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B004）潘伯鹰藏书后赠送许伯建收藏的書籍：《左传礼说》张其淦
￥ 18000 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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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其淦
出版人张其金
年代民国15年 (1926)
纸张白纸
刻印方式铅印
装帧线装
四部分类经部>礼类>周礼
尺寸26 × 15.5 × 1 cm
册数2册
上书时间201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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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淦（1859年－1946年），字豫泉，广东东莞人。清末官员，学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1]。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散馆，著以知县即用[2]，改山西黎城知县。官至安徽提学使。辛亥革命后，在上海隐居，专心著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卒。。潘伯鹰（1904年—1966年），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安徽怀宁人，现代书法家、诗人、小说家。著小说《人海微澜》、《隐刑》、《强魂》、《雅莹》、《残羽》和《蹇安五记》。论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等。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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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淦为清末民初岭南学者,其《左传礼说》为民国经学中《左传》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通过张其淦的师承渊源、基于所处时代开展的学术活动,考察《左传礼说》的成书背景。从《左传礼说》的序言及正文,以厚左氏、释礼有新意、多处驳斥杜说等探讨该书的特色。
许伯建，名廷植，号蟫堪、阿植、补茅主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一九九八年。生前为民革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书协副主席、顾问、重庆诗词学会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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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淦 撰 民国十五年（1926）印本 白纸二册一函 作者简介：张其淦（1859-1946）字豫泉，广东东莞人。清末官员，学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选庶吉士，改山西黎城知县。官至安徽提学使。辛亥革命后，在上海隐居，专心著述。著有《寓园丛书》、《洪范微》、《左传礼说》、《邵村咏史诗钞》、《松柏山房骈体文钞》等。 26x1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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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山西巡抚府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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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因他在任内黎城境中有外国传教士7人被义和团所杀，涉嫌保教不力而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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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莞后，任石龙龙溪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达7年。此外，他还兼任东莞明伦堂沙田局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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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图谋将东莞万顷沙的田产收归国有，他会同邑绅陈芝岗、钟菁华等共赴京师，联同京官邑绅联名向朝廷奏请，才使东莞的公共田产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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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涉嫌案大白，张其淦任安徽省候补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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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礼经，礼经学还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象（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清）凌曙《公羊礼疏》，（清）侯康《谷梁礼证》（未完帙），（民国）张其淦《左传礼说》，即属礼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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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三四十年的冷寂之后,礼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学界渐有回暖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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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学还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象(宋)张大 亨《春秋五礼例宗》,(清)凌曙《公羊礼疏》,(清)侯康《谷梁礼证》(未完帙),(民国)张 其淦《左传礼说》,即属礼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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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传》是以皇帝权力下的封建势力爲背景，把批评易传的实践论作爲一个目的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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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形成时代可以推定爲易传的形成达到一定程度的时代，即秦到秦汉之际以后。从《左传》的礼，可看到在《吕氏春秋·本生》实践论的基础上而理论化的迹象，这可以作爲关于《左传》形成时代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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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传》的形成，自从清代的公羊学者主张西汉末年僞作说以来，衆说纷纭。但最新发表的板野长八先生的论考1，通过精确的思想分析，详细地讨论《左传》的礼论和人论，进而确定了其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其考证的精密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此研究似乎可以爲关于《左传》形成的争论打上一个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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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形成时期与《荀子》、《孝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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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按照《春秋》这一编年记叙述春秋列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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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史叙述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左传》往往在事情发生前以预言的形式表示某一个人、家、国的未来的吉凶祸福、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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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预言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按照森秀树先生的整理2，有卜筮、梦占、占星、相人、鸟兽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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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预言，应该说这种预言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就是说，它以儒家的眼光来讲某一个人应该怎麽做、他的道德实践如何；以此爲根据，预言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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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隐公三年，卫庄公对其公子州吁的专横跋扈置之不理，石碏预言庄公的凶事时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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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翌年庄公果然被州吁所弑。另外，桓公二年，鲁桓公有不合礼仪之行，臧孙达从道德的观点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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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史听说这件事，预言臧家未来的繁荣，说：“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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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观察这些预言故事，会发现一些故事中有诸如此类的句子：“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成公十三年）、“礼以庇身”（成公十五年）、“礼，国之干也”（僖公十一年3、襄公三十年）、“礼，人之干也”（昭公七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定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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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预言说，礼、敬等实践中所需要的德目是人类生存及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认爲，这个逻辑也是其他以礼、德为中心的预言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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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爲什麽礼、德成爲人类生存及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实践礼、德会给人带来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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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依据的是这样一个逻辑，例如：成公十三年，成肃公有不敬行爲，刘康公就此预言他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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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中有语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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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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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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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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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活于上天所赋予的命运下。爲保持和确定这个命运，而有动作、礼义之则，这就是礼。因此勤礼者定天命以得福；不勤礼者败天命以遇祸。这便是此段的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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