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學

編後記
由於此伏彼起的封控，能夠參加一次線下學術活動，似乎也成爲奢侈的事情。10月25日，藉上海古籍出版社“鍾泰著作集”出版座談會之機，不僅見到不少久未謀面的師友，而且重温了鍾泰先生生平與學術的若干片段。鍾泰先生在近代學者中頗有些“神龍見首不見尾”，早歲因《中國哲學史》知名，晚年雖因《莊子發微》驚鴻一現，但卻很快聲光悄然，以至於被不少人視作道流隱者。在二十世紀反傳統的大潮中，這當然並非鍾泰先生的個人際遇，即便是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學的開山人物，其實也莫不皆然。而當鍾泰的著作結集問世之後，人們不禁恍然，《周易·坤卦》所謂“括囊，無咎無譽”，原來正是儒學在“天地閉”之時的寫照。甚至由他所重新拈出的“儒門莊子”之論，也與在精神上對晚明的迴溯有關。
在中國文化史上，明末清初的意義直到今天依然值得反復言説。一方面，建立在中印交流基礎上的第二期經學已經大體完成，在新的中西交通的圖景之下，人類知識體系的大一統時代已經到來。另一方面，隨著晚明師道復興運動的終結，漢唐宋“後三代”體制的最後一抹餘暉也已經消耗殆盡，終如紅日西沉，不復有光，陷入“焚如，棄如，死如”（《周易·離卦》）的暗夜之中。這一黑暗時代，借用易象加以表徵，便是上地下火的明夷。以箕子自期並爲未來立法，其實是黄宗羲作《明夷待訪録》的初衷。而在被顧炎武視爲“亡天下”的天崩地解過程中，以藥地之名遁隱佛門的方以智，和棲身於南嶽衡山瑶洞之中的王夫之，不約而同把目光集中在莊子。那用意顯然不僅是“涉亂世以自全”（王夫之語），而且要在超越個體的生命宇宙之維，爲精神找到“别開生面”的源頭活水。此時的莊子，類似於大爆炸宇宙論中的“奇點”，儘管在現實中無從表現，但卻藴蓄了新宇宙誕生的所有能量。三百年後，欲紹述“衡陽之聖”，自號“漆園老人”的熊十力，與鍾泰重新談論儒門莊子的話頭時，其心境可想而知。
當然，祗要是發自人心“秉彝之良”的那種精神，無論如何“大音希聲”，也永遠不會滅絶。在歷史的夾縫之中，總會有草蛇灰線隱伏其間。也正是因此，儘管世相的變化“恒轉如瀑流”，但不同境遇的人們總能在久遠的時空之外找到知音。此時的歷史無疑已經成爲一面鏡子，祗是在這面鏡子中，不止可以看到王朝的興替，還可以照出現實的種種情狀。所謂歷史規律，儘管不像自然定律一樣機械刻板（其實自然定律也未必如此），甚至也不必以規律相稱，但卻仍然會以顯象的方式如期而至。歷史之象如何前後呼應，取決於事相與人群本身的關聯程度。誠如西諺所言，“太陽底下没有新鮮事”，在生命的意義上，曾經發生過的也一定會再來。也正是因此，自堯舜至春秋的歷史形態，纔在孔子的筆削之下，檃栝了人群變化的符碼，並因此成爲常道的載體，這就是經的起源。經因此既是歷史的，但又顯然超乎歷史。六經之中，易道揭示了生命宇宙本身的純粹形式，而五經則是宇宙在歷史時空的顯象，分别對應著不同的生命層次。出於樂官的《詩》、《書》、《禮》、《樂》，與出於史官的《易》、《春秋》，在孔子的融匯之下，檃栝了皇（伏羲，元）、帝（堯舜，亨）、王（禹湯文武，利）、霸（齊桓晉文，貞）四個歷史時代的精神原則，由此構成了一個本末、内外、隱顯相待相成的生命結構。這就是太史公所謂“《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的隱微之意。
因此，經學絶非簡單的歷史還原，而是用獨特的方式在對歷史時代中形成的經典觀象，由此揭示經典本身的種種義藴，特别是其在生命宇宙中的位置所在。假如缺少了這一視角，那麽經學充其量祗是一種不合史學規範的、夢囈式的歷史研究。二十世紀以後，經學之所以總是與歷史學糾葛不清，甚至不斷遭到來自歷史學界的質疑，與經學本身這種即歷史而又超歷史的特徵不無關係。經學的研究需要歷史學的介入，但又顯然不能止步於此。不僅如此，經典、歷史與生命本身的這種關聯，也決定著歷史學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在人類諸多民族之中，幾乎找不到一個民族像中國人一樣重視歷史。這種重視，不僅包括自商朝以來便已堪稱完備的書記傳統（所謂“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而且也包括藉史事以申教化，以及爲後世提供鑑戒的傳統。當然，似乎也不必因爲人類歷史總是無法避免犯同樣的錯誤，便以爲鑑戒祗是一句空話；因爲歷史的主體總是在不斷變化，儘管許多現象總在重演，但卻並不表明鑑戒完全不存在。這就像我們不能因爲總是有人違背衛生常識而死亡，便認爲衛生常識對所有人都未曾起過作用一樣。
甚至直到今日，普通人對歷史那種濃厚的興趣，依然與此不無關係。借用歷史來觀象，成爲中國文化的一種獨特且牢固的思維習慣（“意底牢結”）。被史學家所痛斥的種種戲説歷史（歷史演義）、影射史學，儘管既非歷史學，也非經學，甚至本身並無學術可言，但卻同樣參與著現實生活，甚至成爲没有受過系統思維訓練的普通人進行反思的主要形式。祗不過這種反思既缺少史學所要求的史事的實證性，也缺少經學所要求的觀念的嚴密性，因此常常成爲單純的情緒表達。於是歷史往往流於心造的幻影，而經典中的理想境界也常常成爲相互恭維或自我標榜的門面之詞。當歷史學界對文藝界所發出的“氣死歷史學家”的挑釁感到憤慨之時，也應知道，普通人的歷史興趣顯然並非祗是“發思古之幽情”，而仍然是對現實發言的一種形式。此時的歷史討論，與其説是歷史的，毋寧説是藝術的。尤其在日常語言受到種種約束，無法直抒胸臆的時候，歷史意象甚至還可能具有某種曲徑通幽之效。相像者總是在倏然之間飄然降臨，會心者則爲之相視一笑。當然，相反的情況似乎也存在，當象説或戲説成爲習慣之後，許多人已經忘記如何對事物作出正面表達。在這種情況下，儘管表達本身依然有其意義，但力量卻無疑大打折扣。因此，對這種觀象的傳統同樣有必要加以反思。
一般來説，觀象思維的一個關鍵意義在於，即便在無法確知事物内容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對事相的攝取來作出判斷。簡言之，在判斷事物是什麽之前，已經可以知道事物像什麽。觀象作爲一種理解事物的方法，與基於邏輯或事實陳述的表詮或遮詮三足鼎立。儘管“言不盡意”，但聖人卻可以“立象以盡意”，這是易象得以成立的關鍵所在。其實無論時下的科技界如何鼓吹“大數據”的前景，既然人類永遠難以真正具備上帝視角，那麽也就永遠有在無法確知對象的情形下作出判斷的需要。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觀象思維仍然是必須的。譬如對遥遠星際的探究，主要便依靠天文望遠鏡所攝取的種種圖像。而大爆炸宇宙論之所以被許多物理學家接受，便是因爲在星系的光譜中發現了紅移。
但觀象思維似乎也無法包打天下，假如執著於這種傳統，而缺少知性思維的介入，往往會因爲對事相的耽戀而忽略事實。祗有落實於形而下的事實層次，個體纔能真正在分位（禮）的意義上捍衛自身的獨立。這是孔門仁禮合一、仁知一體之學的真正可貴之處。“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祗重視乾道的結果，便祗能神遊天外，卻忘記了咫尺之内。何況所謂神遊，或許祗是不願直面現實的藉口。此即太史公在《貨殖列傳》中所説，“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在中國歷史上，“堯舜之治”、“三代之治”曾經長期作爲理想存在。姑且不論“堯舜之治”的大公理想，即便略遜一籌的“三代”仁政，仍然祗是一種理想的政教原則，真正的實現遥遥無期。牟宗三所謂傳統政道問題一直無法真正解決，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中國文化實實在在的困局。也正是因此，從實際的歷史進程來看，由於缺少了對事實的捍衛，文明其實在不斷萎縮。從夏商周“前三代”到漢唐宋“後三代”，再到元明清“末三代”的歷史變化，無疑便是最好的例證。如何在現實中建立起基於族群共同意志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便成爲華夏傳統的永恒難題。也正是因此，近代以來，一方面，許多學者或政治人物紛紛把目光轉向基於英美或歐陸的兩種西化，另一方面，重建明清時代政治傳統的努力卻從未停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便處在這一相互撕扯的張力之中，而這便是“第三期經學”無法迴避的生存土壤。如何在具體的生存情境中實現經學自身的新變，並反饋生活世界本身，是未來經學研究者的使命所在。

鄧秉元
2022年11月21日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学术体系之大宗。但晚近以来，受到受到西方的冲击与国人的蔑弃，加之自身未能建立起适合于时代的新的形态，经学成为已陈之刍狗，长期被否定。由此造成国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缺乏正确认识，在面对时代之挑战时也常常感觉捉襟见肘，无所适从。在此局面下，重建经学思维体系，从学理上改造经学的历史形态，使之在现代重现焕发生机。这是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事业。加之近年来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众声嘈杂之下，需要对经学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与阐释。本系列之用意即在于此。
本辑分学术遗札、古典新诠、出土文献与经学史、经史专论等几个部分，古典新诠继续收录了关于《老子》古本的校读和《孟子》的讲疏，基于传统经典文献，于古今学术方法能够取精用弘，既说理透辟，复抉发新义。出土文献与经学所收三篇文章，强调从文本的细读和篇章段落的辨析出发，审视其结构，尝试剥离出不同的时间层次，进而具论其编纂过程，对《春秋事语》等早期古书的性质和年代考证有突破性的新见。经史专论对于古典史学的作者性、修己以敬的传统经典话语、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和清代《仪礼》学等研究文章，各文依据文献，议论扎实，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邓秉元，原名邓志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经学史、思想史，著有《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孟子章句讲疏》、《周易义疏》等。

一百多年来，随着西力东移与西学东渐，经学遭到国人蔑弃，仅仅成为新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历史研究的对象。由此造成的最大的后果之一，则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失语，中国文化失去了表达自身的能力。几年前，中国学术界重提有关“中国有无哲学”的话题，便是这一失语仍在延续的一个表征。
经学的失语首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潜藏在晚清以来古今中西争论背景之后的，其实是建立在经学体系之上的传统学术无法在短期接纳西学，从而引起的文化上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在国力不振之际表现为文化上的盲目自戕，在国力稍苏之时则表现为观念上的盲目自大。如何摆脱这两种盲目状态，有赖于从学理上改造经学的历史形态，使之在现代重现焕发生机。这是需要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事业，绝非如时下所谓儒学在大陆的复兴，更多地只是一种立场上的自我宣示。其尤下者，则把经学重新打造成一种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只许信仰，不许质疑，这不利于时下中国文化的重建。
经学的缺位还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主义逐渐在中国思想界甚嚣尘上。反映在人文领域，则是以科学派新史学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种种以论代史、自命科学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尽管不无所见，但总的来说用一套与原有知识系统相异的理论或方法对经学加以剪裁，扭曲了经学自身的表述逻辑，妨碍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理解。因此，即便只是正本清源，也同样需要加深对传统经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