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城市/(美)恩里克·莫雷迪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恩里克·莫雷迪（Enrico Morreti）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这本书写于他在斯坦福大学休学术假期期间。作者在致谢中说，相对于写技术性的学术论文，现今的经济学家们没有很强的激励去写书。在中国，也基本如此。写书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去翻译别人的著作了。但是，当磨铁出版社的沈老师联系我翻译此书时，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此前，我已经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深感这本书不仅对于我们认识美国的社会经济，而且对于思考中国当前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乃至中美关系都极有价值。因此，我希望更多的中国读者能读到它。
本书论述的内容涉及结构转型、产业发展、收入差距、教育、移民、房价等各个方面，无一不是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以及家庭与个人生活福祉的重要问题。但是，与那些抓眼球的新闻报道不同的是，作者通过这本书引领我们去探究这些问题背后更为重要的长期趋势与深层次的原因。
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从区位和空间视角来探讨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机会的书。这个领域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且引人入胜，首先是因为，工作以及工作地点的选择对于每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决策；其次，地理位置和空间距离在过去数十年中变得愈加重要了，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对于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而言，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上升了，而且大学和高中毕业生的地理分布也日渐分化：那些历史上大学生较多的地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劳动力；而那些低教育水平的地区则越来越以高中毕业生为主。很显然，不同教育（收入）水平的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在地理上的“大分化”会对一国的经济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房价的差别只是其中之一。
工作在地理分布上的分化为什么发生以及是如何发生的呢？其直接原因，是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和创新产业的兴起，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作者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如何使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地区逐渐衰落，以及创新产业如何焕发出勃勃生机的。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了解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外包以及国际贸易如何使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岗位减少，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创新产业如何发展壮大并同时带动地区的就业增加。作者特别对创新部门的乘数效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该部门的增长不光增加了本部门的就业，还带动了其他部门；尤其是，创新部门的高收入带来了对本地服务的需求，创造了本地部门的就业。
创新离不开人力资本。为什么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喜欢聚集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呢？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创新产业而言，面对面、近距离的沟通交流尤其重要。这不仅是因为碰撞出新的想法需要如此，企业的融资、运营和管理同样如此。这就使得距离非但没有如一些人断言的那样“死去”，反而变得异常重要了。当然，使人们集聚的机制还有很多。比如，高学历的夫妻倾向于迁移到大城市，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城市可以为高学历的夫妻双方提供就业机会。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成为创新集聚地呢？对于那些落后和衰落的地区，如何使其具有吸引力呢？这就涉及到一些城市之所以成功，而另一些城市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始”原因。遗憾的是，很多看似合理的解释（如宜人的气候、临近大学）都不能成立；相对而言，历史和偶然的因素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么，如何改变呢？现有的一些尝试效果如何呢？很显然，这是极难回答的问题。由于集聚效应，依靠小规模、分散的力量很难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通常需要一些“大推动（big push）”，才能“启动”一个地区的良性循环，带来持久的集聚效应。作者列举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如赋权区项目以及田纳西河谷管理局项目），但也指出成功是很难复制的。
作者后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教育。而教育水平的提高无非是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和吸收高教育水平的移民。无论是哪个方面，美国都需要改变其现状。
以上是对本书内容的简略总结。本书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书中呈现的内容体现了作者乃至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往关于工作机会、收入以及收入差距的大量研究，通常忽略掉了地理因素；而将劳动力市场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涉及劳动力的消费选择、区域选择（迁移决策）、房地产市场等各个方面。对这个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对一些区域性的政策进行评价一直是充满挑战的。而要在各种力量中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娓娓道来，就更非易事。莫雷帝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因此，他来写作这样一本书对读者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
本书的分析对象是美国，因此是读者了解美国经济社会的绝佳读物之一。虽然作者说，这本书不关注那些即时性的新闻，但是书中的分析无疑对我们了解当下的美国及其内政外交都是极其重要的。此外，书中也随处可见中国的影子——作者在章的开篇就提到中国。如今，中美的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影响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前景的重要因素。这本书虽然无法为中美贸易摩擦提供解决方案，但却能够为试图了解其背景的人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和理性的分析。
单就中国而言，本书的很多分析也颇具启发意义。在某些方面，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在以惊人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虽然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生产率提高的规律、创新的规律以及集聚的力量是相似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明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工作地点的选择在中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我相信，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们将能够更好的理解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大？人才为什么倾向于离开一些地区，流向另一些地区？大城市的房价为什么高？近年来为何各地上演“抢人大战”？等等。同时，本书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现有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大城市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以及一些区域发展政策。当然，莫雷帝对美国的分析并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对中国的研究，书中的结论也不能被简单照搬来制定中国的政策。针对相关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仍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因地制宜的研究。
本书的译稿是集体劳动的结果。Lina翻译了引言，孙妍和吴晋翻译了章；杨紫薇和翁淑虹翻译了第二章；李彦龙和杨紫薇负责第三章；吴姗姗和杨鹏翻译了第四章和第五章；董森负责第六章；吴晋负责第七章。后，由我对全书做了校审。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不当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引言

门洛帕克(Menlo park)是硅谷中心一个活跃的社区，距斯坦福大学修剪整齐的校园和许多硅谷活力的高科技公司仅几分钟路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富有的街区的环绕下，它的街道两边排列着上世纪中叶牧场式房屋、新建的小型豪宅以及低层公寓楼等各式建筑。 1969年，大卫·布雷德洛夫（David Breedlove）仍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和一栋位于门洛帕克的房子。当时他们正在期待着他们的个孩子的降临。布雷德洛夫喜欢他的工作，甚至拒绝了来自在硅谷的标志性的高科技巨头惠普的工作机会。尽管如此，他还是考虑离开门洛帕克搬到一个叫维萨利亚(Visalia)的中型城镇。维萨利亚距门洛帕克约三小时车程，坐落在以农业为主的圣华金谷（San Joaquin）的中心地带一片平坦干燥的平原上。其居民区给人的感觉和许多南加州社区一样：宽阔的街道旁排列着单层式房屋，带灌木和棕榈树的草坪，偶尔一些后院还带游泳池。它夏天炎热，七月份的温度通常能达到华氏九十四度，冬季则较冷。
大卫·布雷德洛夫倾向搬去污染较少、通勤时间更短、学校更安全的乡村社区。 像当时许多城市地区一样，门洛帕克似乎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后，布雷德洛夫辞掉了他的工作，出售了硅谷的房子，打包行李，举家搬到了维萨利亚。 他不是一个这样做的人。当时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也正在离开城市、搬到较小的社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社区更适合养育家庭。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发展。
1969年，门洛帕克和维塞利亚都混合居住着拥有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 维塞利亚是一个拥有大量体力劳动者的农业占主导的社区，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士的中产阶级家庭。门洛帕克的人口主要是中产阶级，但也有大量的工人阶层和低收入家庭。这两座城市并不完全相同 - 典型的门洛帕克居民的教育水平比维萨利亚的典型居民稍高，并且薪水略高 - 但差异相对较小。 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两座城市的学校质量相当，犯罪率相似——尽管门洛帕克的暴力犯罪，尤其是严重袭击的发生率稍高一些。 两地的自然环境都很有吸引力。门洛帕克更靠近太平洋海滩，维塞利亚则靠近内华达山脉（the Sierra Nevada）、红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Sequoia and 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s）.
今天，这两个地方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却不是像大卫·布雷德洛夫想象的那样。硅谷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创新中心。就业机会比比皆是，其居民的平均薪水是美国第二高的。它的犯罪率很低，学区是全州好的，空气质量也非常棒。那里整整一半的居民拥有大学文凭，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这使其成为全国教育水平排名第五的城市地区。门洛帕克一直吸引着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业，包括近加入的脸书（Facebook）总部。
相比之下，维萨利亚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比例在全国排倒数第二，几乎没有居民拥有研究生学位，那里也是美国平均工资的地区之一。它是中央山谷地区一个没有四年制大学的主要城市。它的犯罪率很高，那里的学校根本无法应付大量非英语语言学生，因此属于加州差的学校。维萨利亚也一直是污染为严重的美国城市之一，特别是在夏季，热浪、交通和农业机械排放的烟雾导致其臭氧水平在全美排名第三。
这两个社区不仅不同，而且每年都在变得越来越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硅谷一直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工作和技术人才。大学毕业生的百分比增加了三分之二，涨幅排在美国大都市区中第二大。相比之下，维萨利亚创造的高薪工作机会几乎没有，在三十年里，拥有大学学位的当地工作人员的比例几乎没有提高，按这一指标，该地区是在全美表现差的地区之一。
对于像大卫·布雷德洛夫这样一个有着坚实的职业基础、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在1969年放弃门洛帕克而选择维萨利亚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决定。这在今天几乎无法想象。虽然这两个城市相距只有200英里之遥，但它们好像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星球。
维萨利亚和门洛帕克之间的分化并非个案。它反映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更大的趋势。美国的经济地图显示出日益扩大的差距，它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在社区之间。少数拥有“正确”产业和具有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的城市持续吸引着优秀的雇主并提供着高工资。而在另一极，那些拥有“错误”的行业和有限的人力资本的城市则陷入了困境，只能提供没有前途的工作和很低的平均工资。这种分化——我将称它为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那时起，美国城市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多地由其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决定。拥有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城市开始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而那些低教育水平的城市则开始失去阵地。尽管在1969年维萨利亚确实有一小部分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但它今天的居民，特别是近搬到那里的居民， 绝大多数是没有任何技术的。门洛帕克在1969年有许多低收入家庭，但今天它的大多数新居民有着大学或硕士学位以及中上流阶层的收入。在地理上，美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按照受教育程度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就在美国社区经历去除种族隔离的同时，他们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的隔离却变得越来越明显。
当然，任何国家都存在社区之间居民的教育程度或高或低的情况。但今天，美国各社区之间的差异比过去一个世纪中任何时候都要大。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是工资上同样大的差异。那些排在的城市的工人要比底部城市的同类工人多赚二到三倍，而且差距还在不断增长。
技能工人比例高的城市能够提供高工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同时这些居民挣的工资高。其背后的道理会很有趣却称不上令人吃惊。但它确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个工人的教育不仅影响他自己的工资水平，也影响他周围的整个社区。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的存在深刻地改变着当地经济。他们影响了可供选择的就业种类和包括低技能工人在内的每一个住在那里的工人的生产率。其结果便是，这不仅给技能工人也给大多数工人带来了更高的工资水平。
我认为大分化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发生在美国的重要的事情之一。正如我们将要发现的，美国社区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鸿沟不是意外，而是根深蒂固的经济力量的必然结果。与传统产业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地理集聚的内在倾向。在这方面，初的优势很重要，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一个城市已有的成功会为其孕育更多的成功，因为那些可以吸引技术工人和好工作的社区倾向于变得更有吸引力。未能成功吸引技术工人的社区则将进一步失去竞争力。
美国社区之间的日益分化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重要的，而且对于认识美国社会也非常重要。虽然分化首先是经济上的，但它现在已经开始影响文化认同、健康、家庭稳定、甚至政治。高教育水平的美国人聚集在一些社区，低教育水平的美国人聚集在另外一些的社区，这倾向于放大和加剧所有其他方面的社会经济差异。例如，美国不同城市的居民的预期寿命彼此有着巨大的差距， 这些差距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在扩大。不同社区的离婚率、犯罪率和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分化。这些趋势正在重塑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美国的士气并不是特别高涨。对经济衰退的恐惧普遍存在，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其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从精心表述的报刊专栏到粗俗的脱口秀广播节目，从理发店的闲谈到高雅的学术座谈会，“美国梦之死”讨论无处不在。尽管在政治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裂，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却几乎都同样地为经济担忧 。
 从表面看来，我们似乎确有理由去担心。中产阶级的薪资正在下降。好的工作岗位变得稀缺。拿一个典型的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四十岁男性工人来说：调整通货膨胀以后，今天他的小时工资比他父亲在1980年的薪水低8%。这意味着，在美国的近代史上，次出现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与上一代相比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事实上，用几乎所有衡量标准来评估，他都变得更糟了。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正在不断扩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变得越来越普遍。
但是真实的经济图景要比人们当前讨论的更复杂，更有趣，也更令人吃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经历着重大的转变。虽然一些行业和职业正在消亡，但另一些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还有一些则刚刚诞生，这些必然会为行职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重要的是，工作的地理分布正在以深刻而不可逆转的方式发生变化。虽然这些趋势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但它们对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的影响截然不同。例如，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移民对处于不同地区的美国工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一些城市的居民因此而受益，但是另外一些城市的居民却因此而受到伤害。随着旧的制造业城市的消失，新的创新中心正在崛起，并将成为繁荣的新引擎。美国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就业、人口和财富的再分配，这种趋势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可能还会加速。
 经济地图中的一些变化是由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长期力量决定的。另外一些变化则可以被塑造和管理。但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随机的、混乱的、或不可预知的。终，它们都反映了明确而又相当基本的经济原理。不幸的是，他们往往被大量随时波动的股票市场数据和就业数据所掩盖。关注短期事件往往导致所获信息不完整、无关紧要或既不完整也无关紧要。今天、本周、甚至这个月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很有启发性，因为经济基本面的演进速度要慢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看看大局，那些推动这些变化的力量就会很清楚地显露出来。它们远比道琼斯指数的日常变化更迷人，更重要。这本书审视了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真正重要的长期趋势——过去三十年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经济力量。但它同时也具有前瞻性，试图洞察将在未来三十年塑造我们的经济的趋势。
经济学家们喜欢将周期变化与长期变化区分开来。前者是指由衰退和扩张的无休止循环引起的经济的上下波动，后者则指由更深层次但缓慢变动的经济动力驱动的长期发展。目前在媒体、国会、白宫等场合关于经济的公开辩论都集中在短期波动上。这种辩论考虑的时间范围通常为六月或多为一年：我们如何结束衰退？今年的预算应该包括什么？失业会如何影响下一次选举？这本书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推动长期趋势的力量上。理解这些变化为什么在发生、发生在哪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每个美国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经济命运全系于此。
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看到。新的经济强国正在取代旧的。曾经是微小的、在地图上几乎不可见的小点现在已经变成了拥有数千家新公司和数百万新工作的繁荣的特大城市。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的深圳所经历的这种变化更明显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深圳，你应该很快就会听到。深圳是世界上发展快的城市之一。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它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拥有超过一千万居民的大都市。在美国，即使像拉斯维加斯（Las Vegas）或凤凰城（Phoenix）这样快速增长的城市，它们的规模也只是三倍或四倍于三十年前。而深圳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增长了三百倍以上。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之都。
深圳的崛起确实令人瞩目，因为它几乎完全与美国制造业中心的衰落同步而行。三十年前，深圳是一个广东省南部以外的人甚至都不会听说过的不起眼的小镇。然而，当中国的领导人在1979年将深圳列为中国个“经济特区”时，它的命运——以及千百万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命运——便被封定了。这些地区很快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磁石。随后，这些投资导致数以千计的新工厂在深圳诞生。这些工厂正是许多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的地方。
正如底特律（Detroit）和克利夫兰（Cleveland）已然衰落一样，深圳也已然崛起。这个地方遍布着各种大型的生产工厂。每年，深圳的天际线上都会增加新的高层办公室和公寓。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到不断扩张的工厂中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深圳的劳动力规模也在日益扩大。中国人称深圳为“一天一座楼，三天一条路”的城市。当你沿着宽阔的街道行走时，你会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活力和乐观精神。在过去的20年中，深圳是中国出口多的城市，它也建造了世界上繁忙的港口之一，四处遍布着巨大的起重机、庞大的卡车和各种颜色集装箱。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些装满货物的集装箱被装载到开往美国西海岸的巨型货船上。每年两千五百万个集装箱离开港口，几乎每秒钟一个。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这些商品将会被装上一辆辆卡车开往沃尔玛配送中心、宜家仓库或苹果商店。
深圳是组装苹果手机（iPhone）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全球化的典范，它就是苹果手机。苹果公司在设计和优化其供应链方面所花的精力并不亚于手机设计本身。苹果手机的生产过程说明了新的全球经济如何正在重塑就业的地理分布并对美国工人构成新的挑战。
位于加利福尼亚库比蒂诺（Cupertino，California）的苹果工程师们构思并设计了苹果手机。这是整个生产过程中全部发生在美国的环节。它涉及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产品管理、营销和其他高附加价值部分。在这个环节，劳动力成本不是主要的顾虑。重要的因素是创造力和独创性。苹果手机的电子元件——虽然复杂但并不像产品设计那样具有创新性——主要在新加坡和台湾制造。只有少数一些部件是在美国生产的。生产的后环节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人组装硬件和准备发货。这部分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在位于深圳郊区的工厂完成。这是世界上工厂的之一，它规模非凡：有40万工人，有宿舍，商店，甚至电影院。它更像是一座城中之城，而不是一个工厂。如果你在网上购买苹果手机，它会直接从深圳邮寄给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它到达美国消费者手中之前，只有一个美国工人实际接触过这个终产品：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 送货的工人。
从表面上看，苹果手机的故事令人不安。在这里，你有一个捕获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的标志性的美国产品，但美国工人只参与初的创新阶段。其余的过程，包括制造复杂的电子元件，已经转移到海外。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想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有什么留给美国工人？美国是否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落阶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经济已经从以生产有形商品为中心转变为以创新和知识为中心。创新部门的就业岗位的增速超过了其他部门。这些工作的关键要素是人力资本，它包含了人的技能和创造性。换言之，人是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是他们不断地提出了新的想法。两股摧毁传统制造业的力量——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也正在推动创新部门就业机会的增加。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暂时延缓了这种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它仍然呈上升趋势。

留在大城市还是去小地方定居？如何选择工作地点？怎么判断哪座城市有发展潜力？同一种工作，在不同城市的收入为何差距很大？
为什么有的城市留不住人？大城市需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为什么大城市的房价这么高？近年来为何各地上演“抢人大战”？老牌城市如何突破发展的瓶颈？
在过去数十年中，地理位置的因素对于薪水、人口流动的作用越加重要，在面临找工作、迁徙等重要的人生抉择时，如何做出理性的判断？本书论述的内容涉及收入差距、房价、结构转型、产业发展、教育、移民等各个方面，无一不是关系到家庭与个人生活福祉、国家和地区繁荣的重要问题。与抓眼球的新闻报道不同的是，作者通过本书，引领我们去探究问题背后更为重要的长期趋势与深层次的原因。同时，本书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现有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大城市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以及一些区域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