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形體史

許慎《説文·敍》述説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的由來，是最早的漢字形體史論述。擴展到一些特殊場合應用的字體，有秦八體：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新莽有六書： 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書。後漢魏晉以來，字體的發展進入百花齊放的繁榮時期，各體變化無窮，名目越來越多。北朝王愔又記錄了古書三十六種字體，提出了諸如行書、楷書以及垂露、飛白等以前從未記載的字體。北齊王融稱古今雜體六十四書，南朝梁韋仲定為九十一種，謝善勳增加九體，合稱百體。唐代韋續又集秦八體、後漢徐安于十二時書，再搜羅三十三體，凡五十六體。以後字體還在陸續增加，到明清時期，僅篆書就有三十二種，更有集大成的聖賢百體。有記載也有研究，至少從《説文》開始關心這些字體名稱所包含的內容，各個字體之下，稱名和定義一體舉出。草書在漢代是漢字形體發展的一個關鍵，它的發生和發展牽動了整個漢字的命運，由草而生隸、生章草，由草法而激發出區別於圖案美的漢字書法藝術。所以對字體的關心首先落在草書上。關於草書的起源，許慎首先提出。後漢趙壹的《非草書》、西晉索靖的《草書勢》、南朝梁武帝蕭衍的《草書狀》專門研究草書問題。隸書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字體，對篆書是一個新體，對楷書是舊體，是過渡性的字體。西晉成公綏《隸書體》是研究此字體的專門文章。對字體作全面性研究始終是字學的中心問題，歷代學者於此用力甚勤。西晉衛恒《四體書勢》就古文、篆、隸、草各敍源流。唐張懷瓘《六體書論》總論大篆、小篆、八分、隸書、行書、草書。字體事關文字大計，歷代續作不斷，見於筆記零星見解，不可勝數。
對於漢字形體演化，古人的認識似乎就是眞草隸篆之間的轉變。西晉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草四體更迭，其中隸容納漢隸、今隸。唐代張懷瓘《書斷》分作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從衛恒四體細化為十體，隸書中依然不分古今。宋代以還改隸書之實，分為隸書（八分）和眞書，於是形體之變為新四體——眞草隸篆。舉其大略，篆包含古文，隸實指八分，草含今草和章草，眞即眞書，人無異議。清人毛鳳枝《石刻書法源流考》：“古文降而為篆籀，篆籀降而為小篆，小篆變而為分隸，分隸變而為楷法，行、草亦生矣。”所以古來談漢字形體演變，無外乎如此。本書採用四體之説，按篆、隸、草、眞四個條貫，分別論述，依次展開。但是名稱之下，內容大不一樣。
在20世紀下半葉，探求漢字形體發展規律是漢字研究熱點，壓倒性的觀點是漢字由繁到簡，規律在於簡化。在改革開放以後，纔有人提出異議。1978年王鳳陽提出漢字字形發展中簡化、繁化、簡化與繁化交織、簡易律與區別律、二律交叉發揮作用。“漢字發展，就已有字形來講，總的趨勢是日益簡化，這是事實。有的文字學家由此做出結論，説漢字字形發展的規律就是簡化，簡化就是漢字發展的總過程。關於這點我們不敢苟同。”所謂“簡化與繁化交織”，即不斷繁化的基礎上不斷簡化，兩者扭結在一起。簡易律主要用在既成字形，區別律防止不斷簡化的字相互之間界限的混淆。“這兩個規律，一個求簡單約易，一個求準確精密”，是文字不斷演進的推動力量。
王鳳陽看到漢字形體演進不僅僅是簡化，還有其他因素。
漢字形體簡化，這是書寫者主觀的要求，越簡越好。西漢一度大興草書，尋常人都能寫，為何没有取代楷體呢？因為形體太簡略了，區別性差了，閱讀者並不方便，造成交流麻煩，所以漢草變為今草或者章草，越到後來使用者越少。例如“報”，漢代草書就是“报”，它割裂出系統，成為碎片，所以兩千多年來衹能是草書，在古代楷化了還衹是俗體字。古人為何在正體中不接納這類簡俗字呢？漢字之簡受到各種制約，最重要的是系統性，漢字是一個整體，內部相互聯通，息息相關，這樣一個活體纔能適應社會發展。漢字使用在閱讀、書寫外，學習也十分重要。人們依照規則，能動地掌握文字，可以邏輯記憶、理解文字。簡俗字往往是隨機而為，一代一地各異，不利於識古垂今，這點對我們國情十分重要。所以簡是一種要求，不是形體規律。
漢字形體研究忽略了一個重大因素。形體發展既取決於人們書寫方便快捷的工具性要求，又取決於對形體美感、寄托良好願望的不斷追求。這兩個方面對漢字形體演變起著重要作用，催生了歷史上多姿多彩的各種形體。
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啟功的《古代字體論稿》和蔣善國的《漢字形體學》，這兩種字體方面的專門著作，前者偏重具體名稱的考證，後者偏重宏觀的字體演變。其他的文字學著作雖然也會談及字體問題，但是從深度、廣度或者從系統性來説都難以企及。“文革”前夕對王羲之書《蘭亭序》眞偽的討論實質上是懷疑東晉是否存在楷書的問題，本質上是隸變發生，學術價值不是很高。20世紀60年代以來討論字體演變集中在古文字到今文字的變化，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論述文字發生、商周文字特點以及秦統一文字，是研究上古漢字的佳作。形體變化的重點是隸變，這是文字學界注目的問題。改革開放解放了學術界，通過對漢代草書的研究，對隸變的過程已經有清楚的認識，不斷有較高品質的文章問世。近年來北京師範大學開展系統性斷代專題的字形研究，用科學分析比較的辦法，作深入細緻的微觀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同時探索漢字構形理論，摸索字體的本源和變化的規律，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文字的音形義三位一體，音和義都可以剝離，都可以作為語言學的其他分科的研究內容，但是漢字的形體卻無法分離出去，所以漢字文字學最核心的學問就是漢字的形體。就目前狀態來説，字體研究並没有達到它應有的水準。
漢字形體史是一個重要題目，筆者認為研究形體史必須具有以下要素： 
其一，以文獻為基礎。形體史屬於歷史研究，必須以文獻為依據。歷史文獻有兩個方面： 一是文字材料，包括各種古代碑刻、墨蹟，流傳與出土資料皆不可忽略。二是古今記錄、論著，哪怕點滴都要收集。古代文獻中存在大量的字體史的資料，有些是保存在專論中，有些夾雜在典章制度的史籍甚至筆記中，必須充分注意。文獻上的字體是抽象的，字體本身具有視覺形象，研究結果自然是落實到考古發現的文字材料。現在考古出土的形體資料層出不窮，不僅可以考察文字形體發展的大勢，也可以發現許多失傳的字體。
其二，多角度、多層次觀察與分析。古代形體內涵豐富，它是社會各種因素的綜合體、歷史的沉積物。中國是禮儀之邦，歷史綿長，禮儀變革，社會進步，都會在字體上體現出來。因此形體歷史是一項綜合研究。
其三，字學與書法比翼齊飛。形體是漢字最直觀、接觸最頻繁的東西，從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的簡帛文字、漢魏碑刻、隋唐楷書，如山陰道上目不暇接。漢字結構的複雜性，促進了漢字的書寫技術，最後造就了漢字的書寫藝術，造就了偉大的書法藝術，晉有王羲之，唐有歐褚顔柳，宋有蘇黃米蔡，不過純粹的書法風格屬於書法學的研究範圍。但是字體離不開書法，不同的字體有不同的書寫技巧。我們研究字體，一定要體察字體之變化，體會形體的奧妙；一定要花費一些時間學習書法，至少也要寫得一手好字。
 形體歷史不能迴避歷史分期。
有關漢字形體歷史分期，有各種説法，本書不展開討論。分期的關鍵點有二： 一是秦篆的劃分，現在學術界傾向於劃入今文字，原則上歸入古文字階段。二是近代形體的劃分，以前没有這個概念。筆者把匠體字形成作為標誌，把明代到現代之間稱為近代期，屬於今文字的一個階段。
本書的漢字形體分期如下： 

參照普通歷史學的分期，商周到秦屬於上古文字，漢代到明代中期為中古文字，明代中期到清末為近代文字。這樣文字歷史分期與中國歷史分期大致吻合。陸錫興： 《論漢字的歷史分期》，《中國文字學報》第九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漢字形體史是一項高難度研究，是漢字本體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漢字民俗史、漢字傳播史兩個方向的專門同名著作已經問世，以後筆者準備繼續完成漢字史的其他領域研究，儘快推出專著，為完善漢字史研究而努力。
需要説明一下，為便於讀者閱讀，本書關於墓號，正文敍述時採用阿拉伯數字；關於公元紀年，不使用“公元”二字，如漢景帝二年，對應“前155年”，不再標注“公元”二字；關於生卒年，採用“××—××格式”，如陳夢家（1911—1966）。其他使用阿拉伯數字或漢字數字，視情况而定。

《汉字形体史》共四编三十九章，总字数约150万字，内容包括上古形体史、篆文形体史、汉隶形体史、草书形体史、真书形体史等，全面论述了从商到清的汉字形体发展历史，详细介绍了各种书体的特点及兴衰、各个概念的正确含义，图文并茂，是第一本关于汉字的通史性的著作。该书选取的研究对象，不是当前学界关注并深入研究的甲骨文，而是聚焦近代汉字的发展历史，为研究汉字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对于“冷门绝学”的持续发展与不断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弥补当前汉字学研究的空白。

陆锡兴，上海市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文字学、文献学、古代器物学研究。致力于古代器物研究，主编12卷本《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已出版多卷。从事多种 大型辞书编篡，担任《辞源》（第三版）分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编委，担任《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编审工作。

《汉字形体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汉字形体演变历史的标杆性著作，介绍了从商代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字形到近代印刷体的连续演化过程。在解读篆、隶、草、真各体过程中体察汉字文化，寻求中华文化源流，引导读者进入精彩绝伦的汉字世界，感受汉字形体在中国艺术园地绽放的独有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