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 福韵

都说福州是有福之州，因为它山川秀丽、气候温润、物产丰饶，是为宜居之地。它自古称“文儒之乡”，文教鼎盛，科举发达，人才辈出。因为是东南重镇、全闽首邑，自宋朝起，载籍称“闽都”，时论称“福建出秀才”。宋初，龙昌期应邀从四川来福州讲学，作诗盛赞福州曰“等闲田地多栽菊，是处人家爱读书”，点出了福州人读书寻香的雅人深致和高洁情怀。因此，程师孟作福州知府，也不免赞叹“文士莫如今日盛”。最夸张的还是宋代吕祖谦的那首咏福州的名作：“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作者饶有兴致并饱含深情地向友人介绍福州城内士子之众及读书风气之盛，福州人常将其作为文风自诩的依据。就是郊县乡村，也可闻书声琅琅。晚唐翁承赞作诗自豪夸耀乡人读书盛况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诗人萧项赠翁承赞诗也称：“却对芸窗勤苦处，举头全是锦为衣。”可见福州州城内外、城乡之间读书之风多么兴盛。

当然，福州从唐代人号“文儒之乡”到宋代朱熹称“海滨邹鲁”，并非浪得虚名。只要留心宋代福州城内的读书盛况和科甲鼎兴局面，人们便都会首肯朱熹这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博学儒者的断语。有宋一朝300余年间，开科取士共29000余人，福建人独占7000余名，福州人则占2000余人。至于他们的声名、勋业、尚不遑赘述。宋代许敦仁的一句“万家楼阁半封侯”，便可轻易地概括了这些勤苦读书人的成就与荣光。

读书是福。只有真正不以功名为意、为念者，才可能有此感受。古人云：“不因果报勤修德，岂为功名始读书。”当然，古代为人仕而读书已成时尚。即使如陶渊明那样的高洁之士，也是在官场中失意之后，不愿再“以心为形役”，不屑于为五斗米而折腰，因此申言“吾还读吾书”，回归隐居，灌园种菜采菊，以菊香伴书香。看来，这也是古代文人读书明志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过着闲适的生活，以读书伴随自己生涯的，还有如民国抗日名将陈季良。他赋闲时题联称：“竹里静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这是文武兼资者的情怀，享的是清福。宋代，由于朝廷文恬武嬉，导致金兵南侵、元军灭宋，百姓无处安身，时谚称“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社会动荡，政权飘摇，人民“不遑启居”，何来幸福？更何能读书？

福州人爱读书是一个传统，自唐宋至于明清，一脉相承，至于民国犹然。这倒不全是古谚所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个中原因也有城内人无地可耕、不习赶海、不愿经商，只想以读书谋出路。古人读书谋生并非都如人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其实还有设教馆、充衙胥、从事卜算的。这是本事所定，时势所然。

福州许多名门高第，其先多来自郊县，出身本是寒素清贫，靠读书发迹而为官宦世家。如福清三山叶家，其祖叶观国，执掌文衡30余年，后裔科甲连绵。他在晚年迁居时作“示儿诗”称：“挟持竟何具，享此书一束。肯构要儿孙，传家惟诵读。”移居仍然赁屋，所持还是诗书，信誓以之传家，所以创造出一门六世八翰林十二进士的奇迹。郭阶三门第清寒，却创造双亲健在、亲见五子登科的奇迹。故其孙女郭仲年作诗纪盛，称颂祖父母“鸿案齐眉尚五男，绵绵老福冠闽南”。可见在科第兴盛的时代，家家均以出仕为荣，长者也以儿郎中举为福。

居处福州，许多士人年老赋闲之后，仍不改积习，以读书为乐。清代学者杨庆琛作诗称：“但凭善俗成仁里，自爱吾庐读我书。”因为近邻……

中国福文化博大精深，雅俗共赏，无论是福文化内涵还是祈福的仪式，都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丰富性和群众性。福州的宜人气候、美丽山川和厚重历史涵养着丰富多彩的福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天福地。书稿是这次“福州·福韵”福文化主题征文的优秀作品结集。这些作品，写出自己对福文化内涵的解读，或深或浅，道出对身边之福的深切感受，或多或少。接地气的是，集子中的作品还充分展示了各县市区的福文化特色，情感真挚，语言优美，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