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亨释书》研究

绪论

一、研究对象的属性及其研究史

本书涉及的研究对象为日本五山文学前期的代表禅僧虎关师炼所撰《元享释书》。《元亨释书》成书于元亨二年（1322），全书共30卷，记载了从饮明天皇元年（539）至花园天皇正和二年（1313）共774年的佛教历史。该书由传表志赞论五种体例构成，其模仿中国高僧传的体例在其传部（共19卷）亦设十科，分别为《传智科》《慧解科》《净禅科》《感进科》《忍行科》《明戒科》《檀兴科》《方应科》《力游科》和《愿杂科》，其中，《愿杂科》之下又分《古德》《王臣》《土庶》《尼女》《神仙》和《灵怪》六篇。十科之外，设表部《资治表》（共七卷）与志部十志（共四卷）：《学修志》《度受志》《诸宗志》《会仪志》《封职志》《寺像志》《音艺志》《拾异志》《鹦争志》和《序说志》。另设“赞论”以寓史事评论和主观思想。“十传者，所以载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记其事也。一表居中焉，所以通串传志也。”该书开日本纪传体佛教史籍的先河，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日本佛教史籍的编撰。该书传部共收录了416.位僧侣和佛教信者的传记。所立传主既包括南都北岭的高僧大德，又广涉王臣土庶、神仙灵怪，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元亨释书》是日本首部汉文纪传体佛教史籍。本书着重从佛教典籍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佛教史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佛教史籍是指由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佛教史，包括编年体、纪传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和经录等文献。广义的佛教史籍，则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历史的文献记载，无藏内、藏外之分。如《魏书·释老志》、《旧唐书》、正史中僧人的传记、著作以及方志、碑铭等①。本书所探讨的为狭义概念上的佛教史籍。佛教史籍具有史学、文献和宗教三种属性。史学性，是指佛教史籍所记载的佛教发展史或僧侣传记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性，是指佛教史籍以某种材料为载体，依靠编撰、复制而传播的一种文献，因此应注意对其编撰、刊刻、流传及存佚情况的研究。宗教性，指佛教史籍是佛教发展的产物，反映了佛教发展各个时期的阶段特征。综观诸种大藏经史传部典籍，自魏晋南北朝至清代，中国历代皆有佛教史籍撰述。佛教史籍体例多样，有僧传体、纪传体、灯录体、会要体、编年体、志乘体和笔记体等，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佛教史学撰述传统。就日本佛教史籍的撰述，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中世和近世。奈良时代佛教史籍的撰述，肇始于真人元开在参照渡日唐僧思托所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基础上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779)2和思托所撰的《延历僧录》（788）。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最初的往生传，即庆滋保胤的《日本往生极乐记》（985）亦是模仿唐·迦才的《净土论》与文谂等的《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而撰成的。及至中世，日本最初之纪传体佛教史籍《元亨释书》（1322）更是在中国佛教史籍的影响下撰成的。近世初期，明代渡日黄果宗僧高泉性激先后撰成《扶桑禅林僧宝传》（1675）和《东国高僧传》（1687），并上奏后水位天皇，受到嘉奖。此举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本土僧人撰述佛教史籍的热情，推动了近世佛教史籍撰述高潮的形成。可以说，中国数量浩繁的佛教史籍对日本佛教史籍撰述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日本佛教史籍的撰述自始至终都是在渡日中国僧人及传人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籍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并发展的。

关于佛教史籍的先行研究，1942年，陈垣先生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③，首开以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籍的先河。《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收录由南朝梁至清，包括憎传、目录、灯录、笔记等各种体例共计30余部佛教中……

本书为日本五山禅僧虎关师炼于元亨二年(1322)所撰佛教史籍。本书将《元亨释书》视作在中国史学撰述传统影响下成书的日本佛教史籍，从版本源流、史学体例、文献来源和征引编撰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以勾勒出《元亨释书》作为日本首部纪传体佛教史籍的个性特征。本书正文分作四章展开，第一章为对《元亨释书》撰者与成书背景等内容的基础性考察，后三章侧重于从史学与文学两方面对《元亨释书》进行文本研究。结论是在正文四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文内容进行的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