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阉奴与政制 978756754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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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讲疏;(美)潘戈(Thomas L.Pangle) 整理;黄涛 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49944
出版时间2016-08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138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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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
潘戈，美国当代有名政治哲学、法哲学家。美国德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学院教授、杰斐逊古典文献研修中心主任、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施特劳斯学派东岸领军人物之一、加拿大皇家学院终身成员、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学会海森堡纪念讲席客座教授。
黄涛，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译有《黑格尔的伦理思想》、《费希特、康德论权利、自由与法律》、《<政治学>疏证》、《实践理性批判通释》、《康德的权利体系》（合译）、《卢梭的政治哲学》（合译）等。
目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波斯人信札》讲疏”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英文编者说明
英文编者导言（潘戈）
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内容摘要
本书基于施特劳斯于1966年开设的孟德斯鸠课程中对《波斯人信札》的疏解。施特劳斯将《波斯人信札》共161封信分为七个部分，并针对每个部分的每一封信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施特劳斯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波斯人信札》中的基本论题和《论法的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论法的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精彩内容
“《波斯人信札》讲疏”中译本说明
1965年冬至1966年春，施特劳斯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孟德斯鸠研读课，讲疏《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全部课程共三十三讲，个部分是《论法的精神》讲疏(共二十六讲)，第二个部分是《波斯人信札》讲疏(共七讲)，按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超过60万字，篇幅很大。为阅读方便，我们将《波斯人信札》讲疏单独刊行(文中方括号中的页码仍然是原整理稿中的页码)。因此，本稿中的讲到第七讲，对应的是1966年春季课程的第十讲到第十六讲。
以小说方式探究重大政治问题，是西方文史的传统手法。因此，《波斯人信札》不仅是西方文学目前的名著，也在西方政治思想目前占有重要位置。在这部小说中，孟德斯鸠假托两位波斯人离开祖国出游欧洲后写的书信以及他们与各色人等的通信，曲折地表达了启蒙思想的基本诉求。两位主人公之一郁斯贝斯在离开祖国前往欧洲的途中写信给朋友说：
由于渴望增长知识，我跟里加离乡背井，抛弃平静生活的温馨，辛辛苦苦出来寻求智慧，在波斯人中，我们可能是头两个。我们诞生于繁荣的王国，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王国的边界并不就是我们知识的极限，不应只用东方的智慧来启迪我们。
请告诉我别人怎么议论我们的出游，不要光说好听的。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赞同。……(封信)
小说人物当然是虚构，但作家编故事往往会有现实原型。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有些惊讶的是：代表东方文明的波斯人郁斯贝斯的原型竟然是个名叫黄嘉略的中国人。此人出生富裕家庭，喜欢游历，23岁那年(1702)结识了来华传教的利昂纳神父，随他航行8个月后到达巴黎，从此定居下来。黄嘉略在巴黎学习法语，十年后还结了婚——想必娶了个巴黎姑娘。黄嘉略后来进了王室图书馆当翻译，因为，十多年前(1697)，白晋神父从远东带了一批中文图书回去，收藏在王室图书馆。孟德斯鸠20多岁时到巴黎游学，多次到王室图书馆找黄嘉略攀谈，了解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方方面面——还在黄嘉略的指引下进一步阅读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
也许由于水土不服，黄嘉略年仅37岁(1716)就去世了——这让我们难免想到《波斯人信札》中与黄嘉略相关的另一个“八卦”。小说中的另一个游历欧洲的波斯人里加在信中写道：
巴黎的居民好奇到荒诞的地步。我初到巴黎时，被视为天外来客：男女老幼无不以先睹为快。我一出门，所有的人都趴在窗户上看我……我去看戏，立刻就发现千百把长柄眼镜对着我……如此的殊荣不免成为一个负担。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如此稀奇、如此罕见的人，而且虽然我自视甚高，但我万万没料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大城市居然被我闹得鸡犬不宁。于是我决定脱下波斯装，穿上欧洲服，看看我改装后的面貌究竟还有没有什么令人赞赏的东西。这一试验使我认识到我的真正价值……我一下子落到可怕的毫无价值的境地……(第30封信)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12年，据史家记载，黄嘉略正是在这年年底脱下中国文人长褂，换上了西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没过几年就去世了：毕竟，他发现，脱下中式文人服后，自己在欧洲什么都不是……
从封信来看，黄嘉略不正是因为不以东方的智慧为世上专享的智慧才去欧洲游历的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黄嘉略是有福之人，令人羡艳。毕竟，早在18世纪的开纪第二年，他就幸运地移民巴黎。他为何死得那么早、那么年轻，迄今还是个谜。在笔者看来，黄嘉略初到欧洲时很有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欧洲一如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变革：商业化文明将让人的自然欲望成为人的自然权利，古老的德性将变得一钱不值。十多年后，当黄嘉略明白这一点时，他就身患不治了。得出这样的推测的凭据是，《波斯人信札》讲的正是黄嘉略看到的当时欧洲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
如果我们在阅读《波斯人信札》时把无论郁斯贝斯还是里加的信都读作黄嘉略写给国内同胞的信，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更为切身，也因此而更有收获——何况还有施特劳斯这位洞悉幽微的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读。毕竟，郁斯贝斯走出国门游历欧洲尤其巴黎之后，与我们中的不少人一样，他最终变成了启蒙分子，甚至可以代替孟德斯鸠说话了。
这部讲课记录稿的中译篇名，是我们根据潘戈教授的“编者导言”所拟，仅为了标题的方便，未必恰切。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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