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史(20世纪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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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乔治·杜比，米歇尔·佩罗总主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231879
出版时间2022-1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18元
货号31623845
上书时间202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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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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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总主编：乔治·杜比（George Duby） 法国史坛无可争议的巨擘，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主编的皇皇巨著《私人生活史》《法国史》等均已被引进国内。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法国第七大学荣休教授，当代法国史学界的标杆人物。享誉世界、著作等身的文化史与女性史学者，费米娜文学家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奖双料获得者。
目录
第一部分 女性的国有化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性别划分的胜利
男性与女性的动员
女性的时代？
血税
男人的战争，女人的和平？
和平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失败
战争与性别关系
第二章 美式风格：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女性
南希·科特（Nancy Cott）
大规模生产和消费
家庭与家人
性意识形态与性行为
友伴婚姻
妇女的就业：拥有一切？
社会科学家的干预
新式家政
新式育儿
消费社会中的广告
第三章 法国和英国的战间期
从母亲到“单身女郎”
母亲、妻子和职工
依赖的终结？
第四章 墨索里尼如何统治意大利女性
重铸性别关系
自由主义父权制的遗产
法西斯主义性政治的发源地
生育政治
家庭是国家的堡垒
工作场合的女性
政治组织
第五章 纳粹性别政策和妇女史
从反生育主义到种族灭绝：纳粹种族主义的性别维度
女性的就业
家庭政策、社会改革和纳粹国家福利
政治、权力和纳粹妇女组织
第六章 从共和国到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女性
共和国的进程
日益紧张的局势
佛朗哥主义的来临
第七章 维希政权之下的法国女性
家庭第一
妇女的公民行动
战争与家庭价值观
工作与生计
爱国主义
5年折磨之后
第八章 苏联模式
矛盾的10年
保守的革命
内容摘要
本书为由乔治？杜比领衔的由七十余位有声望历史学家编撰的皇皇巨著《女性史》的第五卷，时间分段是在20世纪。
本卷认为，在当代，女性的身份在多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进一步变迁，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体，而成为一个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界观、价值观，具有更为趋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由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综上所述，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本书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启发性，且雅俗共赏，可读性强，适合从学者到历史爱好者各类人士阅读，是探讨女性历史不可回避的经典权威著作。
主编推荐
?史学巨擘乔治·杜比担纲总主编?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一次重构人类历史的努力 ?汇集不错女性史专家的盛举
精彩内容
第十四章生育、家庭、国家母职的新形态
1870年以来，一系列发现和科技进步已经使人类的死亡率降低，也使女性被怀孕和哺育所占用的时间大大减少，从而动摇了劳动和权力的传统性别分工基础。
得益于卫生、医药、营养等领域的发展，与生育相关的母婴患病率、死亡率等风险大幅降低。1930年，各国的婴儿死亡率（新生儿不满１岁就夭折的比例）都在3.5%以上，地中海国家、中欧、日本则保持在10%以上。到1955年，这一比例在西方各国降至5%以下；到1965年，除地中海国家以外，其他各国都降至2.5%。1989年，加拿大和北欧、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降到0.8%以下；在瑞典、芬兰则已经降至0.6%，日本则降至0.5%。
与此同时，预期寿命大幅增加。在18世纪中期出生于法国的女性，平均活不到30岁。一个世纪以后，她们的平均寿命升至40岁。一名出生于1930年的女性有望活到60岁，要是出生于1987年则有机会活87岁。
女性预期寿命的增加幅度大于男性。1950年，在发达国家，30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同龄男性３年。30岁的瑞典女性还可以再活46年以上，同龄瑞典男性则只能再活43年。专家曾预计，由于男性与女性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这种差异会随之变小，但实际上却加大了，尤其是在妇产科检测、治疗手段进步以后。到1970年，30岁男性的预期寿命稍有增加或保持不变，但同龄女性的预期寿命则增加了３年。30岁的瑞典女性可以再活49年，相较之下，同龄瑞典男性可以再活44年；法国的这一比值则是48比41。从出生时开始计算，两性之间的差距更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瑞典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该差距有6到7年，在美国大于7年，在法国和芬兰则高达8年。
死亡率的显著下降是“人口转型”（demographictransition）的推动力。因为发达国家的夫妇再也不必生五六个孩子，盼着其中能有两个长大成人，所以他们不仅想要控制生育的数量，也有了节育手段，由此形成了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新人口形态”。
早在18世纪末，法国就开始实施节育措施，大多数西方国家则于19世纪末实行，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等“终极武器”。虽然反对使用人工避孕手段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这些新措施广为流行，因此到1990年时，不想怀孕的法国育龄女性有48%在服用口服避孕药，有26%在使用宫内节育环，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的不到3%。西德和比利时的女性更青睐口服避孕药，而北欧女性则更偏向于使用宫内节育器。在荷兰、英国，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绝育手术十分普遍：在20世纪80年代，魁北克有将近半数的已婚女性已经结扎输卵管，或与已结扎输精管的男性结婚。
就算“现代”避孕手段算不上是其初次面市时所宣传的“终极武器”，但它们确实在谁掌握主动权、谁决定避孕乃至整个性生活等方面为两性关系带来了重大改变。避孕药和节育环不仅不是两性关系的阻碍，还比先前的避孕手段更为可靠。1935年至1958年的各项研究测算，其他替代手段（体外射精、避孕套、阴道清洗器、子宫帽、“安全期避孕法”）的失败率从最小的6%一直到38%不等。
更重要的是，口服避孕药和宫内节育环是女性可以在性交前使用的避孕手段，使女性能够决定怀孕的频率和自己的人生阶段。当女性选择使用这些避孕手段时，男性在历史上首次无法迫使女性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承担怀孕的风险。想要孩子的男性别无他法，除非自己的伴侣也希望如此。此外，遗传学的发展使男性无法轻易将自身不育（或是无法生育男孩）的责任推卸给伴侣，或否认与不打算承担其抚养义务的子女有亲子关系。
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避孕革命”的开展，使西方女性在怀孕上投入的平均时间大幅下降。在旧的人口形态中（仍存在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怀孕通常在一位女性的生命中占据4年半时间。当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一般女性大约已经40岁，最多还可以活23年。而在新的人口形态中，一位女性一生中花在怀孕上的时间为18个月，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不超过30岁，几乎还可以再活半个世纪。
此外，哺育婴儿的新科技自19世纪晚期兴起，在二战后被广泛市场化了，它们不仅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还充当了分娩与育儿之间的纽带：母乳喂养的平均持续期缩短了，能够替代母亲照料新生儿的人选则增多了。过去，只有处于哺乳期的其他母亲（或是对孩子有着极高风险的其他哺乳动物）能够替代没有能力或不打算哺育自己子女的母亲。但是，灭菌动物奶、奶瓶、奶嘴的出现，以及婴儿配方奶制品与婴儿食品的完善，使得不论性别的任何人都可以照料新生儿——父亲从而也能史无前例地胜任这项职责。另外，即便聘请乳母，也要在定期请她哺乳的同时保证不定时的奶瓶喂养。理论上，婴儿的存活不再需要母亲或其他处于哺乳期的女性。因此，父母和其他人（家庭成员、邻居、朋友、雇工、保姆、保育员）分工照顾婴儿成为可能。
母亲陪护幼儿的需要，曾使人们认为女性理所应当承担育儿职责，但新的哺育技术逐渐瓦解了这种看法的正统性，并在思想上和身体上解放了女性，使她们进入了劳动市场。此外，发生在家务劳动，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生育劳动”中的变革，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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