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文献辑刊（16开精装 全256册）2C02z c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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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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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春磊, 王卓华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ISBN9787540257019
出版时间2020-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250000元
上书时间202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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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益吾，號葵園，世稱葵園先生，清亡後自號爲遁。祖籍江南上元（今南京市），先祖明代封官岳州府時遷居長沙，隨爲長沙人。至其父輩時家道已中落，其父王錫光只能課徒自給，并對三歲發蒙的王先謙以『扶世翼教』相期。先謙十八歲補禀膳生。後以『糊口無資』，曾三次佐幕于軍營，其中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赴安徽安慶，任長江水師嚮導營書記，數月後辭歸。同治三年，任湖北提督梁洪勝營幕僚，辭歸後參加當年鄉試中舉，次年（即同治四年）考中進士，開始了其較爲順利的仕途生涯，歷署國史館編修、翰林院侍讀、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曾典試雲南、江西、浙江。致仕後，归里讲学，撰刻群籍，文獻學成果豐碩。王先谦在晚清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尤有功于楚学，或稱为湖湘学派最后一位大师。
除早期因爲糊口而入幕爲僚外，王先謙出仕後所任均爲學官，與教育的關係頗爲切近，在任内又曾設局刻書，大力提倡文教。如在江蘇學政任内組織刻印的《南菁書院叢書》，内容涉及經學、禮法、文學等社會科學和天文、數學、科技等自然科學，领域诸多，兼容并包，對保存文獻産生了積極作用。他還敢于在朝廷之上亢直進言，常發切中時弊之言論。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皇太后慈禧有意興修其頤養之地南海、中海、北海，即所謂三海。其時兩江、兩湖、兩廣地區遭遇了數十年所未有之大水灾，王先謙上《奏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指出興修三海工費浩繁，會消耗國庫，并提議用捐修三海的金錢廣賑灾區，以保全人民生命。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又上《奏太監李連英招搖請旨懲戒折》，彈劾總管太監李連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穢聲劣迹，傾動中外，驚駭物聽』，要求對其嚴加懲戒，以振綱紀、肅群情。
王先謙宦情素淡，在任江蘇學政期間，家中屢遭變故，兒女夭折，遂興歸隱田園、退居林下之思。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稱病致仕，歸里講學，撰刻群籍。主講于長沙思賢講舍、城南書院，爲岳麓書院末任山長，主講達十年之久。在書院任教時，王先謙樂育英才，充實教學，孜孜以樸學砥礪學風，并率先進行課程改革，以避免學子染上空疏的弊病，他指出：『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他强調務實，諄諄以勸學爲亟，要求學生爲學应以『力學修身爲本務』。在這一教育思想指導下，王先謙培育出一代湖湘後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教育成就。
光緒二十三至二十四（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間，王先謙深感于時文制藝在現實政治中日益凸顯的弊端，作《科舉論》。他在文中指出自中日甲午戰争之後，清政府面臨『國威不彰，列邦劫持，財力殫竭』的困局，已經到了『岌岌如不終日』的境地，此時國家可以依靠和期待的，唯在于人才一途。科舉考試采取的『時文』『制藝』等内容，『陳言相因，無窮期也』，士子們一旦『幸而取科目，入仕途』，旋即對這塊敲門磚『唾棄如芻狗』。與此同時，往往只有少數幸運兒能通斬獲功名，更多的讀書人雖然經年累月地研習舉業，却難免鎩羽而歸、困頓場屋的命運。他們『牽率因循』，將大好的時光和生命耗費在研習時文制藝之上。科舉阻礙了士子們獲取現實知識，限制了他们開拓學術視野，更在事實上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費，因此革除科舉弊端勢在必行。難能可貴的是，王先謙本人亦是通過科舉踏上仕途的過來人，且一生以經學爲重，以維護傳統儒學價值觀爲重要使命，却能在近代化的進程中，認清形勢，順應潮流，積極倡導廢除製藝，其所踐履的正是以經世務實爲重的湖湘學派的精神内核。
經世致用是貫穿王先謙一生始終的主導思想。于洋務運動時代，王先謙還留心時務，長期關注西方先進的工藝和技術，主張工商層面的中外競争，積極興辦實業。體現其相關思想的著作有《海軍論》《工商論》，分别强調了充實兵備和發展實業的現實重要性，折射出對時局的深刻洞見，展現了他深厚的家國情懷和自覺的政治使命感。除此之外，王先謙身處清末提倡洋務、實業興邦的時代氛圍中，也投身于興辦近代工業的大潮，會同其他湘紳集股創設寶善成機器製造公司，并親身經理其事。這是其經世致用思想在實業救国方面的又一體現，也可證明王先謙的精神内核中事實上具有革新的一面。
但是，在維新運動中，王先謙雖然一開始對于新學也曾積極提倡，并參與創設時務學堂，邀請梁啓超擔任教習，而當新思潮的矛頭直指傳統君權與政統時，他却又不遺餘力地出來加以反對，要求整頓教風，摒退主張异學之人。從這些主張與行動中可以發現，維護傳統的君主政治體系，是王先謙所秉持的最爲根本的政治原則，在思想上則可以將之視爲對儒家精神與操守的體認。他的經世致用理念，無論表現爲新或者舊，積極或者保守，都是圍繞這一原則來行動與服務的。
王先謙經世致用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則是其文獻學實踐。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湖南巡撫岑春煊將王先謙所著書經呈送清廷，王先謙賞内閣學士銜。辛亥革命、民國改元之後，王先謙改名爲遁，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病逝。
二
王先謙的一生，主要致力于政治與學術， 可謂集政治家與學者于一身，其貢獻則主要體現在學術上。中國學術發展至清代，于乾嘉時達至全盛。乾嘉巨子及其後繼者在訓詁、校勘、纂輯整理古籍等方面，建樹一代學風，碩果累累，確立了朴學的崇高學術地位。同光時期，王先謙繼承乾嘉遺業，以集解體式注解古書，成果豐碩，成爲著述最富、治學領域最宏闊的晚清學人，其影響至爲深遠。
王先谦一生縱覽古今圖籍，于學術涉獵廣博 ，校注群史，考證諸子，治學『自經、史、諸子百家、傳記以及當世掌故、中外方輿， 無不研討編摩， 旁通交暢』（善化瞿鴻禮），生平著書二十四種，編輯校勘之書多達五十餘種，近四千卷。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王先謙意識到文獻典籍傳承的重要性，同時重視當代文獻的輯録與編輯，認爲『博古尤貴通今，士人讀書，經史百家，皆應究心』（王先謙《王先謙自定年譜》）。在從事著述的同時，王先謙還創設書局，積極組織學人整理彙刻文獻，編校刊印典籍。其文獻學實踐與成就，實爲晚清學術史與文化史上的一大盛舉。
以下就分别從其經史子集等幾個方面分别加以介紹，舉其犖犖大者，以窺其『集大成』式的文獻學研究特點。
（一）經學
經學在王先謙的學術成就中，占有極爲重要的地位。他注重保存經部文獻，对發展學術貢獻巨大。其治經遵循乾嘉學派考据遺軌，勤力考辨探尋今、古文學術源流，厘清名實。他十分重視對前人研究的吸收、補充和疏正，同時善于使用集解或集注類體裁，系統總結當代漢學研究成果，集其大成，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經解和考據取得獨到的見解和創獲。身处今、古文的判然分明的學術氛圍中，王先謙于經學研究偏重今文，致力于辨證古文之僞而不拘門户，甚至推崇實證，主張親歷實地，在實踐中體現出求真務實的學風。
《皇清經解續編》一四三〇卷（一八八八年彙刊）。亦稱《續皇清經解》《南菁書院經解》。該叢書爲王先謙所整理當代文獻典籍，共計收録百十一家清人所著二〇九部、一四三〇卷經學著作。若將該書和阮元《皇清經解》并置，則有清一代最主要經學精粹可謂盡入彀中。王先謙《王先謙自定年譜》：『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七歲』條：『六月，出棚，科試江寧，并録送遺才。是月，《皇清經解續編》刊成。余奏刊《經解》，後到蘇州晤松鎮青中丞駿，與商此事，慨然允助刊四百卷。仁和葉槐生主政維幹在上海主書院講，亦願在滬助刊。余複設局長沙、江陰兩處，延親友分董其事，成書一千四百三十卷。廣丐同志，鳩集五萬余金，以二年余，獲成巨編。非友朋飲助之力不克至此，誠厚幸也。』《皇清經解續編》補充了阮元所編《皇清經解》未選入的重要著作， 如顧炎武、王夫之、毛奇齡、閻若璩、江永諸家之作；彙增嘉道之後漢學諸家，如洪亮吉、嚴可均、馬瑞辰、龔自珍、俞樾等説經、注經之主要成果。體例一仿阮元《皇清經解》，合正續兩編，以著者年代爲次序，始于明末清初顧炎武《九經誤字》，終于清末林頤山《經述》。全書以乾嘉學派著作爲主，參與其他學派學人之作。從著作性質着眼，則可分爲經義類（包括《周易》類二十餘種、《詩經》類二十餘種、《三禮》類三十餘種、《春秋》類三十餘種、《尚書》類十餘種、四書類十餘種），小學類（主要包括訓詁、音韵、校勘等語言、文字類著作，著名者如孔廣森《詩聲類》、嚴可均《説文聲類》、江沅《説文解字音韵表》、錢坫《爾雅古義》等；研究經傳异文之著述，較著者如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徐養原《儀禮今古文异同疏證》、陳喬樅《詩經四家异文考》等），典章名物類（十餘種，較著者如惠棟《明堂大道録》、江永《儀禮釋宫增注》、焦循《群經宫室圖》、毛奇齡《續詩傳鳥名》、俞樾《詩名物證古》等），天文地理類（較著者如陳厚耀《春秋長歷》、羅士琳《春秋朔閏异同》、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朱右曾《詩地理正》等），劄記類（較著者如俞正燮《癸巳類稿》、陳澧《東塾讀書記》、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這部經解所收多爲專著，少有單篇殘章，從而避免了割裂散漫的現象，雖然不免『濫收』之譏，實則爲清代經學著作之集大成者，在保存學術、傳播經學方面意義卓特。《皇清經解續編》的成書，反映了王先謙對當代文獻整理的重視，其『惟是彙而存之，以待後善學者擇焉』的輯刊目的，也體現了他一貫的治學態度。
《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一九〇四年刊行）。該書爲王先謙最重要的一部經學著作，乃其自撰中成就最大者。該書彙輯《尚書》今、古文文字差异和義説分歧，明古今、辨真僞，是清代漢學關于《尚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條（頁二六七）：『先謙篤嗜學問，纂書甚多，大都搜集衆説成之……先謙此書亦以功令所布，故仍用其經傳元文附諸考證，無分今文古文，自《史》《漢》《白虎通》《論衡》諸書，迄于熹平石經，可以發揮伏生、歐陽、張生三家經文者，采獲略備。兼輯馬、鄭傳注，旁征諸家義訓，其有未達間下己意，今古文説炳焉著明。其友皮錫瑞著《書經通論》，稱是書詳明精確，最爲善本，洵非阿好。』《尚書孔傳參正》以傳統的的乾嘉漢學考據方法， 采用集解之體裁，并取今文、古文和孔傳，體例完備，編排合理，博收旁采，資料豐富。在這部著作中，王先謙補正前人疏誤和缺漏，系統而全面地整理與總結了自清初閻若璩至清末皮錫瑞幾乎所有清代漢學大家的《尚書》研究，并加以補充和發展。他摒棄門户之見，考校异説，評判高下，兼下己意，時出按語，見解獨到，態度公允，在學術上多所創獲。《尚書孔傳參正》曾獲致『甄録商精』的評價（張舜徽），洵爲清儒研究《尚書》之代表作。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一九一五年刊行）。初名《三家詩義通繹》。《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詩三家義集疏》二十五卷』條（頁四三九）：『是書搜緝三家遺説，誠卓然可傳。』 該書《序例》云：『余研核全經，參彙衆説，于三家舊義采而集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于破墨守，暢通經旨。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觖望焉。書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本書引書浩博， 網羅散佚， 兼綜并蓄。輯集西漢時齊、魯、韓三家今文《詩》説，搜討歷代文獻，鈎稽時人著述，殆無闕餘，蔚爲大觀。尤其對各家有關文字、聲韵、名物、地理的諸多考證，詳加采擇，考證彰明，洵稱完備。經文之下臚陳三家佚文遺説，『疏』則首列毛亨傳、鄭玄箋，再徵引歷代各家論説，對于三家解説詩旨與《毛詩》相同或三家無説者，注以『三家無异義』、『三家義未聞』，采取闕疑的處理辦法，體例著明，便于稽考。全書博洽嚴謹， 排比精密，融會貫通，參以己意，創獲頗夥，對《詩經》學做出了極有價值的重要貢獻，同樣可視爲一部具有集大成意義的經學著作。
（二）史學
王先謙的文獻學成就遍及經史子集，其中又以史學方面的成就最爲卓著。他的史學研究注重古今并治，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用考據方法校讎史地著作，仍然體現出對乾嘉遺學的繼承。在具體的史學研究中，注重『辨章學術，考鑒源流』，梳理相關問題的學術史發展脉絡，具有專題『史學史』的意味。在考證舊史方面，尤其重視對版本的選擇和鑒定，以此爲基礎旁采諸家之説，以抉疑辯難，其代表作當推《漢書補注》《新舊唐書合注》等。
目録之學向爲中國古代傳統學術所重視，乾嘉學人更是認爲『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受到這種學術氛圍的薰陶，王先謙也非常重視目録之學，積極整理和辨别古代文獻，整理和刊刻了《天禄琳琅前後編》等目録書。而《合校水經注》四十卷（一八九二年刊行）則在酈學研究領域影響很大，爲《水經注》較好的校本，是近百年來研治《水經注》的通用之作。
邊疆史地民族也是王先謙史學研究與著述的重要内容， 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蒙古通鑒長編》《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説》等。《蒙古通鑒長編》乃集清儒之衆説， 通合校勘而成。《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説》（一八九一年刊行）是學術史上首部考訂中山國歷史的專著，被後世學者視爲『空谷足音』（李學勤）。伴隨着清末西學輸入我國，面對晚清的動蕩時局，在多病的晚年， 王先謙努力適應學術潮流， 積極求新，主動轉向，研究外國史地之學，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三十六卷（一九一〇年刊行）《外國通鑒》三十三卷等，均是從介紹域外角度以警示國人，可見其政治思想與學術視野，在當時不乏開創性意味，實屬難能可貴。
《東華録》《東華續録》共六百二十四卷（一八八四年刊行）。該書彙集清史基本資料，記述清朝掌故，詳盡宏博，爲清代大型編年體史書。其書因清史館在東華門内而得名，王先謙在史館任職時期，得見金匱石室秘笈，勤力編著，于光緒十年在湖南守制時刻成。《東華録》本身有多種版本，此前蔣良騏曾作《東華録》三十二卷，敘清開國至雍正五帝六朝事，略嫌疏簡。王先謙因『病蔣氏簡略，復自天命至雍正録之加詳』，編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史實爲《東華續録》，對其予以補充；重輯録雍正朝以前史實與《東華續録》合成《九朝東華録》；續作咸豐、同治兩朝，合成所謂《十一朝東華録》，實是一部巨著。全書以實録爲主，主要收録有關諭旨、聖訓方略、制度、軍務、奏章等文獻資料，補充了許多實録所未載的豐富資料，『凡登載諭旨，恭輯「聖訓」「方略」；編次日月，稽合「本紀」「實録」；制度沿革纂「會典」；軍務奏摺取「方略」；兼載「禦制詩文」，旁稽「大臣列傳」。』兩書裁截得當，條理清晰， 『十朝謨烈，燦然大備』，加以查檢方便，成爲治清代歷史者必讀史料，至今仍嘉惠學界。
《漢書補注》一百卷（一九〇〇年刊行）。該書爲《漢書》注本，以訓詁考據方法研究專史，是繼唐顏師古之後，總結前人《漢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謙自序云：『師古《漢書注》出，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臣。但未發明者固多而句讀誘誤，解釋舛駁之處亦多見。于是究心班書，博求其義，薈最編摩，撰成此編。』 王先謙熟悉《漢書注》各種版本，在此基礎上加以甄别選擇。該書以汲古閣刊顏師古注本《漢書》爲底本，參酌諸本，廣羅自隋蕭該以下至清俞樾四十七家注《漢書》者之優長，對《漢書》古字古訓加以注解，補舊注之漏，排比成書，終于使散見諸書的歷代《漢書》研究萃于一編。王先謙在兼薈衆本的基礎上校勘异同，補綴辨析，去取精當。全書規模宏大，資料豐富，詳于考證，出處清晰。王氏個人創見亦多，尤其是《地理》《律歷》《天文》等志，注釋極爲精博，貢獻更大。自郭嵩燾以下至王先慎，共二十家進行參校，費三十年之力始成此書。出版之後，被視爲《漢書》校注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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