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

翌霖是一个写作快手。他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自己开了一个学术博客，平均每天要写5千字的学术文字。随我读博士期间，他出版了他的*部著作《科学文化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博士后期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了一门《科学通史》课程，课程结束就出版了《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上海教育2016）。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任教之后，又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史强纲领——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商务印书馆2019）。眼前这本《什么是技术》是他的第四部著作了。

以写书的方式表达思想、增进学术，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多或少被认为有点落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讲的是“论文”。这个评价标准，一来自理工科，二来自美国。不过，还在不久的过去，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是以会“作文”而成为人文学者的。无论如何，擅长写书胜过写论文，不应该是一种缺陷。老一辈学者里，像北大哲学系的何怀宏教授，就自认为擅长写书。胡翌霖也有这个倾向。我甚至有点担心过多写书会影响他未来的学术晋升。但是，从学术生态角度看，应该容忍甚至赞赏“著作等身”的学者。这些“印刷时代”成长起来的“思想者”，必得将思想诉诸笔端才行。据说，莱布尼兹就是一刻不停地写，在写作中才能思考。德国学者大多特别能写，全集动不动几十卷。翌霖有点德国古典学者的遗风，虽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技术环境是“电子”而不是“印刷”。*近，他还从学理上分析说，德国式的“写书”的治学风格不合时宜了，在“写论文”的时代技术要求面前，欧陆哲学注定会边缘化。但是，他还是坚持“写书”，因为“写书”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方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论技术的书，是一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交相辉映的书，可谓史中有哲、哲中有史，读起来相当过瘾。我本来一直也想写一本“什么是技术”的书，但近些年精力较多的放在科学史领域，技术哲学的工作推进不大。当他告诉我他又完成了一部以技术为主题的书时，我非常高兴他的“领先”。读到他的这些文字，我经常能发出会心的微笑。有些地方，甚至感觉是我自己写的；许多地方，把问题深入到了我本人尚未触及的深度。

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是一种“在世存在”，不是赤祼祼的存在。“在世”这件事情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就是如同一个物体置于牛顿的*空间之中。完全错误。“在世”之“世”，不是牛顿意义上的*时空，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作为先验感性形式意义上的时空。但也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的“在世”还有一层“有限性存在”的意思——你不能孤立的存在。胡翌霖把人的存在解读成“媒介性存在”，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但却是一个新的说法。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动物，不能与他者“直接”发生关系，而总是要“通过”“媒介”与事物打交道，这个媒介就是技术。因此，人的存在是一种技术性存在。“技术”对于人的存在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世界首先是技术世界。

技术不仅规定了世界，也规定了人本身，胡翌霖把这一点概括成“技术即可学的东西”。俗话说“学以成人”，不学无以成人，揭示的也是这个思想。说“技术”就是“可学习”，这把科学、技术与艺术三者以某种方式统筹起来。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可学”，艺术则是一种“不可学”。科学的“可学”是揭示人内在既有的东西，技术的“可学”是扩展人外在未有的东西，技术的极致是艺术。我认为，这套说法有新意，值得进一步开发阐释。

除了这些大的方向性的思想外，在许多技术史的细节问题上，他经常有精彩的思考。比如瓦特，过去认为他的冷凝器的发明深受科学的影响，后来科学史家发现，那时候根本还没有科学的热力学，谈不上影响，瓦特的发明其实就是工匠修修补补传统的延续。胡翌霖认为，瓦特当然受到了新兴科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知识意义上的，而可以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是精神层面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合理。此外，他把技术史与进化史进行比较，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这是国际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界不曾有过的工作。他认为自然选择与个体自主选择并不矛盾的思想，对我也很有启发。

虽然他禀承着印刷时代的治学偏好，但对电子时代却一点也不隔膜。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克服技术必先经受技术，胡翌霖对前沿科技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弄潮儿。他从少儿开始就玩电脑，后来玩手机，现在玩VR，玩电子游戏——时至今日，还经常在带领学生和同好们一起读书、啃经典文本之余，一起打游戏。他还是比特币爱好者。这些丰富的技术经验，使得他讲的技术哲学有真切的内容。他的确是有能力“面向技术本身”。

技术哲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与其它的哲学学科相比，中国和欧美在技术哲学方面的差异是比较小的：无论是起步时间，还是思考的深度。根据我对西方技术哲学家的阅读，胡翌霖在当代世界技术哲学家中*可以成一家之言，虽然目前由于他的作品还没有以国际通用学术语言面世，因而没有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我希望他今后多写一些英文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产生应有的学术影响。当然，作为哲学家，影响同行固然重要，影响自己的时代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是为序。

吴国盛

2019年7月22日于圣迭戈德尔马

今天的“技术”概念，已经很大程度上科学化了，但同时，更传统的意象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就是技能、技巧这一层含义。当我们谈论格斗技术、游戏技术之类时，“技术”更多地是“技巧”的同义词，而不是“科技”的同义词。

当我们谈论某个人的技术时，我们谈论的是某种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内化为他个人能力的东西。

于是，“技术”一词在通常的用法中，就包含有“外化”和“内化”两重含义。

“科技”这一理解偏向于“应用”或“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意味着把内在的知识付诸于外在的器具或产品。甚至有时“技术”直接指代具体有形的装置和器具。

而“技巧”这一理解则偏向于“潜能”层面，关涉到无形的、内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可以学习、培养和操练的。

这两重含义并不矛盾，这恰好暗示出为何麦克卢汉会把“媒介”视为“技术”的同义词。所谓“技术”既不只是外在的对象，也不是内在的潜能，而恰恰就是那个在“内”与“外”之间沟通协调的“媒介”。

整个现代思想深受笛卡尔以来的“心物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人的内在世界（思想、意识）和外在世界（物体、客观对象）是相互独立的，然而这内外之间如何可能相互沟通，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这里牵涉到理解整个哲学史的大问题，我不会太过深入，嫌烦的读者也可以直接略过。

首先，“媒介”的存在揭示出人的有限性。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任何阻碍，可以“心想事成”，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想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但人类不行，人类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在世界中畅行。人类想要认识世界，或者改造世界，就总是要“通过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是人们通达目的的阻碍。

就像水既提供游泳的阻力，又提供游泳的浮力那样，“媒介”对于人而言也既是通达的阻力，同时也提供了通达的可能性。如果不借助于媒介，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家们发现了“媒介”，但他们仍然奢望模仿上帝，寄希望于通过对“媒介”的选择和改进，尽可能无阻碍地，直接地通达对象。但到了马克思之后，或者说到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清醒过来，意识到“上帝视角”的虚妄。与其不切实际地设法去除媒介，不如深入反思媒介。

人们意识到，“内”与“外”都不是首先互相独立地孤零零矗立在哪里，默默等待着媒介去架设桥梁。相反，“内”与“外”的边界倒是不断由媒介塑造起来的。

媒介决定了内在意识的“表达方式”，也决定了外在对象的“呈现方式”。它不只是中立透明的传递通道，而是参与着一切内外事物的塑造。

“技术=媒介”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只有高新科技容易受人关注，而“寻常”的技术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当“媒介”正常运转时，我们总是径直穿过它，关注于其通达的对象。

这也提示出反思技术的困难所在，因为如果要专题考察某件事物，我们似乎就不能再把它作为媒介，作为环境，而必须把它作为对象，置于中心了。把眼镜（图1.6）放在对面冷静观审，可以了解到眼镜的结构与材料，但很难理解其“作用”。

好在，在“日用不知”和“抽身旁观”之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还存在某种中间状态，某种切换和游移的状态。

在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和日常的、沉浸的态度之间，恰好是在“学习”或“试用”时的状态。例如在我拿起麦克，但尚未投入演说之前，我可能会去“试音”。此时我已经开始使用麦克，但却尚未把通过麦克所传达的东西作为焦点。我可能只是发出“喂喂喂”之类无意义的音节，或者通过麦克询问“后面的同学听得见吗”。在这个时候，我们既在使用麦克，又可以说尚未使用它，我们既关注麦克风，又可以说并未关注它。我们在留心着麦克所传达的东西，但并不真正关心它的内容。我们注意听着，但并不是注意到“喂喂喂”这几个音节本身有什么寓意，而是在注意或检查麦克对话语的影响或作用。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恰好是在研究媒介的作用，但又不把媒介置于聚焦的中心。

这也再次确认了，为什么技术史的追溯是反思技术的必要方式，因为我们只有回溯到技术刚刚流行，人们仍在“学习”、“试用”的时候，才能追究这些技术对于人们的生活世界所施加的作用。

“技术”，正如中世纪的“上帝”一样，已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然而，这个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在作者看来，技术是媒介，是可学习的东西，不止体现于令人惊奇的事物，更体现于让事物变得寻常的力量。这是一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交相辉映的书，可谓史中有哲、哲中有史。本书从技术与科学、技术与现代、技术与未来等方面深刻剖析技术的含义，并特别开辟一章技术与中国，谈技术对我们生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此外，作者把技术史与进化史进行比较，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