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侠五义(全2册)/俞樾全集

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至八年（一八八二）的短短四年間，俞樾的髮妻姚夫人、長子紹萊和次女綉孫相繼過世。接二連三的打擊，使得年届花甲的曲園老人‘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右台仙館筆記》）。他幾乎完全放棄了經學研究，以閲讀通俗小説和‘雜記平時所見所聞，以銷暇日’（同上）。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其好友、時任工部尚書的潘祖蔭因丁父憂回老家吳縣（今江蘇蘇州）居喪，因居所與俞樾‘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俞樾《重編〈七俠五義傳〉序》）。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字伯寅，號少棠、鄭盦，吳縣人，大學士潘世恩之孫。潘本身就是藏書家，遍讀天下之書，他見俞樾愛讀小説，但又覺得‘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即院本、傳奇、平話、小説、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同上），便推薦了當下北方甚是流行的白話小説——《三俠五義》。
一
《三俠五義》，又名《忠烈俠義傳》，一百二十回，署名石玉昆述。
石玉昆是著名的説書藝人。關於其生平，李家瑞在《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説到〈三俠五義〉》（《文學季刊》,一九三四年卷十二期）中介紹道: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因爲他久在北京賣唱，所以有人誤爲是北京人。咸豐、同治時候嘗以唱單弦轟動一時（以上據《非厂筆記》）。他嘗在一個關閉多年的雜耍館裏唱《包公案》，聽衆每過千人。石玉昆作爲説書藝人，尤其是其説唱《包公案》，在當時可謂是現象級的存在，並開創了自己的藝術流派石派書，又稱石韻書。但是石玉昆是否字振之向來存疑，而據阿英、于盛庭等的考證，石玉昆的全盛時期應該在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前後。
《三俠五義》的整個情節架構，即‘包公案 三俠五義’，應該説幾乎是由石玉昆獨立創作完成的。關於這一點，胡適在亞東圖書館標點本《三俠五義》序中概括得很中肯:……有因襲的部分，有創造的部分。大概寫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寫各位俠客義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創造的。當然，小説《三俠五義》的形成較爲複雜，大致經歷了唱本《龍圖公案》—小説《龍圖耳録》—小説《三俠五義》三個階段。
唱本《龍圖公案》，據苗懷明《〈三俠五義〉成書新考》考證，‘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石派書，或稱石韻書，它是石玉昆所創的一派説唱書詞;另一種是鼓詞，指非石玉昆一派的説唱書詞。兩種説唱本《龍圖公案》之間有較大的差别，需要加以辨析’（《明清小説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後者‘鼓詞’自然和後來的小説《三俠五義》關係不大，而石派書的《三俠五義》雖然也不是石玉昆的説唱記録本，而是其弟子或其他藝人的説唱記録本，但確是小説《三俠五義》的藍本。
從説唱本《龍圖公案》到章回體《龍圖耳録》（一百二十回）,是《三俠五義》小説形成的重要一環。其成書過程，孫楷第在《中國通俗小説書目》中認爲:余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書人自記一行云:‘此書於此畢矣。惜乎後文未能聽記。’知此書乃聽《龍圖公案》時筆受之本。聽而録之，故曰《龍圖耳録》。刊本《忠烈俠義傳》即從此本出。《忠烈俠義傳》題石玉昆述，蓋此本所録即石玉昆所説者。……玉昆説唱《龍圖公案》，今猶有傳抄足本，唱詞甚多。此耳録全書盡是白文，無唱詞，蓋記録時略之。而崇彝在《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説得更加詳細，甚至點到了其中的兩個記録者:因此書（按，即《龍圖耳録》）無底本，當年故舊數友有祥樂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聽評書，歸而彼此互記，因湊成此書。其中人物，各有贊語。今本無。多趣語，諧而雅。祥樂亭，不詳何人;文冶庵，即文良，是《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的兄弟行，京城著名的藏書家。這些記録者對説唱本《龍圖公案》的加工，主要是删除了原唱本中的累贅廢話、唱詞、部分贊語（只保留了人物贊語，但後來在傳抄中又被删去了），還包括一些‘異端邪説之事’（見《龍圖耳録》卷首），但保留了原唱本中的‘趣語’，使得小説既詼諧有趣，又不失文雅。至於原唱本中的情節故事，據李家瑞先生對比，‘可知道《龍圖耳録》於石氏唱本所有事蹟之事，毫無增添，不過把許多廢話，斟酌删除就是了’（《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説到〈三俠五義〉》）。從這一點上來説，《龍圖耳録》署名‘石玉昆述’是應該的。但是，那幾個抄録者包括後來的整理者所做的文字增删潤色工作和編輯工作是功不可没的，畢竟《龍圖耳録》是一本有統一的結構、情節、批注及對仗工整的回目的完整的長篇小説。
從《龍圖耳録》到後的《三俠五義》定型，的功臣應該就是該書前三篇《序》的作者問竹主人、入迷道人和退思主人。三人互爲好友。從三篇序中，我們大致能梳理出《三俠五義》的修改編訂及刊印的過程:
首先是問竹主人，他認爲《龍圖公案》（按，事實上《忠烈俠義傳》是在光緒七年抄本《龍圖耳録》的基礎上編訂的）‘雖是傳奇志異，難免怪力亂神’，因此‘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删去邪説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贊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義鬟，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隨後入迷道人於‘辛未（按，即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春，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愛不釋手’，‘是以草録一部而珍藏之。乙亥（按，即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司榷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閲，另録成編，訂為四函，年餘始獲告成’。而退思主人‘素性喜聞説鬼，雅愛搜神，每遇志異各卷，莫不快心而流覽焉。戊寅（按，即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冬，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之寫本，知爲友人問竹主人互相參合删定，匯而成卷。攜歸卒讀，愛不釋手。緣商兩友，就付聚珍板，以供同好’。也就是説，問竹主人、入迷道人是主要的修訂者，而退思主人則鼓動兩位好友，將編訂好的《忠烈俠義傳》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交由北京聚珍堂書坊以活字本刊印出版。而後來的翻印者自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起改名《三俠五義》。
相比《龍圖耳録》對《龍圖公案》的修訂，《忠烈俠義傳》的修訂工作量要小不少:‘改書名為《忠烈俠義傳》;將《龍圖耳録》卷首的説明擴充單列為序，又增加了兩篇新序;撰寫書後《小五義》的内容預告;删去原書中的批注文字；對原書進行增删潤飾。’（苗懷明《〈三俠五義〉成書新考》）‘同《龍圖耳録》相比，《三俠五義》約減少了十幾萬字，但全書情節更緊湊，語言更精練，因此也更具可讀性。’（同上）無論從文字的修訂上來看，還是從日後書的銷量和影響力來看，小説《三俠五義》都是非常成功的。
二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俞樾這裏。
已经翻閲過不少通俗小説的俞樾意外地被《三俠五義》所吸引，幾乎是一口氣讀完，深感老友潘祖蔭所言不虚:及閲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豪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説‘武松打店’，初到店内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聲。閒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説;如此平話小説，方算得天地閒另是一種筆墨。乃嘆鄭盦尚書欣賞之不虚也。（《重編〈七俠五義傳〉序》）然而，贊歎之餘，可能許久未寫考據文章了，身爲樸學大師的俞樾不禁一時技癢，對小説的回做起了考證，發現‘惟其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經’，認爲是‘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黄車使者之録’。大師的眼裏是揉不得砂子的，於是俞樾對《三俠五義》進行了‘三大一小’的改訂。
大改動是書名。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葉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百回中盛稱其‘從游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重編〈七俠五義傳〉序》）這就是現在的書名《七俠五義》的由來。
第二大改動是重寫小説的回。因爲覺得回‘殊涉不經’，‘余因爲别撰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説;改頭换面，耳目一新’（《重編〈七俠五義傳〉序》）。俞樾的這種做法，看似是出於樸學大師的一種本能，然而細究下來，對於回的改動，並非他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蓄謀已久’。俞樾之前一直特别留心《宋史》及筆記野史中包公的事跡，並多有考證文章，散見於他的筆記中。如回中關於李宸妃的考證，見《小浮梅閒話》;而關於八大王的叙述，幾乎就是《茶香室叢鈔》卷二‘八大王’條的改寫。而《茶香室叢鈔》中卷三‘包順’條、卷四‘包孝肅公子婦崔氏’條，《茶香室三鈔》中卷二十三‘張清風’條，《茶香室四鈔》中卷二十‘包孝肅爲東岳速報司’條等，都是與包公的事跡有關。正是由於俞樾‘有備而來’，才出現了中國古代小説史上空前絶後地由一位知名大儒改寫通俗小説一整回的壯舉。而對於在當時地位還十分低下的通俗小説來説，可以算得上是一種‘無尚的榮耀’。
不過，通俗小説本來就和正史不是一路，甚至連野史都算不上，涉及怪力亂神是再正常不過了。所以俞樾的‘改頭换面’固然是讓人‘耳目一新’，但多多少少透著老學究的執念。所以，對於這樣的改寫，後人也是褒貶不一。如魯迅就頗不以爲然，認爲俞樾‘既愛臆造之談,又不忘考據之習’（《小説史大略》）,以爲‘此老實在可謂多此一舉’（見《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並建議胡適，如果以後重印《三俠五義》,須用原本,而將俞樾改寫的首回附在後面。
第三大改動是將小説的主人公之一顔查散改名爲顔昚敏，理由是‘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麴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昚敏”之訛。“昚”，爲古文“慎”字，以“昚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重編〈七俠五義傳〉序》）。這也是典型的經學家的做法。
至於‘小’改訂，就是對原小説字句的修改。在這一方面，俞樾並不十分用力，他認爲‘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累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因此只對《三俠五義》（以下引文以活字本《忠烈俠義傳》爲底本）中個别不當的字詞和不通順或前後文意矛盾的句子作了修改。例如:……纔將傢伙找著廚房送去。（《三俠五義》第三回）俞樾改爲:‘……纔將廚房找著，傢伙送去。’用手抽籤，分付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傍不容分説，將張老打了十板。（《三俠五義》第五回）俞樾改爲:‘用手抽籤，分付將他重責十板，以戒下次。兩傍不容分説，將張老打了十板。’從上下文的語義來説，修改後更爲通順。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三俠五義》第九回）俞樾改爲:‘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聖上道:“再賞卿御札三道，誰敢不服!”包公謝恩，領旨出朝。’加入了對話，使得情節更爲生動。他用筆畫成三把鍘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鍘’字，看包公有何話説。（《三俠五義》第九回）俞樾改爲:‘他用筆畫成三把鍘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鍘”字，“三道”做“三刀”，看包公有何話説。’加入了‘“三道”做“三刀”’，將關鍵情節交代得更加縝密。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惟聞得樂聲細氣，已知是寇宫人顯魂。（《三俠五義》第十九回）‘惟聞得樂聲細氣’（按，‘樂’當是‘柔’字之訛）一句，俞樾可能覺得不合邏輯，故直接删去了。那個便將驢子按在地上，用刀一晃，道:‘我且問你，棺木内死的是誰?’驢子道:‘是我家小姐，可是吊死的?’（《三俠五義》第三十七回）從上下文來看，驢子知道小姐是吊死的，他不可能説:‘可是吊死的?’所以俞樾改爲:‘是我家小姐，昨日吊死的。’盧方道:‘再無别説，只好劣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一來懇求相爺在聖駕前保奏，二來當與南俠陪個禮兒，庶乎事有可援。’（《三俠五義》第四十六回）‘庶乎事有可援’句，俞樾可能覺得這樣文縐縐的話不應該從盧方嘴裏説出，所以改爲‘也就没事了’。這時蔣平誆了藥，回轉開封府，已有五鼓之半，連忙將藥研好，一半灌將下去。（《三俠五義》第四十六回）‘一半灌將下去’，俞樾可能覺得另一半藥没了着落，所以改爲‘一丸灌將下去’。（吳曉玲藏抄本《忠烈俠義傳》則作‘一半敷傷口，一半灌將下去’，也使得另一半藥有了着落。）
至於大段的改寫，除了回以外，全書似乎只有一處。第二十二回，《三俠五義》有這麽一大段:……（龐吉）不由的面目更色，雙膝跪倒，惟有俯首伏罪而已。聖上痛加申飭，念他是椒房之戚，著從寬罰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龐賊遵旨，不敢違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包公亦知他是國戚，皇上眷顧，而且又將他罰俸，也就罷了。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才化為烏有。二人重新又謝了恩。大家朝散，天子還宮。 
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内閣料理這幾日公事。只見聖上親派内輔出來宣旨道:‘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聞聽，即隨内輔進内，來至修文殿，朝了聖駕。天子賜座。包公謝恩。天子便問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勝鬱悶。今日見了卿家，方覺暢然。’包公奏道:‘臣猝然遘疾，有勞聖慮，臣何以克當。’天子又問道:‘卿參招上義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個俠士，臣屢蒙此人救護。’便説:‘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遇凶僧陷害，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後來奉旨陳州放賑，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也是此人;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也是此人。’天子聞聽，龍顏大悅，道:‘如此説來，此人不獨與卿有恩，他的武藝竟是超群的了。’包公奏道:‘若論展昭武藝，他有三絕:，劍法精奧;第二，袖箭百發百中;第三，他的縱躍法，真有飛簷走壁之能。’天子聽至此，不覺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要選武藝超群的，未得其人。今聽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可現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現在臣的衙内。’天子道:‘既如此，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朕親往耀武樓試藝。’ 
包公遵旨，叩辭聖駕，出了修文殿，又來到内閣。料理官事已畢，乘轎回至開封，至公堂落轎，複將官事料理一番。退堂，進了書房。包興遞茶。包公叫:‘請展爺。’不多時，展爺來到書房。包公……俞樾將此縮寫爲一小段:那知全是自家私事，如何能讀。只是‘’的磕頭，頭皮磕破，流出血來。天子終是仁慈，便降旨道:‘龐吉應治罪，姑念舊人，革職留任。義民展昭，著包拯帶領，引見於耀武樓，考較武藝，候朕施恩。’
包公謝恩回署，請展爺到書房……既然是大家出手，書商自然聞風而動，俞樾改訂版的《七俠五義》很快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由上海廣百宋齋以鉛排石印的形式出版，題名《繡像七俠五義》，署‘舊題石玉昆述曲園居士重編’（見每卷卷首），罕見地署以實名。如此一來，《七俠五義》很快先在南方流行開來，完全替代了《三俠五義》，並日漸佔據北方的小説市場，以致胡適在一九二五年爲亞東圖書館出版標點本《三俠五義》所作的序中，不無擔憂地説道:‘《七俠五義》本盛行于南方,近年來《三俠五義》舊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俠五義》已漸漸侵入京津的書坊,將來怕連北方的人也會不知道《三俠五義》這部書了。’而有趣的是，這本標點本《三俠五義》的標點整理者，正是俞樾的曾孫——俞平伯。
曲園先生改訂的《七俠五義》與《三俠五義》孰優孰劣，前人後人可謂見仁見智，故無需蓋棺定論。但是，作爲一代經學大師，積極參與一本通俗小説的改寫和修訂，這樣的行爲在中國文學史上無論如何都算得上是一種創舉，也是一段佳話。正如胡適在亞東圖書館標點本《三俠五義》的序中所言:‘曲園先生在學術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傳後；然而他以一代經學大師的資格來這樣贊賞一部平話小説，他的眼力總算是很可欽佩的了。’
三
此次《七俠五義》的標點整理，我們所用的底本（校記中簡稱‘底本’）爲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上海廣百宋齋鉛排石印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第四輯）。由於《七俠五義》回以後的文字基本沿用《三俠五義》（即《忠烈俠義傳》），所以我們將《三俠五義》作爲參校本。參校本選用了兩個本子:
一爲英國博物館藏光緒五年（1879）活字本《忠烈俠義傳》（收入中華書局《古本小説叢刊》第二十九輯，校記中簡稱‘活字本《忠烈俠義傳》’），此當爲《三俠五義》早的刊本。
一爲吳曉玲藏抄本《忠烈俠義傳》（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第三輯，校記中簡稱‘抄本《忠烈俠義傳》’）。之所以將此抄本也選作參校本，是因爲我們對校下來發現，

......

重編《七俠五義傳》序

往年潘鄭盦尚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即院本、傳奇、平話、小説，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尚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歸閲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盦之一盼乎?’及閲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豪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説‘武松打店’，初到店内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聲。閒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説;如此平話小説，方算得天地閒另是一種筆墨。乃歎鄭盦尚書欣賞之不虚也。惟其回叙述‘貍貓换太子’事，殊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黄車使者之録，余因爲别撰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説;改頭换面，耳目一新。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葉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百回中盛稱其‘從游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即將柳青、陸彬、魯英等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顔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麴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昚敏’之訛。‘昚’，爲古文‘慎’字，以‘昚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簫管中郎、衣冠優孟本無依據，何憚更張?奮筆便改，不必如聖歎之改《水滸傳》，處處託之古本也。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累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
光緒己丑七月既望，曲園居士俞樾書。

《七侠五义》系俞樾根据石玉昆《三侠五义》修改而成，共计一百二十回。小说前一部分叙述包拯的成长经历和断案故事，后一部分主要叙述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之间的“猫鼠之争”，以及清官率领众英雄打击襄阳王党羽的过程，塑造了众多生动、充满光彩的侠义英雄形象。

石玉昆是清代著名说书艺人，他善讲明代公案小说《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后将此重新整理，改成一百二十回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俞樾是晚清有影响的学者，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撰著颇丰，主要著述辑为《春在堂全书》，凡500卷。重编《三侠五义》为《七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

目録
前言一

出版説明
明清兩代，白話長篇小説的創作出現了繁榮興盛的局面。在衆多小説流派中，直至清朝中葉纔出現的俠義公案小説，無疑是極受普通民衆喜聞樂見也是流傳極廣的一支。
所謂俠義公案小説，實際上是俠義小説和公案小説合流的産物。俠義小説和公案小説是中國小説發展史上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别的流派。俠義小説的源頭可以上溯至司馬遷的《史記·遊俠列傳》和唐傳奇中大量俠客形象的文字。自唐代傳奇《昆侖奴》、《紅綫》、《聶隱娘》等作品之後，宋代的《江淮異人録》、明代的《劍俠傳》等均屬俠義小説作品。公案小説則可涵蓋宋元的‘説公案’話本和明代的白話公案小説，如《龍圖公案》、《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傳》等。俠義小説和公案小説的情節内容往往類似，其爲民除惡的思想傾向亦頗爲相近。所不同的是，俠義小説更多地描寫俠客們見義勇爲的氣概和出神入化的俠術，公案小説則較注重刻畫秉公斷案的清官形象。入清以後，俠義小説和公案小説漸趨合流。
俠義公案小説集俠義和公案於一體，内容大都爲一名清官大吏在衆位豪俠之士的輔佐下審案折獄，除惡懲强。其主要思想傾向是‘極贊忠烈之臣、俠義之士’（問竹主人《忠烈俠義傳序》）。其故事驚心動魄，情節跌宕起伏，故而新作一刊佈就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一版再版，各種續集也層出不窮。魯迅概括其特點爲‘爲市井細民寫心’。小説裏俠客和清官的鏟惡鋤奸都深深地打上了普通百姓期待政治清明、期待超强正義力量心理的烙印，從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民衆的心聲。俠義公案小説中*有代表性的是《七俠五義》、《小五義》、《施公案》和《彭公案》。
《七俠五義》係清代著名學者俞樾根據《三俠五義》稍作修改而成。而後者則脱胎於清代著名藝人石玉昆的説書。小説前一部分叙述包拯的成長經歷和斷案故事;後一部分主要寫御貓展昭和錦毛鼠白玉堂之間的‘貓鼠’之争，以及清官率領衆英雄打擊襄陽王黨羽的故事。《七俠五義》塑造了許多俠客的形象，如展昭的英武、歐陽春的老練等，尤其是白玉堂的任俠仗義、驕傲自負而又意氣用事，都不是概念化的英雄形象，刻畫得生動而有光彩。
此次印行《七俠五義》，用光緒十六年廣百宋齋刊本爲底本，校以上海廣益書局本，改正錯訛，以臻完善。