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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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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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编李天纲, 王启元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70964
出版时间2021-08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3739109
上书时间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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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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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利徐学社主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朱维铮教授，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获博士学位。著有专著：《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增订徐光启年谱》、《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文上海》、《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等。王启元，浙江鄞县人，寄籍虹口，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复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虹口区档案馆副馆长（挂职）。主要研究领域：明清文学史、宗教史、上海地方史等。曾出版《保釐云间：上海历史上的神祇、信仰与空间》（合著）一书。
目录
虹口一词最早作“洪口”, 出现在宋代方志之中, 意为吴淞江下游的泄洪口, 其位置大约在今嘉兴路桥以东的水域, 以虹口港河为其遗迹, 这里作为明清上海县北部的村集, 存在了数百年。在上海最早开辟的马路中, 一条以人名命名的马路, 就是圣公会救主堂面前的文惠廉路 (今塘沽路), 而以文惠廉路与百老汇路 (今东大名路) 围成的夹角, 并在日后向西南方向拓展的空间, 是虹口地区最早的近代城市空间。笔者以此夹角及其周边文化范围, 以近代虹口城市之源的名义, 将其命名为“虹口源”, 以塘沽路、东大名路所夹, 西至吴淞路的范围内的建筑、空间、人物、事件, 将成为本书重要的叙述对象。
内容摘要
“爱上北外滩·关于虹口的记忆”系列丛书由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任主编，由《虹口港》《乍浦路》《虹口源》三本图书组成。本书所界定之“虹口源”，取自已有之“外滩源”“徐家汇源”，意为虹口近代城市之源。其位置起始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与“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口三角形夹角出，此处原为19世纪中叶所建美国圣公会救主堂，虹口甚至整个沪北地区近代城市化，由此处向东西北三个方向扩张。
精彩内容
“虹口源”之成立：近代中国城市化中的北外滩王启元通俗近代史界有句话大意是：“一部近代史，半部是上海”，仿佛这里既是发生历史的场所，又是被叙事的对象。当然，上海城市空间绝非演绎近代史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此处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名言），且自身拥有时空上多重因缘；正是其多元的城市发展脉络，注定了今天上海大都市多彩的精神与空间线索。城市源点作为现代城市（modern city）的上海，严格意义上始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前的松沪府县乡保、“东南壮县”的历史，只能算作1843年开始的“近代上海”的前史。上海开埠后的1845年10月，苏松太道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外滩”，这里诞生了包括日后英领馆、各大洋行在内的近代建筑群，并由“外滩源”逐渐扩大成日后面积巨大的英租界及公共租界。“重返江南三耶稣会士”之一的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则在 1842 年 7 月，于胜明阁老徐光启的葬地附近筹建新式学堂、教堂，把徐家汇建成“（上海县）西乡一大市”（民国《上海乡土志》）。“外滩源”与“徐家汇源”作为城市历史程碑式的空间，今天也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城市景观。严格意义上，相似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法租界发源地的法国领事馆与公馆马路，无疑是法租界外滩的“源点”；而伦敦会经营的“麦家圈”，亦可视作一处独立的城市源点。近代城市多元共生的特质，同样适用于苏州河北岸。今天北外滩发展的浪潮下，曾经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拼图：沪北空间，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明清以来，松江府上海县与北面苏州府嘉定县及所析宝山县，以吴淞江古道“旧江”为界。明代中叶吴淞江潭子湾以东，改走新濬宋家港河段（今市区潭子湾以下的苏州河），“旧江”与苏州河下游至新濬黄浦江间，隔断了一片属上海县的狭长土地，为县二十三及二十五保，两保以虹口港为界。“虹口港”因吴淞旧江泄洪口得名，开埠后，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一些美国人发现虹口港水陆交通便利，可待开发。最初虽然有“美租界”之名，但既未划定界限，也没签订租约，文惠廉牧 师（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 在虹口最初的经营，竟然处在一种中国特色的“灰色空间”中开始的。真正最终划定美租界区域，要到文惠廉去世前一年 的 1863 年 6 月 25 日， 美 驻 沪 领 事 熙 华 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1840—1910），与继任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划界章程。同年，美租界与南岸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美国圣公会牧师文惠廉不仅是虹口近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还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在他 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抵达上海之前的近 10 年间，还曾去过东南亚的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的澳门、厦门鼓浪屿多地传教。初到上海的文惠廉先在上海县城内活动，在获得租地权利后，文惠廉来到苏州河以北，建起第一座近代建筑：虹口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r），及包含住宅、学堂等多重生活设施的传教大院。文惠廉极重视教育，抵沪不久就在上海县城东王家码头附近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大美圣公会学堂”。1851 年（咸丰元年）初到虹口后，文惠廉不仅把男校迁来此处，又在附近创设上海最早女校之一的“文纪女校”，这两所学校后加入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与圣玛丽女校之中。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Boone Road，音译为蓬路，今塘沽路），被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与教堂同时建成于 1848 年，东起自“虹口路”、后改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沿着苏州河北一直修到了老闸以西。而堂东南的百老汇路，筑成于十余年后的 1864 年，沿着黄浦江，西达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的前身“威尔斯桥”，东至汇山码头附近。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最早的码头船厂“老船坞”（Dewsnap Dock），以及上海最早的医馆之一、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最早的集中领事馆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最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上。19 世纪末虹口的城市化，甚至可以视作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缩影；而文惠廉的救主堂所在的空间，无疑是近代虹口乃至沪北的源点，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虹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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