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治愈的时间

审译序
团体是一条项链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还是以部落形式存在的时候，有一些成员因为受到大自然的创伤（火山、地震、海啸等），本能地关闭了一部分功能（躯体障碍），于是失去了劳动能力，日日被灾难化的情绪闪回囚禁。部落里的“能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围着篝火又蹦又跳，嘴里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然后找一些植物煮成汤剂灌下去，他们的痛苦散去，又恢复了劳动的能力。
这或许就是团体治疗的起源。
六到十二人聚集在一起，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主题，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这种充分自由的空间里，除了时间的边界（开始与结束的时间固定）、空间的边界（每次见面固定的房间）、关系的边界（组员之间无血缘与利益关系）之外，组员之间可以发生任何他们想发生的互动与对话。当这一切具备了的时候，治疗便开始了。
这样的团体有时候像是一个微型家庭：有人会在里面扮演焦虑的妈妈、严苛冷漠的爸爸，还有人会扮演家里排行老大的牺牲者、排行老二的自恋者、排行老三的透明人和老幺（承受家族死亡焦虑的人）。组员们陆续登场，重现过去在家庭或家族中不同的角色属性。这些角色有一部分是被历史和生活雕刻成这个样子，另一部分则是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了他们一切的盲区。重现过去，交织当下，彼此掣肘又深深共鸣，在这一系列复杂丰富的体验矩阵中，带领者方有机会点燃希望照亮成员们来时路的黑暗，并为组员提供整理过去、安顿当下、超越过去的可能。这是爱与恨冲突的集合，也是超越家庭、家族的良机。
这样的团体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微型社会，有人会在里面扮演唠唠叨叨的说教者、回避掩埋冲突的和事佬、表达空洞内容的旁观者……大量沉默的组员就像是囤积团体秘密的“保险柜”，谁也不需要的“表演者”、讨好权威的“哨兵”等组员“粉墨登场”，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属性。同时大量的竞争充斥在他们的关系中，那就是影响有影响力的团体。如果一个人去找心理咨询师做心理咨询，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个来访者和一个咨询师在一起工作，简称“个体咨询”；另一种是去找一群人做咨询，一个咨询师和一群人在一起工作，简称“团体咨询”。那么，一个人选择来到一个团体本身就彰显了某种野心——在人们的目光中完成自我的蜕变。在团体中，只要有人说话，他一定是在讲给一群人听，影响有影响力的团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示。
家庭与社会，或者说爱与工作，是人生的两大支点。哪一个更重要，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然而这两个部分的能力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幸福。
没有比团体更好的空间可以体验这两个部分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人类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普遍使人感到痛苦的一些终极议题——死亡、孤独、自由与责任、意义感。在每一个人心里形成了或深或浅的旋涡，这个部分当然也会呈现在团体里。
还记得我曾经带领过一个临终关怀的团体——这是一个由晚期癌症患者组成的团体，他们都清楚自己在世的时间不长了。组员们在一起交流的是此生爱过谁、被谁爱过、人生还有哪些遗憾——人类临终的三大议题。带领这样的小组并不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你的对手是死亡，而且你注定会一败涂地。我艰难地与组员们在一起工作。我问组员们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组员们说不如讲个笑话吧，现在气氛挺压抑的。我就讲了几个冷笑话。然后一位组员说，原来健康人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在那一刻，组员们凝视着彼此，死亡焦虑不再使他们退缩，无力感也不再继续淹没他们——死亡本身变成了使者，引领组员们看到生命的尽头并不是毁灭。
还记得我带领过一个都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唐宝宝”团体，他们很难用语言描述自己，很难与别人交流。我带着他们做游戏，带着他们学习如何识别和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和需要。于是孩子们自己发展了不同语调、不同音节的属于自己团体的语言。他们穿越了一个没有回应、没有镜映的世界。孤独感不再像山一样压着孩子们。
还记得我带领过警察和教师的团体，他们的工作责任使得他们无暇在家庭里享受与亲人交流的自由，一种牺牲感模糊了自由和责任的边界。我试着倾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创造性地、艺术性地在国家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之间重新为自己赋能。
还记得我带领过的那些青少年团体，这个人生阶段正是意义感体验不稳定的时期，这些“七八点钟的太阳”并不知道自己作为独一无二的人的价值，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并不知道勇气和活力是一种生命的绽放。这些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人因恐惧和滥用自己的力量，不断地破坏自己的天赋与才华。我走进他们，既不深情地说教，也不机械地鼓励，只是进入他们的世界，邀请他们为自己的存在探求意义，就好像他们要在自己的领地上学会主宰一样，这是一场宏大又细腻的“成人礼”。
还记得我曾经带领过十二位女性成员组成的团体，一周见面一次，进行了五年的团体治疗，最后一轮团体治疗要结束的时候，其中一位组员说：“我很舍不得和大家说再见，谢谢大家五年以来的陪伴，在大家的目光中，我感觉自己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
另一位说：“有意思，我感觉自己像玛瑙一样色彩斑斓。”
另一位说：“我是珍珠。”
“我是沉香。”
“我是琥珀。”
…………
团体治疗结束后，她们就真去定做了十二条由这些材料连接而成的项链，她们把戴着项链聚会举杯的照片发到我的邮箱里，我看到这张照片，心里有一个念头生出。
团体就是一条项链，美得不可胜收。

李仑
2021年11月17日于武汉
 
作者序
我被治愈的时间，我重新开始的人生

在法学院读书时，我虽成绩优异，但总是郁郁寡欢，常与自杀念头作斗争。当时从未想过我会写出一部自传讲述自己接受心理治疗的经历：如何治愈心理创伤，如何在倾诉与冲突中结交了几个挚友，如何与一个善良的男人相爱并组建一个家庭……更没有想过这样的转变能被中国读者看见。
人生的这些转变从我接受团体治疗开始。经朋友介绍，我拜访了罗森医生。在第一次预约面诊的时候，我向罗森医生坦白我害怕自己会孤身一人死去，没有人会爱我。请帮帮我。他向我保证，他可以改变我的生活，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我必须加入他的一个心理治疗小组；第二，我必须与小组分享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秘密、羞耻，还是挫折、悲伤。
暴露秘密！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可怕的提议？
起初我也犹豫过，但还是加入了小组。
在团体治疗中，我开始意识到使我与他人产生隔阂的，是我尘封于心的秘密。多年来，我一直隐瞒自己的饮食失调和童年创伤，和小组分享这些隐藏多年的秘密并不容易；但迈出这一步后，我感到自己与组员、与罗森医生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他们成了这一转变的见证者，为我加油打气，对我推心置腹。
在和他们在一起的一个又一个90分钟里，我领悟到，恐惧和愤怒是我究其一生都无法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罪魁祸首。因为害怕袒露自己的沮丧和愤怒，所以我不得不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小组中，我经历了和组员们的冲突，我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也学会了如何应对他人的不快和失望。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可以向所爱之人发火，但团体治疗让我明白，发泄愤怒是构建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的必经之路。
随着团体治疗的深入，我不再把感情寄托在食物上，转而开始依靠我的小组组员。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开始约会、恋爱。组员陪我走出每一步。约会时，我会在洗手间给他们打电话汇报进度。慢慢地，我改掉了一直以来的习惯，凡事不再一个人苦苦支撑，做事也不再任由潜意识驱动。当感情受挫时，我会同小组分享心碎和悲伤，从大家那里得到安慰、陪伴和关怀。
几年的团体治疗让我的生活彻底发生变化：我开始和法学院的朋友合租，不再独居，不再拒绝与人深交；我和律所的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也敢对上司说“不”；在情感生活方面，我也交到了心仪的异性。当和前男友分手时，我痛哭了好几周，但即使在最难过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会孤独地死去——我的身边还有罗森医生和组员们，我正在成为自己一直想成为的人。
最终，我遇到了一个出色的男人并和他步入婚姻，很快迎来了我们的宝宝。婚前，我从组员那儿获得支持和陪伴；婚后，当我陷入心灵困境手足无措时，仍有组员替我出谋划策，帮助我更好地处理育儿、婚姻、事业以及社交的问题。
当我告诉大家我要把这段被治愈的经历写下来时，罗森医生对我说：“你的文字或许能帮到更多的人。” 这也是我献给罗森医生和这些年来与我并肩的组员的一封情书。这本自传很快会在一些国家出版。我希望我的故事能为那些困惑、孤独或被孤立的人，以及质疑生活是否值得的人带去一线希望。我想告诉大家，人人皆有焕然新生的可能，即刻就可踏上你的转变之旅。如果不想加入团体治疗，你也可以择一友伴，不用苦守那个秘密，也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对我而言，让他人走进我黑暗的内心角落，是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过程之一，但这同样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经历。希望我的经历能鼓励更多人迈出这一步，包括正在读这本书的你。

克里斯蒂·泰特
2022年6月20日

暴食症、习惯性讨好、对失恋“上瘾”、用学业逃避友情、厌恶自己的身体……我恨透了这样的生活，冒出了轻生的念头。当罗森医生承诺能用5年改变我的人生时，我加入了他的心理小组，做了很多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向小组成员倾诉秘密，发泄情绪，互相攻击、拥抱，甚至向罗森医生表达愤怒……，但改变也随之发生，我戒掉了情绪化进食，爱上了跑步；我学会了拒绝，人际关系变得轻松；我正视自己的野心，工作充满干劲儿；我对异性的审美也变了，遇到了值得爱的人……罗森医生兑现了承诺，我得到了治愈，也有了治愈其他小组成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