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秩序

兆旺大作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欣然命笔。
兆旺是一位为学扎实、低调而又胸怀壮志、不畏艰难的研究者。他的这本著作，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不仅对诺斯等人提出的权利开放秩序理论提出了系统、深入的批评，还提出了自己的优化模式。此项研究既要应对庞杂相关理论和观点，梳理其认识理路，又要处理大量历史叙述，拨开枝枝蔓蔓，揭示变迁的主干，绝非易事，如今成果得以出版，可喜可贺。
说实话，我对诺斯等的理论并无深入研究，但是一直觉得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制度中心主义方法论存有较大偏颇。我清楚学术研究总要在聚焦的基础上方能展开，学者或许有时也需要通过极端的表述来凸显某一方面要素的重要性，并且我也承认这是一种具有自身学理起点和参考意义的研究方法，但是仍然不赞同以之为研究工作的圭臬，毕竟这种方法将地表上的建构物本身当作了基础。
兆旺的大作肯定了诺斯等人的权利开放秩序理论的学术贡献，同时犀利地指出该理论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它并未揭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发展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动力。第二，它并不能充分解释诸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确实，纵观历史上中西重大政治制度的变迁，有哪一个不是历史背景变化以及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如同兆旺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西方主要国家公民权利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本质上亦非来自一劳永逸的“精英合谋”与政治建构，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其主要推动力来自自下而上的大众运动。而关于这一点，兆旺先前在他的《民主与福利：社会结构与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中也有论述。诺斯等人的权利开放秩序理论与非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之扞格难通更是显而易见。以二战后经济发展的优等生日本为例，恰恰是宪法中的对财产权所作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限制、与权利开放秩序格格不入的“行政指导”以及“谈合”等惯例成为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兆旺在书中对暴力、权利、竞争、秩序等比较政治学重要概念的阐述也是值得称道的。诺斯厌恶暴力，在他的所谓权利开放秩序中，暴力统一由国家掌握，并且由政治系统控制，政治系统受到约束而不能非法使用暴力，任何党派和政治集团都不能滥用其对军队的控制。诺斯的这一观点不仅无视掌控暴力的国家本身所具有的阶级和集团属性，也无视西方政治发展史上暴力所发挥过的新社会、新秩序的“助产婆”的功能。如同兆旺所指出的那样：“暴力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客观的效果不能被轻易低估。” 诺斯认为，公民和市场主体自由参与市场经济、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应当尽可能开放，这有助于激发社会竞争活力，但是如同兆旺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中，权利的形式与实质未必是一个整体，防止二者的分离同样重要。诺斯赞美竞争，实际上将其视为至上的价值，因为它可以激发活力，带来所谓的进步，而兆旺认为，应该对竞争本身进行分析，防止和消除恶性竞争，建立面向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竞争失败者的保护机制。至于诺斯等人所言之秩序，兆旺在书中更是以一句“谁的秩序？”，直击问题之要害。
西方中心主义也是兆旺写作此书时的关照之一。无须讳言，比较政治研究曾经是西方的学问，这既是事实，也具有历史的阶段合理性。首先，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域交往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侵略开始的，面对那些对象国家和地区，不仅诸多西方学者个体的研究兴趣被激发，就学术界整体而言，也需要有一套系统的话语叙事适应乃至于服务于此种扩张之大势，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比较政治研究由此而兴。其次，在那些遭受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和侵略的国度，许多先进分子认为，来自西方的、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确有其值得学习之处，他们主动从西方的经验中寻求解决自身国家、民族和地区问题的药方，以西方为尺度确定自身的方位，这成为了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方法论的第二个来源。然而时过境迁，一方面，西方政治和政治制度模式的固有弊端暴露无遗，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和话语叙事自身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开始令人有百孔千疮之叹，于是乎世界各国发展的多样性呼唤新的研究视角和话语叙事。我相信，在比较政治研究的改进方面，中国学术研究界应该会有自己的贡献，但是即便有再大的贡献也只能是对比较政治研究视角和话语叙事的丰富，不可能也没必要成为新的中心。
理想的新比较政治研究不应仅止于丰富研究视角、增添话语叙事，还应该努力弥补过往比较政治研究的缺陷。我以为过往的比较政治研究除了视角过窄之外，至少还存在以下明显的不足：一是较为简单，主要是类型学的研究，而且分类标准也较为单薄，如民主、专制、威权等等，未能充分体现人类政治生活的丰富与厚重。二是政治绩效的比较指标范围过窄，且基本是平面的、着眼于达成度的，缺乏关于特定时间段内的变化幅度的测量和比较。三是偏重研究成果在一时一事一地的运用，研究时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简陋的现实政治的简陋的工具，未能深度服务于人类政治知识和人类整体幸福的增长。四是扩张有余、贡献不足。比较政治研究所属的政治学本来是要研究、论证、回答可以期待的良善的政治是什么，但是不少研究似乎已经放弃了这一研究主旨，其作品更偏向于历史学而非政治学，这些作品告诉人们的是，与他国、他地、他时相比，此国或此地或此时的政治是怎样的，以及为何会有如此之不同或者相同。历史成了政治学研究的目标本身，而不再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理想的新比较政治研究应该坚守政治学研究的初心，同时拓展比较研究的领域，不仅是制度体系的比较，还应该开展价值观体系的比较。政治价值观引领政治实践，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实践的升华和固化。开展政治价值观体系比较研究不应是为了分出个先进、落后来，更不应该是为了恶心他人、娱乐自己，而是要通过系统、科学的比较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不同的政治体系，实现不同政治体系的共同进步。我之所以加上这一段，是因为兆旺已经涉足比较政治研究，而我相信他和他这一辈政治学人有能力做成此事。

臧志军
2022年12月12日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对诺斯（西方学术大师、经济学诺贝尔的获奖者）等人近年来所提出和运用的“权利开放秩序理论”，展开了相应的批判性学术研究。该研究肯定了诺斯等人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竞争机制重要性的强调，特别是其“发现”和运用了熊彼特所阐释的“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机制。与此同时，本书也指出诺斯等人的相关研究忽视了现代社会的暴力根源，以及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在社会秩序形成和持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此，本书揭示出：支撑诺斯提出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是西方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所谓的“西方发展经验”。诺斯等人相关研究的风险在于试图轻易地将经济领域的竞争机制毫无保留地引入到政治领域之中，而未强调在此过程中社会控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本书研究采用多方面、多维度、多条线的综合分析的方法，如系统分析的思维、比较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本书所涉及的四个案例进行了深度案例分析：城市形态变迁中的权利开放秩序、美国内战及其竞争性开放秩序的崩塌和重建、东亚模式中以政府“灵巧之手”构建的国家协调型社会秩序、巴西权利开放秩序的限度。通过案例的对比分析，本书得出初步的结论：我们需要持续、深入地探究世界各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暴力控制、权利开放、竞争机制、社会控制或国家协调型、法治秩序构建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应该注重多元现代化模式，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对比性分析，而不能被诺斯等人尝试性的分析框架所迷惑。书后附录了诺斯早年关于经济史和制度变迁理论等领域专著的书评。

陈兆旺，江苏盐城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政治学会理事，美国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访问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第八届“优秀青年学术骨干”，上海市委统战部2021年度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奖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福利国家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良好），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等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5项。曾在《学术月刊》《中国行政管理》《战略与管理》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已出版个人专著《民主与福利：社会结构与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路径》（2015年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全额出版资助）1部，合著《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等2部，独立编著人力资源教辅书1部，副主编教材1部，参编教材1部。

诺斯为国外著名的学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如作者所言：本书将围绕着诺斯等人所提出和运用的权利开放秩序理论，进行批判性跟踪研究与新的发展模式探讨。权利开放秩序理论是诺斯晚年“集大成”的理论创新。本书是一本功底扎实的理论专著，资料完备，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梳理中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观点建立在资料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看法。作者的立场是中肯的、正确的。他将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归纳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并非诺斯等人所归纳的那样，只有西方一条。本书通过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方法，解释人类在部分价值追求和发展目标上可能有趋同的趋势，但在实现路径上显然不可能只有欧美一座“独木桥”，而是存在着多条发展和实现路径，这也比较符合当代学术界关于多元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理念，所以作者将其归纳为“多元发展模式”。本书基础很好，做得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