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浪漫主义天才

序１

文明互鉴 求同存异

迫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改良的滥觞。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赶超，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转向上层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维新”，新国家必先新风气、新风气必先新文学被提上日程。这也是五四运动借文学发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要由来。

是以，从古来无史、不登大雅的文学着手，着眼点却在改天换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檄文，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等前赴后继，文学革命蔚然成风，并逐渐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变革的浩荡大河。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学始终是狭义文化的中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学发展和文明互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此乃大同精神所自也、最大公约数所由也。如是，“建设文化强国”写进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这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动能。

一

《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几乎是大道的同义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同时， 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是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交流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明确提出，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现实阐发，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想中遵循“天时” “人心”的原则。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崇最大公约数：除基本的民族立场外，还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最大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文化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谐和万邦；同时，中华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当然，中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见贤思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信条之一，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将导致悲剧和苦果。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方兴未艾，学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降，我国摒弃了文化自足思想，从而使“西学东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具体说来，二百年“西学东渐”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大大刺激了我们麻木已久的神经。于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思想等众多现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于“东学西渐”。设若没有古代东方的贡献，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向度将不可想象，“两希文明”也难以建立。同样，在中古时期和近代，如果没有阿拉伯人通过“百年翻译运动”给西方带去东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

总之，丰富的文化根脉、无数的经验教训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使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而且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也益发奠定了国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品格。

二

人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身份证。而我更乐于用基因或染色体比喻文化。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气质，是染色体，是基因。它决定了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既有发展变化，又不易被淹没的活的魂灵。

如今平心而论，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硬件上尚有不少“卡脖子”的问题，软件和细节方面就更不必说。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而文学艺术不仅是世道人心的载体， 也是文明互鉴中不可或缺的航标。

前辈钱锺书先生一直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古人则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谓。人需要借镜观形、换位思考、取长补短，民族、国家亦然。

有鉴于此，我真诚地祝愿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顺利出版，祈中华文化在吐故纳新、温故知新、不断鼎新中“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众议

序２

匿名的共同体与“回家的召唤”

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 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

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

但具体而言，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

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 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 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

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 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 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

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

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 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

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文）、塞万提斯（西班牙文）、但丁（意大利文）、卡蒙斯（葡萄牙文）、歌德（德文）、雨果（法文）、普希金（俄文）、泰戈尔（孟加拉文）、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夏目漱石（日文）——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 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 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

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

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圣经》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

最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许钧

本书用理性而富有文采的笔触，为读者回答一个终极问题：雨果何以被称为浪漫主义天才？写下《颂歌集》《东方集》《秋叶集》《暮歌集》中那些诗歌的雨果无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引发古今大战的《艾那尼》无疑出自一个浪漫主义者之手；而《巴黎圣母院》里所有对自由的向往、对旧秩序的控诉也可以被简述成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他以文字为武器，独立于任何具体的政治派别之外，介入社会，呼唤正义、真理和自由，在想象域实现了人的解放。

本书“近距离凝视”雨果，除了回到雨果和雨果的作品本身，理解它们的生成与生成它们的时代如何互为因果，也理解在那个时代下的雨果是如何和世界文学的风暴中心融为一体，并且生成了新的风暴，席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