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波世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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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33725
出版时间2012-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9元
货号975229168327966727
上书时间202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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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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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的那场危机迫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反思我们关于市场和全球化的信仰。关于从市场一体化中获益的主张能够幸免于市场失灵的现实吗？或者为了在更可控的小范围里应对我们的问题，选择退却而不是推动一体化—在动荡的时代人们都倾向于这样想，这样做我们的境况可能会更好吗？
不幸的是，对于这些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好像已经式微了。那些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政策建议虽然能让经济学家们信心满满，但却让公众感到害怕和担忧，这终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奔着真正解决问题，奔着依靠更广泛、更深远、更强大支持打开局面的目标，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创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这些基本问题施加一定的影响—从推动有兴趣构建一个更好世界而不是破坏现存世界的人们进行探讨的角度。
那么我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呢？首先，把直觉和恐惧排除在外，转向硬性数据。你知道产品和服务、资本、信息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流动的深远程度吗？要是不知道，你就对到底是应该扩大一体化，还是减少一体化一无所知。你知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受我们开放程度的影响有多大吗？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和其对技术变革的影响相比，程度有什么不同？对于易于波动的国内市场，多样化发展将增加风险，还是降低风险？贸易会增加还是减少环境污染？有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非黑即白，我们应该看一下最有用的数据和分析，这些数据和分析就藏在你面前的这本书里。
其次，从超越经济学以及整合历史、哲学和其他科学的角度，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他人一直在保持的信念，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信念。想一想由这次危机所引致的对保护主义的呼吁吧。实际上，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中，处于一种威胁环境中的最佳反应就是，把离我们最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和他们构筑起屏障以抵御到来的风险。即使在今天，信任和同情也在大幅度减少距离感。因此，虽然经济学教导我们保护主义弊大于利，但人们往往不会直观地这样看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感到恐惧时。
再次，通过扩展政策本身的空间，我寻求对政策加以提升和讨论。全球化面临的困境已经越来越与对规则的争论不休牵涉在了一起。全球化的深化与规则的破除息息相关，反之亦然。更糟糕的是，全球化和规则在架构上都是不容讨价还价的。这样的话，所有的政策空间都退化成单一的两种选择，在这本书里，我把这种选择看做世界1.0和世界2.0之间的拔河比赛。我们没有别的方向，只能彼此互相面对。
世界3.0所展现的图景预示着在我们前方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如果更加现实地评估全球化和规则，也预示着一个更加光明的前景：市场一体化的力度会更大，市场规则虽然有限但会有的放矢。在经济萧条时期，激进的市场一体化虽然不利于培育紧密的周边伙伴关系，但它却能够通过扩展合作范围实现长久的繁荣和安全。在这种背景下，这种一体化也具有国际性的特殊意义。
把一体化和规则分解成两种独立的、互不相干的选择，有助于开拓走向繁荣、安全的思路。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主要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促进这个世界发展的工具—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与那些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持反对意见的人探讨所有的问题。然而，这确实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对这些大量增长的意见如何选择。因此，除了描述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我还清晰地阐述了管理一体化和规则的建议。
我所提到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引用了很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我自己独创的。当然，也有一些学科和附属学科是我特别倚重的。我的博士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我采用了市场失灵和相关规则的工业组织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不同和差异如何影响贸易和其他流动性的国际经济学实证研究。我还集中于商业研究，这一领域是近30年来我一直教授、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这样能够更加贴近现实一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商业公司，而不是市场，主导了绝大多数的国际流通。另外，我还特别强调实用主义和价值的重要性。再看一下商业组织是如何看待跨国经营收益的，这有助于扩展和充实我们对社会收益的讨论。
最后，这本书将有助于你重新反思自己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即使你最终的观点和我不一样，我也希望你们能重新反思一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的政策能把我们推向正确的方向，但如果能够改变思维模式，我们会前进得更远。可以说，危机是我们走出传统思维桎梏的最佳时机。
第一部分 世界并不是平的
第一章 相互碰撞的世界观
我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挑战的时代，可能类似于一本小说在开头所写到的“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却是实实在在的。金融领域正处在混乱中，虽然对于银行危机的担忧已逐渐消退，但对危机有可能发生在公共金融领域的担忧却与日俱增。即使没有发生金融逆转，经济前景也要比几年前严峻得多。全球秩序也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繁荣与强大正在转向新的地方和新的人群，传统的政治信条和各个部门好像已经无法发挥作用，技术和媒体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转变，这一切就好像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我们当前的状况，还存在于我们对这种状况的反应。仅仅简单地重复自由市场的铁律好像已经不行了，然而很多人还是执迷于这种教条，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市场是有魔力的，政府的干预要不可避免地犯下错误。另外一些人则走向了极端的另一面，他们宣称市场是坏的，而政府是好的。还有一些人则更加极端，他们希望参众两院陷入瘫痪状态，而重拾起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任。所有这些拯救方案所面临的困境都是它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回归认识世界的传统方法。引用尤吉·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我们已经完全被似曾相识的感觉抛弃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笑话那么简单。我们已经面临着回归过去那种毫无助益，甚至是危险的观念，最糟糕的是，这种观念会带来关闭边界线，以及使全球走向贫穷而不是繁荣富强的厄运。
今天面临的挑战呼吁我们要有一种看世界的新方法。这本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世界观—我称之为世界3.0。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世界3.0对政府、商业组织和个人都有着明确的含义，它需要政府把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则看做两种必须协调在一起的不同维度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相互分离的、只能二选一的选择。对于商业组织来说，世界3.0能够提供更多使他们适应、克服并且利用国家之间不同的机会，我在其他文章中把这一战略称为“3A战略”（AAA Strategies）。对于个人来说，拥抱世界3.0就要锻造一种深刻的有别于国家或全球公民概念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详细描述世界3.0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思考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让我们快速地回想一下在世界3.0之前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世界观—我称之为世界0.0、世界1.0和世界2.0。这种回放能够帮助我们对浩如烟海的全球化著作有一个综合的考量，也有助于一种新思维的诞生。
在谈到世界3.0之前的三种世界观时，我应该感谢以前的世界历史，因为它把人类的活动分解成了三个时期。例如，历史学家沃尔夫·沙菲（Wolf Sch·fer）把人类历史分成1500年之前的前全球时期、1500~1950年的原始全球时期和1950年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全球时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他的同事们则把世界分成野蛮原始的自然状态和“开放有序的交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民可以在多种社会行为领域中交流与协作，而并不需要了解他们合作方的个人身份”。
相对于这些以前的论述，我愿意想得更远一些，不仅仅从绝对的时间跨度方面思考世界3.0之前的世界，而且从更抽象的原型或者说社会组织模式（由于人类历史的特殊经历，它已经烙印在我们当前的思维逻辑中）角度思考那个世界。因此，我不会过多地专注于对过去阶段的精确阐述，我重点阐述的是世界0.0和世界2.0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它们是各种不同观点向前演变的有力支撑。而且，通过引入世界3.0的概念，我尝试着扩展和提升一系列更具智慧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从早已存在的观点中选择其一进行讨论。
世界0.0
尽可能地回溯世界历史，回溯以前你在学校里学习过的所有历史时期和战争。不过，如果你想到了恐龙，你的思维就走得太远了。按照我们的一般理解，现代人类走上历史舞台是在20万年前，他们一直过着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直到11 000~5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期，人类逐渐拥有了固定的住所、基础的农业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很难想象离我们如此久远的人类的思想，尤其是很难把他们的思想看做一种世界观，因为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事物所知甚少。但事后看来，可以说，我们的祖先确实把一种扎根于长久经历中的思维传给了我们，这是一种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安然度过恶劣环境威胁的思维。
那时的人们仅处于生存状态—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里一直是这种状态。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非常小的，但也在逐渐增长。那时食物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主要的活动是搜寻食物、狩猎，以及从事原始的农业。在那个群居时代，一名男子被另一名男子杀死的可能性为15%~60%。当凶杀或盗抢发生时，我们的祖先无法叫来警察，也无法等着在法院起诉，这些机构根本不存在。他们会在自己所信任的人的帮助下，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世界0.0，或者说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笔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人们的生命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的”。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战场，绝不是呈现在让－雅克·卢梭脑际的乌托邦—那种“高贵的野蛮人”的概念，或者是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中所描述的那种浪漫场景。这是一个野蛮的世界，我们的祖先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谁值得信任一直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不可能独自生存，即使在世界0.0时期也存在交易，但背叛通常意味着你会失去你拥有的东西、你的自由，甚至你的生命。人们首先信任家庭关系，尤其是有共同基因和血缘关系的亲属；其次，他们信任姻亲和氏族关系；再次，他们信任的可能是集群或部落中的人们。但在这样的社会里，信任的圈子一直限定在“我们”和“他们”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超出多大的范围。在这种状态下，狩猎采集的人数通常只有25或30个，而聚集在一起的部落很少会超过1 000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估计，在公元前3 000年的时候，地球上存在着100万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平均每一个群体的人数有几十人。一些人认为，这些群体的人数之所以非常少，是因为当时可以利用的技术无法控制较大群体中的暴力行为。
很多学者把低水平、个人单独化的信任看做阻碍社会发展并促使社会出现安全和经济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我们确实发现当今社会的某些特征符合这种说法。失败的或者濒临失败的国家，比如刚果和索马里，正呈现出政治不稳定的特征，而且国内战争频仍，国民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和社会福利也在恶化。在刚果的某些地区，暴力死亡比率甚至达到了数千年前狩猎–采集的部落时期水平。
这里的关键点不是所有的部落社会都失败了，而是即使那些稳定的部落社会所显现出来的总体信任水平也低于现代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一项让人吃惊的经济学实验考察了15个社会群体，这项实验发现，美国密苏里州的牧场和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农民和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要比居住在塞伦盖蒂（Serengti）大草原的哈德扎（Hadza）游牧部落和居住在亚马孙地区的提斯曼（Tsimane）印第安人更加公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公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一体化，这种市场一体化可以由一个社会群体的食物有多少是从该群体之外获取的来衡量。
这种与“他们”（处于狭窄的、本土的个人关系圈之外的每一个人）的合作在数千年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另外，虽然这种合作关系发生的距离不断拉大，世界0.0时期的部落忠诚和对外部人的恐惧感也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你是倾向于保护你的家庭还是你的邻居，你在多大程度上会这么做？你如何对待你的邻居和来自他乡的异客？在面临影响你一生的大事时，你该信任谁？
世界1.0
在遥远的数千年中，你会发现，人类（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会从暴力频仍、经济委靡的荒蛮世界中浴火重生。在公元前3 000~前2 000年，世界的人口增加了100多倍，而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增加了1 000多倍。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社会组织领域：世界已经演化为近200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从人数上衡量，这种政治实体已经扩张了几十万倍。世界0.0时代几十个人的群体和更大的部落已经被拥有数百万居民以及固定领土的主权－民族国家所代替，而且这些国家都拥有扩张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
我们知道，政治实体规模的增加源于三次浪潮，依次发生在公元前3 000年、公元前600年和1600年。然而，即使大的政治团体能够迅速融合在一起，能够在长距离、大范围内保持交流关系的也仅限于社会的特殊群体（比如商人和军事人员）。在世界0.0时期，大多数人还是处于小范围各自的世界中。
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家把1600年之后的时期看做这个世界向现代意义上的传统主权国家（即我称之的世界1.0）过渡的时期。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仅限定在欧洲，而且也时常被侵犯）时常被看做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崛起的标志，这一体系界定了主权国家有权在国界之内使用武力，但却不允许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也就是说，国家边界成为世界1.0时期的关键—它严格地把国内和国际的范围分开了。世界0.0时期模糊不清的“可以信赖的边界”变成了世界1.0时期国家的边界，这种边界受和约的保护，当需要时还会受到军队的保护（有时也会被侵犯），但战争也通常会在国家的旗帜下发生。
虽然那时国家之间会有一些军事方面的接触，但基本上是独自一体的； 在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国家（或地方）特色。在16世纪，国际贸易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这是在国家政府紧密控制下达成的结果。因此，从世界0.0向世界0.1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转变就是从地方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合作关系出现了成比例的增长。
在世界1.0时期，非个人的交换和其他形式的与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加普通。对于人类来说，世界1.0时期替代了世界0.0时期的某些部落忠诚，而变成了对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加广泛的忠诚。特定国家的公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大多数人身份的根本认同。当听到奥运会颁奖典礼上响起“我们”国家的国歌时，我们的内心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即使我们不赞同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我们也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祖国军队的战争。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界线之内的事情相比，我们对遥远的岛屿所发生的灾难更易于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很多方面。“我们”就是指国土之内的人们，而“他们”则指的是除此之外的每一个人。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世界1.0时期的产物。
民族主义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想一下20世纪的战争就能知道，而且它还将持续地影响。更进一步地说，世界1.0时期的国家结构确实为世界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如图1–1所示，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和生产增长都发生在最后的500年时间里！还要注意一下，图1–1中发生在大约最后200年的转折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正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生产才真正增长了。在1820~2000年，世界人口膨胀了5倍，而世界生产总值增长了55倍，这两者之间的增长差异明显大于以前时期，这也反映了世界的人均收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世界2.0
图1–1以及国家对外出口数据的增长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1.0时期的国家边界开始破裂的影子。实际上，早在欧洲殖民者乘船开辟新大陆时，国家的边界就开始破裂了，接下来欧洲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来丹麦和英国东印度的公司（也就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开始筹建。但贸易真正腾飞，甚至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却是发生在近现代的事情。到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宣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世界经济中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820年的大约1%增长到今天的20%以上。
在整个19世纪，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也大大增强了跨越国界的一体化。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进程被部分地逆转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以及对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政治国家模式的各种挑战才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焦点。
全球化第一次被提及是在1951年的美国词典中，虽然战后时期出现的一些早期作品实际上都在强调，自20世纪初开始国际化的水平已经降低了。实际上，全球化思想的传播真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千年开始的时候这种思想才得以迅速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书分类目录里所列的关于全球化的书目还不足50本，而自从2000年，这一数字每一年的平均数都在1 000种以上。更为明显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比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政治科学家约瑟夫·奈，现在都一致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在这种新时代下，世界1.0时期的国家框架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管制被解除，以及相伴而生的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对全球化的讨论也广泛散播开来。当持保守主义思想的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上台执政之后，政府的作用开始削弱了，这更加使人们确信，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完全可以抹平国家的基本结构（更不用说部落了）。那种认为竞争可以来自任何事情、任何地方的观点和状态实际上就是指的世界2.0时期。
世界2.0时期最担心的是反全球化人士，但却温暖了大多数全球化支持者的内心—而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基本上是一位中间偏左（至少相对于美国中间派而言是这样）的记者，但他的书却宣称市场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政府。可以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和《凌志汽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完全把他放在了已经过世的芝加哥大学前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在的中间偏右的阵营里。但推动两位弗里德曼思想形成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想是因为，全球化的力量是无法抵制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之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无法想象政府除了能够调控货币供应和保护私有财产还能做什么更有用的事情。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差别，但他们两个人都把取消管制与一体化的市场看做世界1.0时期的继承者。
更加奇怪的是，对世界2.0的看法，不论是认为全球化是好的（比如两位弗里德曼），还是认为全球化是坏的[比如社会学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观点，都已经趋同了。或者可以说，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样倾向于认为，人类基本上已经创造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如果不是完全的话）。正如我们将要在第二章看到的，这种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但现在，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那些对最近的危机以及危机前的状况（以及对我提到的一些情况的反应）所持有的观点。
面对困境，我们该怎么办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催生了1 000多本相关方面的书，更别提数不清的文章、博客和其他评论了。其中有一些仅仅是愤怒的表达—发表在出版物上的原始性愤怒，其他一些评论则集中于讨论让我们身陷囹圄的那个泥潭，或者大肆辩论我们是如何差点儿被活活掩埋的。很少的文章能够聚焦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很多对危机前发展趋势的讨论要么是偏重策略性的，要么是短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市场失灵的修复以及跨越国家边界的市场一体化的意义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讨论都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讨论都与我所提到的三种世界观相关联。
紧紧抓住世界2.0
尽管发生了危机，但一些世界2.0的狂热者拒绝放弃他们那种支持解除管制、一体化市场的观念和立场。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就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政府大加挞伐，他说：“我们很容易去责怪自由市场，但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国会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把钱借给那些无法承担贷款的人，而且还推高了房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货币的管理太松懈了，发生危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追随者基本上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麻烦出在，由于政府的管制，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高。对市场的笃信少一些的人士则承认市场是失灵了，但却认为政府的失败更为严重，我们还是应该重新拾起犁耙去耕耘自由市场的土地。
这些人士对危机原因分析的片面性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正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观察到的：“对于这次危机，很多人都在反反复复地争论数不清的原因……但它绝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体系和自我调控的市场，而是因为在这种体系和市场下的干预和介入出现了问题。”
然而，可以预料到和让他们信服并不是一回事。既然市场失灵已经无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对于那些不再笃信市场魔力的人来说，更难以让他们信服了。更多的人好像认为，危机之后只需要小范围的调整就可以了—一些精英人士甚至也这样认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位著名的记者对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和解除管制的大型论坛）气氛的描述：“政治和商业领导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假定，自由市场已经在2008年的风暴中失灵了，新的体系需要更多的调整和干预。”
世界1.0回归
危机到来之时，很多全球化保护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人士都积极向世界1.0求助。世界1.0时期除了核心要素之外，这个时代还受益于社会学家所称的文化落后。我们非物质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而迅速的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世界2.0时期。在体制和认同层面，我们还是倾向于世界1.0。
要想看清这一点，请看一下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与此同时，很多人把他们信任和合作的圈子缩小到国家甚至是区域的层面—在危机发生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因此，在2009年年底皮尤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比例达49%）认为“在国际上，美国应当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尽量依靠自身力量处理好各自的问题”，而支持美国应当插手他国事务的比例为44%，低于前者的49%，这是在近40年我们统计这类数据中的最高值。类似的形势在欧洲也十分明显，在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移民带来的影响，在日本亦然。
那么在世界1.0中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呢？这种世界观下大都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还有人主张要超过其他国家。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政治关系中，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派坚决拥护权力政治（Realpolitik），这种意识形态在世界1.0中颇为典型，至今仍然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权力政治学说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各类超国家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均无足轻重。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其主权不受他国侵犯。权力政治并不相信国家间存在长期合作，因为这种学说认为各个国家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在国际层面讲求道德规范恐怕会使这个世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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