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游戏1950年
物理游戏1950年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杨孝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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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孝述
出版社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出版时间1946-06
版次1
印刷时间1950-11
印次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上书时间201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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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孝述(1889-1974)字允中。松江县人，家住叶榭镇。松江府中学堂首届毕业生，考入清华大学学习，长于数、理、化诸学科。后又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于民国3年（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电工系。 次年，全国水利局在南京创办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孝述说：“ 我是中国人，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不计待遇多寡。”毅然辞去 美孚洋行的高薪职务，来校担任基础课的教授。当时尚无教材课本，教师大多采用英、美书籍，用英语讲授。杨孝述自编教材，用国语讲解，深入浅出，更受学生欢迎。注重实验，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凡有 质疑问难，必耐心解释。民国14年春，由教务主任升任河海工程 大学校长。 “五四”运动时，同情学生救国行动。河海学生 张闻天、 沈泽民等联合南京各大专学生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从事爱国反帝斗争，都给予支持。上海 “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学联举行罢课声援。 恽代英、 萧楚女等来南京，寄居于河海学生宿舍；晚间，他们向全校同学作形势报告，也得到支持。河海学生 严希纯、曹锐（早期中共党员）和恽、萧等积极组织并策动下关英商和记洋行工厂工人大罢工。英商向督军 孙传芳、省长 陈陶遗告密。孙传芳下令通缉。陈陶遗与杨孝述有旧，使其秘书 姚鹓雏密告，杨乃连夜通知严、曹等速即离宁。同时，召开校务会议，以严、曹二生“学业 不及格”，公布除名退学。次日，孙传芳派军警来校搜捕，扑了个空。 民国16年6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仿法国 大学区制，将原河海师生编入第四 中山大学工学院 土木工程系，杨被任为秘书长。因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愤而辞职。 民国18年2月，到上海担任 中国科学社 总干事。早在留美期间，为提倡科学，振兴中华，和好友 杨杏佛、竺可祯、 胡明复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又与 任鸿隽、 卢于道等努力发展社务，并取得美国退还 庚子赔款的资助，在上海成立总社，创办明复科学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先后创刊《 科学杂志》、《 科学画报》，兼任总编辑。 华罗庚的第一篇数学论文，经他推荐，发表在早期的 《科学杂志》上。 《科学画报》为国内第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科普期刊，拥有广大读者。抗战期间，又组织出版《土木工程丛书》、《电工技术丛书》等大量科技书刊。 解放后，被推选为上海 杨浦区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委、上海市电机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市科协委员、杨浦区人民代表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病逝于上海。
什么是“物理游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解析什么是“反物理”。例如《超级马里奥》，在空中跳起后还可以改变移动方向，这是违反物理规律的，就叫反物理；再例如《忍者龙剑传》，在跳到最高点后可以凌空再跳一次，即所谓二段跳，这也是反物理的。而“物理游戏”则是严格按照物理规律移动，体现重力、引力、反作用力、加速度等物理特性的游戏。事实上，如果一个动作游戏的物理引擎过于真实，那么娱乐性是会大打折扣的——一个100%真实的《街头霸王4》是不会有人喜欢玩的。
简单地说，“物理游戏”就是严格按照物理规律移动，体现重力、引力、反作用力、加速度等物理特性的游戏。利用物理引擎制作的 智力游戏，因为手感真实，通关方法多变而越来越受玩家欢迎。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初创时期
从1925年起执教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理科教员严幼芝先生，在教学时经常需要参阅一些图书资料，而在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或者价格十分昂贵，或者质量不佳。他目睹这种社会现象和自己的切身体会，遂产生为广大读者提供高质廉价图书的愿望。 1930年6月，经各方集资，严幼芝在上海尚文路龙门师范学校的旧址借两间小屋办起出版社，故取名龙门书局，自任经理，出版的第一批书是供上海交通大学教学用的70余种课本。经过一年多的摸索，龙门书局在图书质量提高的同时，营业额也直线上升，南京中央大学、杭州三江大学等以及不少外地读者也纷纷要求订货。由于龙门书局的资金、设备和印刷力量有限，那时只能承印预订的业务，没有条件自办出版发行，盈利不多。
1932年，严幼芝为了把业务再向前推进一步，同股东们商议，决定追加投资，将龙门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请郑通和先生为董事长。这时，书局从国外进口了一台石印机，增添了一些工人，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从此，既能承担预订图书的出版，也可以储存一些常用的科技课本以应付门市部销售，印数增加，成本也相应下降。那时北平、天津的一些大学前来订货的也不少，原有资金又不敷周转。经股东会商定，再次增资。
1934年，严幼芝为了进一步提高印刷工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决定自费出国深造。行前将书局和印刷厂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以保持印刷、出版和发行业务的正常进行。严幼芝去英、德两国留学三年多，先在英国曼彻斯特科学技术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学习数理化和冶金学，1936年转到德国莱比锡印刷学院专攻印刷技术。
1937年春，严幼芝在国外从报刊的字里行间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年5月初他即赶回祖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八一三”日寇又疯狂进攻上海，狂轰滥炸，龙门印刷厂遭殃被毁，化为瓦砾。上海沦陷后，龙门书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收拾残烬，邀请回到乡下的工人重新来到上海，购买一些破烂的石印机器加以修理，在租界内租用临时厂房，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生产。龙门书局在创始阶段的七年中，出书近千种，较好地满足了各校教学的基本需要。
联合发展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占上海，人们惶恐不安，出版业异常萧条，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利润遽然下降，时有发生危机的可能。为了维持较高的利润，经严幼芝发起，组织八 家出版社联合经营，立即得到同业的赞同，决定共同集资，在人们称之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成立龙门联合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原龙门书局占股份32%。它由股份较多的六家负责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严幼芝被聘任为总经理。
起初，龙门联合书局的发行业务由一家杂志社上海分社承包，1938年收回自办，并由严幼芝等负责组成总管理处，自建印刷厂，设立总发行所和支店专柜。同时，在北平和天津也设立了分店。从此，龙门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跻身于中国书业界。
龙门联合书局在经营管理方面一向精兵简政，精打细算，注意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当时总管理处设于一幢三开间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屋内。总经理室在楼上，秘书、会计、出版、总务等部门在其周围，随时为总经理传递信息、提供资料和处理日常工作，总共不过十几人；楼下是书库和批发部，才六名职工。
龙门联合书局虽然并不大，但出书品种很多，而流动资金有限，时有捉襟见肘之虞。久而久之，流动资金周转迅速成了龙门经营管理上最突出的特点。它对原材料的周转期限，成品、半成品的库存时间均有很高的要求。在生产流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发生了重大故障，都可能影响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转，甚至出现危机。所以经过不断总结经验规定了严格的供求对路、以销定产的出书原则。书稿大多由使用该书的大专院校提供或推荐，需要什么出什么，需要多少印多少。对于畅销书和大部头书，龙门设立了好几个毛本栈房。存储毛本，有利无弊，既能减少积压资金，又能随时装订成书。同时对装订规格，可以根据销售情况任意改变，比较机动灵活。
龙门联合书局董事会中的主要成员来自教育界。他们懂得人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比较能关心职工和善于用人。在职工队伍中，大多是青年，练习生经常占全员名额的三分之一，他们学习努力，工作积极。这样既节省开支，又培养了一批适应龙门需要的人材。
龙门业务的迅速发展往往受资金短绌的限制。为了扩大再生产，1942年起，年终盈利就很少发放股东的股息（8厘）和红利，而采取升股的办法（龙门股东以学界居多，入股不只是谋利）；对职工的年终分红也常以股票代金（职工得到股票后，很容易按票面值转让），借以增加流动资金。
转折时期
1945年秋，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版行业进入激烈竞争阶段。为了谋求发展，龙门联合书局决定组建科技图书编辑室，以适应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其科技图书的选题一般是经人推 荐，初步认可后，即与在上海平素关系较密的几所主要大学的教授或一些厂矿单位的专家交换意见，对社会需求、读者对象，做到心中有数。选题确定以后，物色著译者或约请推荐人撰写，签订约稿合同，在合同上还标明版税率，一般为定价的10－12%，每季度根据销售量结付一次版税。龙门的编译人员完成本单位交办的翻译书稿则不付给版税或稿酬。图书的印数和定价也是由严幼芝和程克猷酌定，编辑人员很少过问。从帐面上反映，一本书的印制成本约占定价的30－35%。
龙门的专职编辑人员甚少，主要聘用特约编辑，机动灵活，按件致酬，节省开支，同时采用编校合一的办法，由编辑与出版人员共同兼顾图书的设计、校对（如系翻译稿，每个校次都必须对照原文），由于分工粗略，却培养了一些出版工作的多面手。
在科技图书出版业务发展的同时，龙门约请了23位大学教授、工程界知名专家组成一个工程图书审核委员会，作为编辑出版业务的咨询机构，对龙门出版工程方面的图书发挥了一定作用。龙门由于出书目的和读者对象比较明确，各类图书出版后颇受学界欢迎。在科技图书编辑室成立以后的两年中，陆续出版了编著和翻译的科技图书近200种，其中不少成为大专院校和高中的课本或参考书。如：《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上下册）（严济慈）；《材料力学》（季文美）；《机械制图》（沈正功）；《电工原理》（张钟俊）；《燃气轮机》（陈学俊）；《实用机构工程手册》（柴志明）等。这些书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的书曾多次重印，直至解放后仍有读者。
龙门联合书局早期出版的科技图书，在印刷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书稿经编辑室主任审阅后发排，送交自设的小排字房。排字房除了铅字架外，只有一、两部脚踏印刷机。起初只有两名排字工人和一名学徒，后来又增加一名排字工人。稿子排出，至少送校三次，由编辑人员校对，态度极其认真，出书绝少发现书中有排印差错。校改完毕后，即在脚踏印刷机上打印清样，清样用道林纸，再送编辑室。印刷时，仍在自己印刷厂采用石印方法印刷，不送外厂。这样做为的是充分利用自身现有条件又免受别人制约。随着科技图书的出版量不断增长，起初有些小厂来承接图书的排印装任务，不久龙门与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艺文印刷厂等签订了长期合同，这才真正走上了铅印出版的大道。那时一般图书的印数3000册左右，上万的很少。
新的时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龙门联合书局领导层意识到科技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必有其广阔的发展前途，希冀大展宏图。鉴于早已解放的东北地区有不少大专院校、工矿企业，对于科 技图书有殷切需求，遂于1949年8月派人前往沈阳设立分店。由于当地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和一些小书店均不销售科技图书，龙门沈阳分店成了独家经营，零售兼批发，生意兴隆，尤其逢年过节，门市九折优惠读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沈阳分店几乎包揽了龙门版图书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龙门又派人去西安等地开设分店，扩大发行业务。
自1950年起，北京、汉口等分店为扩大营业额，方便图书馆、科研单位和广大读者选购各类科技图书，除销售龙门版图书外，还经销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图书，深受读者欢迎。据统计，北京分店有一个月经销外版书的销货额竟高达销货总额的70%。
1953年龙门联合书局为适应科技图书的编辑出版业务大幅度增长，加强了编校力量，并改善了工作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龙门又吸收了一批职工，分布于各个部门。过去龙门联合书局的出版物基本上都是通过自己的发行网进行的，出版者与读者直接见面，易于交流供求信息。解放以后，龙门的出版物交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发行，部分仍由自设的门市部销售。为了进一步扩大发行，1951年8月龙门联合书局与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亚书店等十三家出版单位组织了一个联合发行机构――中国科技联合发行所（简称科技联），严幼芝为主任委员。龙门和以上几家的各地门市部都成为科技联的门市部，并在其它不少城市设立代销处，其发行网点几乎遍及中国。
“五反”运动中，科技联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被认为在中国设立发行网是与国营的新华书店、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相抗衡，运动以后即告解散。龙门除了保留上海、北京两地的门市部外，各地分店也陆续撤销，其发行业务交由新华书店办理。
从1950年起，为响应党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严幼芝多次奔走于京沪之间，在出版科技图书方面，根据龙门原来基础，按照第一届中国出版会议确定的在业务上逐步走向专业化的精神，经出版总署安排，与高等教育部建立联系，接受高教部下达的苏联科技教科书的编译出版任务。当时龙门的编辑人员大多不懂俄文，于是突击学习。由于龙门采用编校合一制，这些高教课本编辑加工后，根据各人的业务水平分工承担三个校次中的初校（一般工序）、二校（关键工序）、三校（把关工序）。任何一个校次都必须认真对照原文，要求严格。由于人少任务重，资金匮乏，往往出现一部书稿分几批发排的情况，几个校次采取流水作业，同时进行，工作相当紧张。龙门还承接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加工定货任务，总生产量逐年有大幅度上升。仅以历年图书的用纸情况为例：如将1949年用纸量作为100，1950年为385，1951年为1073，1952年虽经“三反”、“五反”运动，仍为599，1953年为1679。
与此同时，龙门图书的发行情况，连年也有大幅度上升，以1949年发行金额530037769元为100，1953年已达5728。销货增长，开支相对下降，1949年开支占发行金额的27.24%,1953年下降为14.23%。
诞生时期
中国科学院鉴于出版工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1949年11月1日成立之日，即在科学院机关设立编译出版局（后改称编译局），主持出版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 第一个科技编译出版机构。当时编译局以出版中国科学院和各自然科学学会主编的学术刊物、中国学者的科研专著和翻译出版国外的优秀科学著作、组织编订自然科学名词为主要任务，同时还接受出版总署委托，承担对商务印书馆和龙门联合书局提出的科技书稿审查任务，并且向各大学、科研机构征集选题和书稿，再向商务、龙门推荐，因此早与龙门联合书局有着业务关系。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认为有必要加强出版工作，乃于1954年2月成立编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并规划全院的出版工作，确定编译局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于编译局不是一个独立对外的出版单位，在广泛开展组稿活动方面亦受到局限。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加强编辑出版力量成立自己的出版社，才能使编译局从繁重的出版业务工作中摆脱出来。
当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兴未艾，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提出了同私营出版业中经验丰富、作风正派的出版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的方案，借以弥补科学院的人力不足，也可以为国家改造一部分私营出版企业。这样，在出版总署主持下实现了关于龙门实行公私合营问题的会谈。经过两次十分顺利的会谈后，发表了《会谈纪要》。出版总署于1954年5月26日正式批复龙门联合书局，批文称：你局原已有若干公股，并早已为国家担任加工订货任务，事实上已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目前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条件业已成熟，我署同意你局公私合营，并决定改组为科学出版社。
龙门联合书局从1950年4月起经过多次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至此终于成为我国较早实行公私合营的出版单位之一。1954年7月，筹备工作宣告结束。这时，中国科学院指派著名古生物学家、前编译局局长杨钟健为科学出版社董事长，龙门联合书局推任原龙门董事长沈溯明为科学出版社副董事长。7月27日召开了科学出版社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由正、副董事长轮流主持，听取周太玄、严幼芝分别作的科学出版社筹备工作经过的报告。最后一致同意：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日期定为8月1日，并提前于7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7月29日下午，举行科学出版社成立大会，上级机关和各方来宾数十位莅临庆贺。大会由科学院办公厅严希纯处长主持。科学院编译局周太玄局长致词，他详细报告了科学出版社的筹建经过，阐明了会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等。最后，严希纯正式宣布科学出版社董事会和主要负责人名单。
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赵仲池，经理严幼芝，副经理于强。同时宣布科学院编译局的大部分编辑出版部门并入出版社。编译局作为科学院领导出版社的建制仍然保留，周太玄任局长，赵仲池任副局长，名词室仍隶属于编译局。
改革开放
为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科学出版社全体干部职工以极大的热情，根据“侧重基础、侧重提高、兼顾普及”的出版方针，为科研服务以出版科学成果为主，以平均年出书500种、期刊140余种的速度出版了大量专著、论文集、基本资料和高新技术等方面 的图书和期刊，积极推动科技出版工作的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展，先后与德国施普林格等40余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出版了《配位场理论方法》、《中国自然地理》、《工程控制论》、《值分布论及其新研究》、《中国土壤》等一大批优秀科技书刊，自1982年以来先后有200余种图书在国家或省部级以上的评奖中获奖，在历届优秀科技图书评奖和科技期刊评奖中始终名列前茅。
1984年和1992年为适应科学出版事业的发展，中科院和新闻出版署先后批准出版社出版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并继恢复上海办事处之后，又相继设立了广州、长春、沈阳编辑室和武汉办事处。
1985年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办公室挂靠科学出版社。并先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和中科院的办院方针，经中科院批准制定了科学出版社工作指导方针与任务和《科学出版社三年工作规划要点》（1988—1990），以及《科学出版社八五发展规划纲要》。
1985年科学出版社被批准为事业单位，1987年中科院批复同意我社确定的三年经营目标，1990年为支持优秀科技书刊的出版，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科学出版基金，由中国科学院每年从科学事业费中拨付基金专款300万元。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科学出版社，接受出版基金资助的出版物统一安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得以出版。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段时间的工作主要是使科学出版社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从内向型向国际型和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同时提出“以书养书、以外补内、以副补主”的工作策略，以逐步增强自我发展的实力和能力。先后在香港、纽约和莫斯科设立了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纽约分公司以及莫斯科金狮等合资或独资公司。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优化选题加强经营，减少亏损等措施。
1993年8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恢复“龙门书局”，主要出版文化、教育、科普类图书。同年10月我社与其他14家出版社一起成为首批获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表彰的“全国优秀图书出版单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在历届全国优秀科技书刊的评奖和首届国家图书奖的评奖中，科学出版社始终名列前茅，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是，科学出版社的亏损日趋严重，压力愈来愈大，至1994年期刊出版的亏损已近400万元。加快改革进程，走企业化道路，尽快走出一条双效益道路已成当务之急，并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的生死存亡。
1993年5月社党政联席会通过了《科学出版社改革总体方案》。在此基础上于1995年1月又通过了《科学出版社转换机制推进结构性调整的实施意见》。1995年7月经院批准《中国科学》杂志社成立。1996年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成立期刊中心，实行全成本核算，对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实行二级独立核算，对行政干部实行聘任制，对专业技术职务实行“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在全社推行目标管理和综合指标的考核，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努力，明确了科学出版社的定位和发展，并将其归纳为坚持“两为”方针，一个目标，两个传统，三个服务，四个特色和五项措施。
走向辉煌
20世纪90年代是充满诗意的年代，充满青春的年代，也是充满挑战的年代，充满深化改革的年代。走过40年创业、发展和壮大的科学出版社，在新一届智慧创新型社领导的带领下，又迈上了创造辉煌的旅程。在1995~2004年的10年征程中，科学出版社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痛苦过程，经历了艰难的“爬坡”、“上台阶”和“双突破”的难忘战斗，经历了多少次大展宏图的谋略、策划与规划，经历了许多日日夜夜的拼搏与奋进，朝着既定目标向前，终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走向辉煌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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