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南向开放:D二卷

第一章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

从四川出发

第一节通往南亚次大陆的“蜀身毒道”

自古所称的“蜀身毒道”来源于《史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筇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又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

通过《史记》的描述，可以明确判断，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南向地区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自发形成的商道早已存在，沿线的人民通过这些商道较为频繁地相互往来。公元前139年，张骞从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的报告中强调，曾在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见到有古蜀国特有的竹杖、蜀布等物品在出售，因而知悉早在其“通西域”之前已经有蜀国商人经商到了“身毒”——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故而古人将这条连接古蜀国和古身毒国的南向通道命名为“蜀身毒道”。“蜀身毒道”由中国国内两条道和通向国外一条道共三条道组成。①“牦牛道”其主要走向如下：自成都西至邛崃南下，经名山一雅

一西线“牦牛道”

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德昌—米易—会理一攀枝花一云南永仁一大姚一大理。

《史记》所称“蜀身毒道”，其实就是南丝绸之路的西线，从汉于蜀，代始称“牦牛道”。汉武帝在公元前111年置“旄牛县”

“旄牛”就是“牦牛”的别称，因此地位于大渡河南岸（现在雅安汉源一带）且紧邻“旄牛羌”，故而名之。据考证，此路早在战国以前便已存在并为民间所使用，沿途百姓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广开贸易，主要用蜀地盛产的茶、盐、铁、铜等物产，去交换急需的僰僮、牦牛、笮马等。正是看到“牦牛道”在南向交往中的重要价值，汉代加强了对沿线的统治，尤其是越巂郡太守张嶷首开官道“牦牛道”，作为中央王朝的边贸集散地，此官道为南丝绸之路西线之一段，为四川主要驿道干线之一。自此，“牦牛道”以其地利成为历朝历代封建王朝控制“西南夷”的军事要塞和抵御西向威胁的重要桥头堡。

二东线“五尺道”

“五尺道”从四川出发往东南行，经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

（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

“五尺”之名源于其路宽五尺，所以称为“五尺道”。五尺道为战国时期蜀并入秦国后，为秦国派遣的蜀郡太守李冰所开官道，所以古称“秦五尺道”。秦国开通此道，主要是加强蜀地与云南和中原的联系，以便于发兵统治。《史记》中有“秦时常頞通五尺道”的记载。至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积极开凿通川南雅安、西昌及云南大姚之邛、管、井、駹等西夷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