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民族志

序
 一个法学教授为何要写一本关于民族志的书？与许多类似问题的回答要求一样，这一问题既有详尽的解释，也有简略的答案。详尽的背景是，作为庭审辩护专家、法务伦理学者和历史学者，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投入到了对证据的研究之中。尽管表面上看，我的学术专长之间的关联并不紧密，但是，其中的每一项工作最终都关联着对目击内容和档案材料的评估，这些评估是为了对已得证据的可靠性和实际效用作出裁决。换句话说，对事实的谨慎评估是我多年以来最为关切的内容，几乎构成我个人工作的全部。我也写过一些书，关注现代法庭审讯中的举证问题和历史事件的探索与评估问题。因之，对于上述问题的详尽解释是，证据一直是我的关注对象，而民族志是我长期以来对事实的性质和复杂多样的背景认定的探索工作之上的自然延伸。而简略的回答是，因为我读到了一本好书。
 民族志很容易让人着迷。当整个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都愈来愈转向各种“指标测量”时，民族志脱颖而出，致力于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与使用密集的图表带给读者压迫感不同，民族志聚焦于每一个主体的生活体验，以此阐释社会结构的本质与后果，这是量化模型不能完全做到的。作为一名律师和历史学者，相较于多重回归，我自然更钟情于个人陈述；作为一名伦理学者，我更喜欢看到附着在真实生活之中的问题，而非空洞的抽象；作为一名作者，我从不惊讶于民族志作品长久占据社会科学作品的畅销榜；作为一名读者，我不需要我的朋友或同事重复推荐民族志作品给我。总之，我是民族志的爱好者。
 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计划起始于朋友发来的一封邮件，督促我阅读艾丽斯·戈夫曼（Alice Goffman）的《全员在逃：一部关于美国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志》（以下简称《全员在逃》）。他一并发来了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热情洋溢的书评。在这位朋友的建议下，我开始满怀期待地阅读此书。《全员在逃》是戈夫曼在费城西部贫困黑人社区进行的为期六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完成的作品。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二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阶段，戈夫曼对她口中“第六街”社区的青年人进行了观察。后来，戈夫曼索性搬到了附近的社区，有时甚至将她的两位线人收为房客兼室友。其间，戈夫曼连续记录他们的生活、困境，以及尤其重要的，几乎无休无止的从琐碎小事到重大犯罪引发的与法律打交道的经历。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且讲述得非常好，将一群不可避免地与司法系统相遭遇的年轻人日常偷偷摸摸、躲躲闪闪的生活带到聚光灯下。戈夫曼的研究对象（她称之为“第六街男孩”）几乎不间断地成为各种通缉令的拘捕对象——要么因为错过开庭日期或者未能履约缴纳罚款，要么因为违反假释或缓刑规定，要么直接成为严重犯罪的追缉对象。由于缺乏官方认定的身份或者受制于以往罪证，戈夫曼的研究对象因此不能得到和维持稳定的工作。他们只好转入地下经济，从事一些借贷、抵当、偷窃、毒品交易之类的活计，维继生存。他们终究担心被拘捕，因此避免出入一些常规场所，比如医院急诊室、驾驶证核发机构，甚至他们自己孩子的学校。

引言 民族志审讯
 成功的民族志研究需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建立信任。首先，研究者必须获得相关对象的足够信任以争取能够顺畅进入研究的社会和文化之中。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抉择，哪些研究对象本身是值得信赖的，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衡定针对研究社区收集信息的准确信、可靠性、典型性。最后，民族志研究者还需争取读者的信任。因为民族志的研究结果不能轻易用来复核，我们通常也只能全凭研究者的言说来表明样本足具代表性，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宏大社会背景和人口总体均有意义。
 普林斯顿的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曾提出“民族志审讯”（ethnographic trial）方法，假想民族志研究者因自己的工作失当遭致控告，然后对自己作品的准确信和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进行审核。这一假设情境中的原告应该是作品的读者，他们怀疑自己读到的是对潜在真相的错误描述或不实描述。
 在邓奈尔的模型中，假想的原告可能会指出“不可忽视的证人”（inconvenient witnesses）的证言，这些证人可能会暴露研究者的偏差、预设，或者回避。如果当研究者并不会对不可忽视的证人或者持反对意见的证人的证词有所忧虑时，邓奈尔解释道，他们可以“轻松地回避掉其他的视角，或者蒙骗他们自己认为其他的视角不存在或者没有用处”。
 民族志审讯的最终目标是保障“读者得到对社会世界的合理可靠再现的权利”，它不是想当然就能得到的。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事出疏忽，一位作者可能会突出某些事实而选择忽视其它，或者基于某些个别事件进行过度概括化。即使是一位格外仔细的民族志研究者，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从而歪曲她的原初印象——或是由于遭遇了一群不寻常的研究对象，或是由于身处一个研究田野当中不具代表性的某些角落。因为民族志研究者几乎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小规模样本上开展工作，邓奈尔提醒到，不管是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应该对‘有时’、‘经常’、‘频繁地’发生的这些分量很重的事情的宣称持怀疑态度”。
 邓奈尔呼吁，亲眼所见的事件能够成为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可靠的镜像，所以需要严谨的证实，人们很可能会认为，这种方法会在民族志研究者中得到广泛的遵循。但是，其他人则清楚地相信民族志研究者的观察应该被以表面价值的方式接受——假定普遍适用——姑且不论可能存有的不可忽视的证人给出的不一致情景。
 与邓奈尔的模型相对，查尔斯·博斯克（Charles Bosk）认为民族志研究者的唯一义务是描述“那些引导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情境对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进行概括化的确认特征”。他“有意误导”读者相信他的研究场所——叫作“太平洋医院”——位于西海岸，实际上是在其他地方（根据出现的石像判断很可能是芝加哥大学），他的概括化结论与他依据的地点是不相关的。他对此作了辩护：
 我特别指明我接受外科手术训练的地方位于城市的贫困区域，与一所精英大学和医学中心有关联，这所大学因其过去的殊荣和当下的成就备受尊崇。我仍然不太明白，一名读者还需要了解什么？还需要增加什么有助理解的东西？讲述得太清楚到底有什么好处？
 一场民族志审讯需要提供类似说服博斯克论调的抗衡论辩，作者在其中宣称权威以优先满足读者对更精确信息的兴趣。前副总统斯皮诺·艾格纽（Spiro Agnew）曾说，“如果你看过了城中的一处贫民窟，你就相当于看见过所有的贫民窟”，但是许多社会学家宁愿坚持“城市中的贫穷地区”彼此之间差别很大——正如不同的病区、不同的精英大学、不同的非医师雇员的员工池一样。4尽管他们由于身着手术外套和面具看上去一样，但医生个体之间还是不可替换的。

民族志研究大量依赖的是匿名的信息源。研究结果往往只是由研究者报告，读者无法看到原始数据。史蒂芬·卢贝特作为一名法学家、庭审辩护专家和法务伦理学者，对民族志研究中的证据问题提出了系统性质疑。他研读了大量民族志作品，评估了民族志作品中证据的使用（包括证据的来源、收集过程、呈现方式、可靠性等），并将其与法务实践中形成的认定证据可靠性的标准进行比对，发现大部分的民族志作品都缺乏事实核查。卢贝特针对社会科学质性研究中证明的本质，利用辩护律师的工具，基于当代研究文本和原始资料来源，探索了民族志叙事背后的故事。

史蒂芬·卢贝特（Steven Lubet），美国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抗辩学、法律与司法伦理、法律史等。

作为一名法学家、庭审辩护专家和法务伦理学者，史蒂芬·卢贝特对民族志研究中的证据问题提出了系统性质疑。对证据质量的更多关注，将有助于改进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提升民族志研究的严谨性，使这一领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长足的发展。本书还建议民族志学者可以从法学、新闻学等学科那里学习如何核实证据。

· 第一本检验民族志作品准确性的书
· 评估过去30年中主要的民族志作品
· 为发展更为可靠的“基于证据的”民族志提供建议
· 考察了民族志中的重要主体，包括城市犯罪、管制过度、住房危机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失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