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彩色图片1968年
农业学大寨彩色图片1968年
￥ 4880 八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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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如图
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8-07
版次1
印刷时间1968-07
印次1
装帧软精装
上书时间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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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2]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宋立英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
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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