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方长

　　语言是有情景的，客居异乡，所见的人与事与原初的母语环境相比，出入之大有时叫我找不着北。比如说话的音量就是其中之一。
　　汉语讲究声调，元音辅音一起上，鼻腔出声时很像大厅里有一个人在呼喊。不发出这个音，其实是一件难受的事情。尤其跟日语一比就知道，日语绝大多数都用元音，类似汉语“ang”这个音几乎是不出现的。所以元音、辅音合并到一起的“昂”这个音，让没经过训练的普通的日本人发，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当场掌握的。
　　有个日本女作家写过类似的体验。汉语分明说的是“镜子”，可她却听成了“精子”。显然，这是由于音调不准才引起的误解。不少日本人埋怨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在公众场合尤其如此，究其原因，也可以归结为发音技法的不同。相对单一发音的是日语，嘴巴张圆张大即可，不像汉语那么拐弯抹角，除了把元音发得大声之外，还要让辅音在鼻腔里面转一圈才行。于是，其发音的音量自然比日语强势。
　　其实，近30年前，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连对方的话都听不明白，单凭观察和感觉做判断。
　　我至今仍记得有位陶艺家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手势非常轻细，对一只茶碗的表面，他能给我讲好长时间。色彩啊、泥质啊等等，滔滔不绝，好像根本不关心我是否能够理解，独自在自己的世界中兴奋起来，乃至让我觉得他平时一定是孤独的，至少在做陶瓷的时候，他是不说话的。
　　如果全能听明白他的话，那我的头脑就会被他说的内容引导，然后我会好奇、会思考、会提问。但是，恰恰是因为我听不明白，所以他的话有相当一部分在经过我的耳朵时会中断，变成完全无意义的噪音。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等于我拒绝了与他的沟通，陶艺家在我面前只是一个无法传承语义的陌生对象。与此相比，按我的直觉观察他，观察下来，我推测他平时做陶瓷的时候很孤独，没有一个适当的让他诉说的工作环境。所以，对我这样一个并非完全能听明白他的语言的人，这位陶艺家也不放过，对我一直不停地说！可能我当时看他的目光很专心，使他误会了，以为我对他讲的话听得入迷了。这是一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在这个交流中虽然有收获，但收获来自于我听不明白的部分，这个部分变成了好像特意为我所留、依靠直觉来观察的空间。
　　后来，时间长了，我的日语越来越好，不仅能读、能听、能写，而且还能理解方言。这样一来，像过去那样听不明白就靠自己的直觉去观察的情况变少了，萎缩了，让位给了对日本人说话内容的理解。换句话说，这是从感性的认识逐渐过渡到理性的思维，而完成这个过渡越顺利越说明我的日语提高得快，像一股股浪潮涌人我的母语领域。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上述体验也许是语言在个人“体内”中的作用。对我来说，日语毕竟是外语，它输人头脑的过程跟汉语输入的过程完全不同。这个情景跟学汉语的日本人一样。因为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当它们是以道理、知识掌握的时候，需要先把它们拆散为字词、句子、语法，然后像盖大楼一样，在自己的头脑领地里打地基、搭脚手架、拼预制板什么的。这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属于人工制造。而作为母语的汉语或者日语在头脑中的组成则是自然生成的，它像生命一样成长，就像我们的呼吸和血液。人的观念、意识最终来自于自然生成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人工制造的。
　　语言好比在一张雪白的纸上画出的铅笔道道儿，铅是黑色的。外语越好，在白纸上画出的黑道儿就越多，覆盖面也就越大。有一点值得注意，实际上并不是一张雪白的纸，因为有母语的底子，所以应该是母语的原色与外语的黑道道儿相互调和、均匀，乃至配色。
　　掌握日语的时候，我经历了内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一片接受了许多东西的园地，园地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其实，我对日本人的观察并非绞尽脑汁去想、去琢磨，只是注意日常生活的体验而已。生活既然如此，学任何外语也都一样，尤其对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或者学日语的中国人来说更应如此。

　　毛丹青，旅日华人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教授，198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移居日本。做过远洋渔业的生意，当过商人，游历过许多国家。2000年弃商从文，中日文著书多部，曾获日本第28届蓝海文学奖，其日语作品被多次用于明治大学、立命馆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高考试题。在日本有固定的读者会。

○旅日作家毛丹青首部手绘随笔集，通过“文字 插图”的形式将日本事情与作者的日常生动地呈现出来。从初识日本的点滴感悟，到旅居日本30年的文化情怀，全都凝结在了字里行间。

○书中集结的30篇随笔，既是作者对自己旅日30年的人生总结，也是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积极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篇随笔，都是日汉双语，不懂日语的读者亦可轻松一阅。此外，手绘图为毛丹青亲自绘制，声优级名师献声朗读日语全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