的庙堂里铺满了干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随着我们这帮小小的不速之客的闯入，本来庄严肃穆的庙堂，骤然间变得嘈杂不堪了，焕发出了生气。我们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这样，在这座既做教室，又当宿舍的小庙里，开始了一种新的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我还记得这个小村子叫南流泉。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我们的生活是难忘的。同学们常常结伙到村南边的河里去捞鱼摸虾。河很浅，水很清，在河道转弯的地方，积成一个很深很深的水潭，据说那里面的鱼很多。我们在河里纵情地玩，纵情地闹。有时脱得一丝不挂，任着天性自由地发狂发野。在那里，我们几乎忘掉了现实中的一切烦恼。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穷困，流亡生活使得我们这帮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了。我们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去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我们潜行到远远的山头上，去给食堂偷些还未成熟的地瓜，作为同学们第二天的伙食。由于长期缺乏油脂，我在儿时有好多年患着夜盲症，一到了夜晚，就像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了。一盏油灯，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发红的火豆豆，四周罩着一道微弱的弧形的光环，再外面是无边的黑暗。我记得我的那双底儿很薄的布鞋，在夜地里被什么东西绊掉了，在漆黑的田野里怎么也无法找到。蒺藜扎了脚，疼痛却深深地印在了心里。我的善良的父母，特别是我那粗通文墨但一生附着在土地上、正直地靠着种地供我上到大学的父亲，他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农民的子弟在外面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肯定会气得背过气去的。因此，这件事，我始终瞒着他，直到他去世，也不知道他的儿子曾帮着食堂偷过人家的地瓜。这件事如今回想起来，心里仍然很不平静，尽管是儿时的事情，却也是刻骨铭心的。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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